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內外關于政府知識管理的電子政務研究綜述

近年來，國內外學者高度重視政府知識管理和電子政務研究，取得了一些有價值的成果，從總體上看，尚有諸多地方不盡如人意。從研究內容上看，研究的范圍較為寬泛，有些研究明顯缺乏理論深度，提出的對策建議沒有針對性；很多研究僅限于宏觀層面，缺乏對個別案等具體問題的深入分析；從研究方法來看，定性研究較多，定量研究較少，而實證研究更鮮有少見；從建立模型角度看，涉及此領域的研究頗少，缺乏該方面對電子政務發展的指導。電子政務是一大理論研究課題，也是重大實踐問題，應當運用多樣化的研究方法尤其是實證研究，從系統模型角度對電子政務的體系構建、模式創新、政策創新等亟需解決的問題進行深入研究。政府作為國家和地區經濟的調控者和社會生活的綜合管理者，如何在信息經濟時代中更好地發揮效力，更好地向服務型政府轉變，都需要通過實施知識管理,將政府知識管理運用于電子政務建設中，努力建設科學的政府，促進科學性、智能性和嚴謹性的決策。

1 引 言 

信息網絡化的發展帶動了社會的發展進步，政府正面臨著來自信息化和網絡化的前所未有的壓力，像以往一樣完全依賴于政府管理人員自身能力處理事務早已行不通。作為國家和地區發展的監管者和社會生活的綜合管理者，政府如何在信息經濟時代更好地發揮其作用，更好地向服務型政府轉變，都需要通過實施知識管理,構建知識型政府以此來推動決策的科學性和嚴謹性。電子政務作為互聯網時代下的產物，它的存在與發展是政府行政效率的重要體現，而“互聯網+政務服務”成為新時代的重要發展目標，從當前研究情況來看，國內外關于主題動態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政府知識管理的必要性研究、政府知識管理和電子政務關系研究、從公共部門和私營部門兩大領域探討了政府知識管理的對象和運用領域和框架研究。本文在系統梳理國內外已有關于主題研究的基礎上，展望了今后的研究方向，目的是探討政府知識管理的概念和方法在信息化快速中對電子政務的應用，更好地促進政府向知識型、智慧型、高效型方向轉變。

2 國外研究現狀

2.1關于政府知識管理的研究 

筆者以“knowledge management/KM”作為關鍵詞，并借助國際較為頂尖的Science Direct主要外文數據庫作為相關文獻的搜索查找工具，查閱相關文獻586篇，了解到國外關于知識管理的概念最早在三十多年前誕生于企業管理，而在2000年左右就已進行涉及到政府方面的知識管理的研究與探討，可見知識管理最早運用于企業管理中，尤其是隨著世界各國電子政務建設的開展和深入推進,相關學者、專家將政府知識管理的相關內容和電子政務聯系起來探討，隨之也出現了不少數圍繞電子政務的政府知識管理的具體案例等方面的研究和探討，從而在一定程度上豐富了政府知識管理的內涵，推動了電子政務建設理論和實踐研究，為政府知識管理下電子政務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向。

2.1.1關于政府知識管理作用研究

眾多專家首先究竟政府知識管理是如何推動政府在知識經濟時代下的發展，這就是學者專家所關注的焦點問題。國外的專家、學者們圍繞政府知識管理必要性的研究主要表現在兩個階段，前期研究也就是第一階段認為知識管理在公共部門中的扮演著極為重要角色，第二階段逐步將知識管理過渡至政府日常管理中，對政府提高效率方面發揮不可替代的作用。

Wiig K.M.(2002)從“提高公共服務的決策水平、促進公眾有效地參與公共決策、促進構建具有競爭力的社會智力資本、促進具有知識競爭力團隊的形成”四個方面探討了知識管理在公共部門中所充當的重要角色和作用[1]。Liebowitz J.(2003)研究并指出了在政府內部的人力資本管理中，知識管理所發揮的重大作用，因此應以知識資本化作為主導，大力和有效推進政府人力資本戰略管理[2]。Kaushik V.Pandya和Xiaoming Cong(2003)認為，政府工作效率高低主要在于是否對知識有效利用與共享[3]。Jaroslava Bu?kováa（2015）認為當前知識管理已經成為管理實踐中最重要的領域之一，知識管理的目標是消除個人及整個組織無效的習慣和做法。他特別強調，在特定領域當中，影響公共行政最重要因素是知識管理[4]。L.G. Pee, A.Kankanhalli（2016）認為在公共行政中，越來越多地要提倡知識管理來提高新穎性敏捷的政策制定和服務交付[5]。Elin Cahyaningsih等(2017)將知識管理視為政府和組織發展的一種重要的戰略，它有助于提升政府效率和組織競爭能力，由此提出了知識管理實踐的兩大要素是知識管理解決方案和知識管理基礎[6]。

2.1.2 關于政府知識管理模型研究

關于國外政府知識管理框架研究都將知識運用到政府工作管理中，比較經典的代表性說法如下:印度學者D.C.Misra、Rama Hariharan等(2003)提及在電子治理時代下以PPTM（process、people、technology、management）四個維度為基礎的政府知識管理實施框架[7]。Tariana Sorirakou、Mary Zeppou (2004）的“戰略性公共知識管理”，即“管理一培訓一評估”MATE模型，它是一種具體方法[8]。這些框架模型愈發受到重視，后來逐漸引入政府部門管理中。

2.2 關于政府知識管理下的電子政務建設研究  

國外電子政務建設研究早在20世紀60年代就開始，90年代步入發展的高峰。2016年聯合國經濟和社會事務電子政務報告中強調了向更高層次電子政務建設邁進，各國都在積極創新，并利用現代信息通信技術提供高效服務，提升公共決策中公眾參與度[9]。Zamira Dzhusupova和Adegboyega Ojo等（2010）認為知識管理是制定有效電子政務戰略的重要一步，是為政策制定者和決策者提供重要的知識的管理。特別是對發展中國家來說，必須分析現有環境條件、機遇和挑戰，確保由此產生的電子政務戰略現實性和可行性，同時支持公共行政改革以支持可持續發展議程[10]。Fourie圍繞知識管理的相關理論是否適用于當前的電子政務建設中這一議題進行深入研究，分析了運用知識管理的方法去挖掘和管理電子政務中顯性知識和隱性知識[11]。

3 國內研究現狀 

3.1 關于政府知識管理研究 

筆者將“知識管理”作為搜索主題詞，借助于CNKI、萬方數據庫，整理出1985-2018年包括文獻共計45652篇，通過下載查閱大量相關文獻發現，在關于知識管理方面，大部分研究重點放在企業研究當中，然后把主題詞范圍繼續擴大，在關于國內政府知識管理相關學術動態的考究方面，共計1239篇文獻。在已有的研究中，大多以理論、作用和框架構建為主。 

3.1.1關于政府知識管理必要性的研究

    在中國，第一位研究政府知識管理的學者汪大海(1991)將政府工作者的集體知識共享和創新是成功的關鍵。政府工作人員應該利用集體擁有的知識與智慧，這樣的政府才可能是富有革新精神、不帶官僚習氣、為人民謀福利的政府，才能在知識經濟中扮演一種有創造能力的關鍵性角色[12]。

夏敏和索柏民(2014)指出,當今社會生活各種矛盾沖突和危機事件頻繁發生，單純依靠領導者個人經驗和直覺判斷并提出事件解決對策，明顯存在主觀感情色彩，缺乏科學性和及時性，還需要對信息和知識充分把握、并借鑒以往經驗，才能全面、嚴謹和科學決策，正確對待外部環境所帶來的困難與挑戰，而這都離不開知識管理有效支持[13]。常荔和謝森（2015）認為跨部門之間的知識交流分享旨在通過信息和知識在不同部門之間流動傳遞，消除不同政策之間的矛盾和緊張，提高公共政策制定有效性；消除項目之間重復和矛盾；促進思想交流合作，產生更具創新性的工作方法和公共服務供給方法方式[14]。這也是政府知識管理對促進政府效率提升的體現。賀磊（2015）認為政府作為國家權力主體，是公共服務的提供者和管理者，從知識管理的視角進行研究，是對目前政府管理中的問題進行糾正，是對傳統政府管理變革創新舉措，是對服務型政府中由于政府管理問題而引發的服務問題效解決方式。因此通過運用政府知識管理改善政府的管理，進而提高政府執政能力、服務能力、管理能力，以推到服務型政府建設進程[15]。徐蓮（2017）認為政府部門將政府知識管理引入其中，幫助推動構建知識型管理服務團隊，改進行政服務水平，提高行政服務水平。借助知識管理所梳理出來的信息，能夠為政府以正確的方法對待處理科學信息，對決策制定增加準確性和定位性，促進各政府部門間的有效連通[16]。

3.1.2關于政府知識管理模型研究

劉洪武（2010）列舉出6個主要活動節點電子政務知識鏈模型，包括政務知識的獲取、識別、共享、傳播、創新及應用[17]。牛瑜潔（2011）從表示層、應用模塊成、功能模塊曾、數據存儲層四方面闡釋政府知識管理系統的基本框架模型[18]。李曉燕（2012）認為政府知識管理框架是以知識和獲取的信息為中心，通過獲得、評估、統計分析信息并制定決策。從各種渠道收集所有的信息和知識，直接或間接地保留在知識基礎體系中，構成知識庫，為決策制定提供參考，通過共享信息創造新知識[19]。高晚欣、李冰（2012）在回顧國內外政府知識管理文獻資料的基礎上，從層次、流程、對象、要素、范圍耦合的視角提出宏觀、中觀、微觀3個層次政府知識管理框架模型。指出宏觀層面政府知識管理為中觀、微觀層面政府知識管理提供戰略定位和政策支持，微觀層面政府知識管理為宏觀層面政府知識管理提供具體的活動、方法與工具，中觀層面政府知識管理是宏觀和微觀層面政府知識管理溝通橋梁和紐帶。3個層面政府知識管理之間存在著知識與價值的雙重流轉關系，即宏觀、中觀、微觀政府知識管理能夠互相實現知識流轉，政府知識管理實現的效益提升最終創造的價值也能在其主體間流轉[20]。

3.2 關于政府知識管理下的電子政務建設研究

我國電子政務建設起始于80年代。近年來，隨著信息網絡化地不斷發展，傳統政務已無法適應新時代要求,“互聯網+”下電子政務優化與創新已成為當下熱門話題。通過知網、萬方數據庫搜集關于政府知識管理結合電子政務建設文獻約25篇，應用政府知識管理相關理念進行電子政務優化研究的資料文獻相對匱乏，尚處于起步階段，主要集中于理論層面，缺乏具有實證價值的本土化研究。在基于政府知識管理的電子政務具體實踐上有待深層次探究。

熊楓（2012）在中國行政管理期刊上發表的《電子政務管理內涵探析》提到，政府門戶網站內容、結構建設、公眾滿意度測評及公眾使用意愿等是電子政務建設重要的研究內容[21]。南希（2012）以沈陽市皇姑區街道辦事處為例，基于知識管理的視角，分析沈陽市基層政府電子政務建設發展掣肘，從認識、管理、技術三個層面分別提出沈陽市基層政府電子政務發展對策建議[22]。針對當前我國電子政務研究熱點方面，張敏、吳郁松、霍朝光（2015）給出另一研究視角，采用多維尺度分析方法(Multi-Dimensional Scaling, MDS)對研究熱點聚類分析。數據選取于CSSCI數據庫中電子政務相關文獻。首先運用Ochiia公式把關鍵詞的的共現數據轉換成相似矩陣：

分析出我國電子政務研究可歸納為4大研究主題群。分別是宏觀理論研究、微觀策略研究、應用技術研究、績效評估研究[24]。來自國家信息中心楊道鈴(2017)在《我國電子政務發展現狀與“十三五”展望》一文中從六方面總結出當前我國電子政務發展現狀，包括統一網絡平臺支撐能力進一步增強、政務業務信息化覆蓋率提升明顯、政府數據開放進展順利、政務大數據應用方興未艾、“互聯網+政務服務”進入新階段、政務新媒體矩陣逐步形成、政策環境進一步優化，并提出了“十三五”我國電子政務發展前景[25]。朱晨晨（2017）采用問卷走訪研究形式選取了沈陽市作為對象，探討出當前的沈陽市電子政務發展掣肘，結合政府知識管理的相關理論，提出沈陽市電子政務建設發展對策[26]。

4 總結及展望

在知識經濟和信息網絡高度發展的新時代，政府管理要想實現智能化、高效化，必須要以知識為依托，學習知識的共享與創新，上文中，對國內外關于政府知識管理必要性、模型框架等綜述，使得對政府知識管理有了更加深層次的認識以及以后的研究有了精準把握。筆者認為，政府知識管理在知識化和信息化的今天為政府的發展與創新注入了“新鮮的血液”，使得政府向服務型、智慧型發展脈絡的轉變，而不是簡單地口號，因此認為政府知識管理使得政府革新方式由“輸血式”向“造血式”轉變，是由自發產生的動能。縱觀大量文獻資料來看，國外知識管理的引入時間時間相對較早，政府也十分重視知識管理，因此關于政府知識管理的研究同樣比較多，成果頗豐，從多角度、多領域涉及此類主題，國內研究角度和領域則比較局限。當前，在國外，關于政府知識管理的研究和探討主要是側重于應用型、操作性的分析研究，國內是著重于理論型分析研究。國外，政府知識管理研究多以案例分析為主，并且，多數文獻研究是把政府知識管理應用到具體的部門。與之相反的是，在國內，有關政府知識管理理論研究頗豐，涵蓋了很多方面，但是從總體上來看，當前在中國，關于圍繞政府知識管理研究尚處于基礎性理論分析階段，如政府知識管理含義界定、特征描述等，而政府知識管理應用分析、案例研究的總結性成果較匱乏。國內截止到目前并沒有一本完整的關于政府知識管理的相關代表性著作，這也是我國學者今后亟需努力的方向。

伴隨著“互聯網+”的不斷推進，電子政務建設進程也不斷加快，政府知識管理理念也漸漸深入人心，從而不斷地被運用于政府管理的議事日程中去。目前國內外所做的與本文主題相關的研究資料較多，極大的拓寬了本文研究的視野，為本文研究提供諸多參考的依據。國內外關于電子政務發展的對策建議的相關文獻較多，基于政府知識管理視角下電子政務優化研究文獻比較匱乏。經驗研究偏多而實證研究偏少。因此，研究方法應當多樣化。本研究基于以往的文獻研究和分析，將推動政府知識管理管理理論與方法應用到電子政務中去，推動并實現電子政務發展與創新。相信，關于政府知識管理下的電子政務優化的研究沒有步入重復研究或者相似研究的洼地，至少從研究立意上來講，具有新穎性、前沿性，當然也具有現實性，能夠實實在在的體現本文研究的價值，以此為推動地方政府治理發展提供了理論上的探索，為建設知識型、智慧型、服務型政府提供借鑒和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