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影視史學理論在紀錄片中的實踐應用——以《大唐西市》為例

美國當代著名歷史思想家海登·懷特于1988年在《美國歷史評論》上率先提出 “Historiophoty”,臺灣學者周良楷首譯為“影視史學”，是指透過視覺影像和電影話語傳達歷史以及我們對歷史的見解。1996年，周梁楷在其專著《影視史學與歷史思維》中拓展了這一名詞的內涵——影視史學不僅僅是史學與電影、電視等新媒體相交匯的產物，而且他所勾畫出的視覺影像還包括靜態平面的照相和圖畫，立體造型的雕塑、建筑、圖像等，凡是所有影像視覺的媒體和圖畫，只要能呈現某種歷史論述，都是影視史學所要研究的對象。

近年來，國內涌現出如《大唐西市》、《西漢帝陵》、《敦煌》《故宮》等優秀的歷史紀錄片，都是將影視史學理論應用于紀錄片拍攝的典型。它們憑借現代技術手段，利用光影互動，將人工拼接、剪輯的“歷史”投射到熒幕上，體現了書寫史學所不具備的生動立體的表述方式。其中，七集紀錄片《國寶檔案：大唐西市》，通過第三人稱建立表述層，以旁觀者的姿態將大唐西市的建立、昔日繁華和趣聞軼事娓娓道來，敘事中穿插豐富多彩的文物、影像和大量專家學者的研究，營造逼真的“虛擬現實”，為觀眾詳細展現了一副大唐盛世的人文歷史畫卷。

馬克思主義哲學要求理論要不斷接受實踐的考驗，要與時俱進。現今的影視史學已不再只是探討如何用鏡頭表現歷史的一門學問，它已上升為歷史紀錄片導演、剪輯師、編劇和制作人等用現代語境重現過去的一種標準。每集時長僅13分鐘的《大唐西市》借助靈活的敘事手法展示了向不在場者還原史貌的技巧，在記錄史實和故事化敘事間找到了平衡，詮釋了影視史學隨時代進步的新內涵。

一、將豐富的史料作為創作依據

影視史學理論的實踐者娜塔莉·澤蒙·戴維斯在英國女學者瑪麗亞·露西亞·帕拉蕾絲的采訪中說到“歷史學家需要有證據來支持他們所做的每一個陳述……我們有一個戒條：不能只憑自己內心的想法，而且也要求諸外在于我們的某些東西，比如檔案或手稿、或者從過去遺留下來的圖畫或某些蹤跡。”《大唐西市》在建構這條盛唐繁華的商業街歷史的過程中堅持真實原則，大量拍攝陜西省博物館和西安市大唐西市博物館中的文物資料和文獻記載，為紀錄片描繪歷史圖景提供事實依據。這些史料可簡要分為以下幾類：

1.大唐西市遺址：7集紀錄片均拍攝了西安市大唐西市博物館內的大唐西市遺址，如第一集《萬里絲路由此起》就以印有馬車車轍的西市道路遺址為引子。

2.專家、學者的研究：片中均采訪了多名專家和學者，如西安市大唐西市博物館館長王彬口述了長安成為當時國際貿易中心的原因，陜西省文物局副局長劉云輝講述了發現西市遺址的經過。

3.具有研究價值的歷史文物：如第三集《貿易中心鉦鼓聲》中西市出土的珠算證實了，中國古代計算工具是從籌算過渡到珠算，最后發展到算盤的學界猜想。

4.傳承歷史的有形實物或文化、習俗：第二集《金幣匯聚天下財》開頭——“五陵年少金市東，銀鞍白馬度春風。落花踏盡游何處，笑入胡姬酒肆中。”引用描述大唐西市喧鬧景致的詩句帶出紀錄片主題，第四集《異域風情映長安》從洋蔥、葡萄、西瓜和紅蘿卜這四個原產地非中國的水果，引入長安的對外貿易活動和異域商人對大唐商品文化的影響。

5.珍貴的書畫資料：為使年代久遠的人物、景物以具體的形象出現，片中多用古代名人畫作，配以簡單的文字介紹建構那些無法重現的歷史人物和場景。

這些構成《大唐西市》敘事主體的豐富史料是盛唐歷史的見證者、參與者，它們通過蒙太奇的手法生動地表述著長安城這段輝煌的往事。大唐物資富足、社會風氣開放，此片是依托唐朝繁榮的商業文化這一宏大敘事背景，在歷史的年輪上勾勒出細枝末節，因此，史料的運用其實是在為合理想象的場景化敘事做鋪墊。

二、臨摹歷史動作的場景化敘事

“場景化”是舞臺藝術的名詞，場景承載著故事發生的時空，也指向了故事的內涵和意味。紀錄片中的“場景化”是指在紀錄片中有意識地追求通過“場景”來敘事的一種創作方法，同藝術創作中塑造人物、描寫環境時所運用的“典型化”一樣，是一種方法。

歷史學家吳晗在評價歷史劇時說到“歷史劇必須有歷史根據、人物、事實都要有根據。……人物、事實都是虛構的，絕對不能算歷史劇。人物確有其人，但事實沒有或不可能發生的也不能算歷史劇。在這一點上，歷史劇必須接受歷史的約束，兩者是有聯系的。”歷史紀錄片構建場景一定要在堆砌史實的基礎上，基于對當時政治、經濟和人文社會發展狀況，以嚴謹的態度和充分的邏輯推理做出“合理想象”。《大唐西市》“場景化”敘事方式有三種：

1.真人“扮演”再現歷史故事：《大唐西市》每個單元均有專業演員飾演歷史人物，還原經典的歷史事件。如第一集《萬里絲路由此起》，演員再現了“張衡吃餅丟官”這一史實記載的笑料，第四集《異域風情映長安》更是大篇幅通過真人演繹來展現外國商人如何與唐人緊密接觸，促進唐文化多元化發展。為保證“搬演”的場景符合史實，攝影棚的搭建和演員服裝、妝容都嚴格按照史書記載進行仿真處理。

2.影像資料代替歷史片段：用一些紀錄片、電影的片段代替某些歷史場景，是不少歷史紀錄片常用的“場景化”敘事方法。《大唐西市》多借用講述大唐帝國皇宮的紀錄片《大明宮》中的片段，形象地再現某一場景，豐富畫面結構。

3.模型建構西市場景：唐代長安城是四方布局，38條縱橫的主干道把城市分割成規則的小格子，每塊小格子稱為坊。攝制組為直觀地展現長安城的格局，除長安城構造圖外還引入塑膠模型進行解說。該模型按長安城比例縮小制作，片中通過鏡頭拉伸可一窺長安城熱鬧有序的景象。并且，其商鋪、小攤和房屋構造均根據歷史記載來塑型。

約翰·格里爾遜的“創造性處理”理論在紀錄片拍攝的多年實踐中，演變為“真實再現”的實踐依據。本文所說的“真實再現”特指在紀錄片和新聞中普遍使用的一種敘事方法和策略：事件發生時，沒有留下任何的影像以及音響資料，事后根據創作需要，采用補拍、擺拍、扮演等方式把當時發生的東西模擬重現出來。“場景化”敘事是”真實再現”的一種表現形式，其在表述歷史事件時，“真實”放在首位，在尊重事實的出發點上，歷史才得以還原。

三、總結

不論是對史料的羅列和解釋，還是“場景化”敘事手法的運用，《大唐西市》都表現為人工雕琢的文化產品，制作人將對歷史的傾向性轉移到影像作品的創作，它是紀錄片攝制組經過對史實的加工、整理和重新結構化后反映客觀世界的主觀符號。娜塔莉·澤蒙·戴維斯也說：“相信歷史事實客觀地、獨立地存在于歷史學家的解釋之外，這是一種可笑的謬論，然而這也是一種不易根除的謬論。要求影視史學‘完美逼真’是不現實的，‘影視史學’的獨特之處在于，它不局限于追求客觀事實……而是試圖探索出一種新的觀察過去的方法，這種方法允許用‘虛構’來講述歷史……影視歷史最重要之處不在于它所講述事實的真實性，而在于為講述這些事實所選擇的方式。影視史學的目的并不在于提供一個看過去的窗口，而在于提供給人們另外一個解讀過去的角度和方法。”【7】

  《大唐西市》作為新式的言說大唐歷史、解釋大唐歷史的傳播媒介，為傳承中國古代歷史文化、普及歷史知識、研究唐王朝興衰提供了更為活潑的方式。同時，作為一種后文學時代的歷史闡釋方式，影視史學解構了以文字書寫歷史的傳統。《大唐西市》對影視史學理論的實踐應用，打破了精英文化和大眾文化間的隔閡，在學術研究和大眾文化傳播間搭起了溝通的橋梁。

本文來源：《視聽》：http://www.007hgw.com/w/qk/950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