媒介融合背景下中國媒介規制變革對傳統廣電媒介的轉型發展價值

一、媒介融合背景下的媒介規制

第三次科技革命以來，計算機技術和數字化技術的普及和發展，催生了許多不同的媒介形態，不同媒介之間的壁壘開始變得模糊，“媒介融合”一詞應運而生。媒介融合的理念最早在麻省理工大學由尼葛洛龐帝提出，但他只是界定了其可能出現的情況，而并未對這個東西給出概念化的界定。美國馬塞諸塞州理工大學教授I·浦爾第一次以概念化的形態界定“媒介融合”，他認為，媒介融合就是指各種媒介呈現出多功能一體化的發展趨勢。其后，這一名詞的涵義引起學界討論，但都沒有得出統一的界定形式，在這些不同的言論界定中，唯一相同的就是對于“媒介一體化”的認可和詮釋。

媒介的傳統規制形式往往是以其自身的技術平臺來區分的，廣播電視歸屬于廣播電視局，新媒體則有信產部負責管理。隨著技術的高速發展，導致媒體功能的交叉，不同技術平臺之間的壁壘被模糊甚至打碎，這是實現“媒介一體化”的必由之路。①但是基于原有平臺的傳統規制形式出現規制失效、標準重合等問題，媒介融合也必然在內容、平臺及形式受到阻礙和困擾。正如Winseck所指出的，②媒介融合開始于數字化之前，并且作為歷史發展的長久趨勢，但是媒介私有化的制度以及政府規制等種種限制阻礙了其進程。媒體分立時期所形成的傳媒規制和政策架構，也已經成為阻礙媒介融合的最主要的障礙之一。

其實不僅局限于媒介規制對于媒介融合的阻礙，兩者存在一定程度上的相互作用，“從科技的發展到媒介規制的變革存在一定的時間差。但是從規制為變革提供構架而言，它是媒介融合出現的一個關鍵因素?！雹勖浇槿诤系陌l展催促著媒介規制的變革，而不斷完善的媒介規制則為媒介融合提供進一步發展的架構和指導。美國通過《1996年電信法案》( Telecommunications Act of 1996) 開啟了不同媒介領域的相互滲透，2000年7月, 歐洲委員 會采納了歐盟執委會資訊署的融合立法提案,并于2002年由歐洲理事會批準為電子通信和服務的管制框架。2003年初，新加坡政府把原來的廣播管理局(Singapore Broadcasting Authority)、電影和出版局(Films and Publications Department)和電影委員會( Singapore Film Commission)合并起來，成立了統一的管理機構傳媒發展局（MDA）。④各國在媒介規制上的積極變革和調整，也從側面證實了媒介規制的重要作用。

二、中國媒介規制變革的現狀和問題探究

2001 年3月通過的政府綱要，明確提出三網融合，促進電信，電視，互聯三網融合。2009 年的5月19日，國務院發布《關于2009 年深化經濟體制工作改革工作意見》的通知，文件指出：“落實國家相關規定，實現廣電和電信企業的雙向進入，推進三網融合取得實質性進展.”2014 年8月18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四次會議審議通過了《關于推動傳統媒體和新興媒體融合發展的指導意見》。從以上不同時期發布的相關條例來看，中國媒介融合規制從設置“禁入”壁壘到放寬限制、推動融合，從小范圍的改革上升到國家戰略層面的調控，整體趨勢良好，但是由于規制層面的各種問題尚未得到解決，致使媒介融合并沒有取得實質性進展。

只有根據中國自身國情，認清在媒介融合發展中的規制漏洞，深挖背后隱藏的原因，才能夠破除發展壁壘，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媒介融合。本文主要從思維理念、管理體制和運行機制三個方面談談現有媒介規制中存在的問題和不足：

在規制思維和理念方面，傳統媒介規制的思維模式主張“政府全能、大包大攬”的全能政府觀念，并且視媒介為黨和政府的喉舌工具，與之相應的是媒介產權意識被模糊淡化，并且存在普遍缺乏對于媒介規制管理和資源配置的全媒體視角的問題，只有脫出僵化的傳統思維限制，以全媒體視角媒體規制的各項問題，才能制定出全面有效的、符合中國國情的媒介規制。

從媒介規制的管理體制上看，存在“既事業又產業”的雙重規制，致使媒介機構也要實行“事業單位企業化管理”的雙重標準，而且現有的媒介管理體制主要還是以按照行政區域劃分的“條塊分割”形式為主，不同主管部門負責不同的媒介形態，導致規制制定標準大相徑庭、不易相融，又因為其以行政區塊作為劃分標準，逐漸形成了行政專屬、權力專享的壟斷系統，行政機關一方獨大、話語權專有，致使媒介市場化發展受到局限，進一步阻礙了媒介融合。

媒介規制在運行機制方面的問題，主要涉及立法機制、執行機制和監測機制三方面。政府在制定媒介規制條例的過程中，程序不公開透明，群眾缺乏知情和參與權，導致最后頒布法規政策少了民意基礎和公眾討論，有失獨斷，另外法規內容也存在一定問題，分類粗略，漏洞百出且有失全面；執行過程中權力部門各自為政，致使服務缺失，追求利益最大化，最終造成不公平和腐敗等現象的出現；在監測機制上也存在許多不夠完善的方面，內部監督在官僚階級制度中難以真正實行，外部監督群眾缺位，而對于所定規制的測評標準以及問責機制都沒有得到很好的規范和完善，存在許多執行錯漏。⑤

三、規制變革影響中國傳統廣電媒介轉型實踐的現實價值

面對媒介規制中存在的諸多問題，亟待找到與之相對應的解決辦法，從而破除媒介融合發展壁壘，實現真正的全面有效的發展。但關于規制變革的可行對策至今沒有一個統一的行之有效的辦法，筆者通過總結多方的經驗和理論成果，希望能夠為找到最終解決方案盡一點薄力。并且希望通過對規制變革方式的探究，來淺談其對于傳統廣電媒介融合轉型的發展價值和現實意義。

在媒介融合的發展趨勢下，傳統廣電媒介具備的獨特優勢仍在，但是來自網絡時代和新媒體技術的挑戰卻日益嚴峻。實現傳統廣電媒體融合轉型是社會發展的大勢所趨，而融合轉型的關鍵不僅在于內容、平臺和技術上的資源共享、結構重組，最重要的是變革的規制是否能打破壁壘，實現傳統廣電媒體和新媒體的互融互通。

（一）構造融合性規制框架

倫敦城市大學傳播政策研究生項目主任愛斯菲迪斯（Petros Iosifidis）提出了“規制融合”（regulatory convergence）概念，即“通過展開一系列媒介技術、市場和產業融合的媒介規制變革，建立一個能夠適應所有融合領域的共通的規制框架”。⑥由上可知，這個“共通的規制框架”是促使媒介融合的關鍵所在。國外學者在融合框架的構建上進行了積極的探索，通過對于國外經驗的參照，可以得出融合時代傳媒規制框架變革的國際發展趨勢，是從縱向分頁規制向橫向分層規制轉換。⑦基于媒介構造的橫向一體化發展趨勢，可以實現傳統廣電媒介和新媒體產業結構的相互制衡、資源共享，同時要注意在合并規制的框架引導下，還需保持不同媒體自身的獨特內涵。規制模式上也應該將監管機制與產業運營相分離，確保規制內容公正公平，不偏不倚，發揮監管的正面效應。

（二）構建融合性規制體制

除了融合性規制框架在媒介融合受阻因素中占據主要地位，實現融合性規制體制也是不容輕忽的存在。而改革規制體制是涉及法律政策、企業行政變革等多方面的綜合性改革，這就要求不僅要確立起融合性的法律體系，還要組建融合性的獨立機構。融合性的法律體系是構建融合性規制體制的重要支撐，確立明確的法律規制體系，有利于明確傳媒產品生產和受眾在參與市場化運營中的權利和義務，有利于建立規制權力在法律上的至高地位。根據我國國情，可以適當出臺一些補充憲法的一般法，用以規范融合市場發展。為解決“多頭管理”的規制失靈等問題，建立獨立融合性機構是解決問題的根本方法。目前我國政府已經針對這項改革做出了一些有益嘗試，例如開展“建立大部門體制，推動大文化發展”的試點工作，調整改善文化、廣播電視和新聞出版局等部門機構，爭取實現“三局合一”，探索實行職能有機統一的“大部門體制”。⑧不僅要建立統一的規制機構，監督機構的建立也是必要的。為確保對規制內容的公正不移，對于規制程序的公開透明，建立一個統一的獨立的監督機構，對于真正推進傳統廣電媒體融合轉型具有協助共進的現實意義。

（三）探索適合的內容規制形式

從宏觀的角度對于規制變革的具體方式進行了一定探索后，內容的微觀視角也是亟待關注的。傳媒產品不同于一般的商品，具有特定的內容組構形式，隨著網絡時代的發展，信息爆炸導致內容質量參差不齊，缺乏專業理念和基本價值原則，為確保社會主義價值得到較好的傳承和發展，建立必要的內容規制框架也是媒介融合發展過程中亟待解決的?？梢詤⒖家韵路绞剑海?）設立內容準入機制，完善專業許可制度；（2）參照美國等國家的電視分級制度，對傳播媒介內容進行分級播出，保護公眾的合法權益；（3）限制外資產品準入，設立審核制度，但同時要引入公眾監督機制，不能政府機構“一言堂”。⑨只有在內容上進行規制和完善，才能解決新媒體時代“公民新聞”缺乏專業主義精神的問題，明確準入機制能夠重新確立傳統廣電媒體的權威地位，有利于其融合轉型，也便于新媒體改革發展，二者互融共通。

四、小結

   隨著數字技術、計算機技術的快速發展，媒介融合應運而生。中國語境下的媒介融合正處于障礙重重、舉步維艱的時期，而推行融合發展的關鍵在于傳媒規制的變革和發展，媒介融合需要傳媒規制提供架構、掃清障礙，而傳媒規制也只有在媒介融合的環境中才能實現更好的發展?？v觀我國在傳媒規制變革上的實踐，其中不乏有益嘗試，但仍然存在“條塊分割”“行政專斷”等問題，在思考解決規制問題的過程中，無論是融合性體制和框架構建，還是對于媒介內容的規制辦法，探索媒介規制變革對于中國傳統廣電媒介轉型實踐具有一定的發展價值和現實意義。但在傳統廣電媒體如何轉型，向何處轉型上，規制變革能夠提供的正向探索乏善可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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