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白濤新聞倫理思想研究

北洋政府時期印刷業的發展以及服務業的興起帶動了新聞業的繁榮發展，與此同時，政治環境的動蕩不安也導致新聞界形成一種寬松、自由、無序的發展狀態，一個藏污納垢的深潭。這個時期涌現出的許多接受過西方教育和大量新學的知識分子積極投身新聞事業，如黃遠生、邵飄萍等，他們結合自身的新聞實踐經歷，提出了自己一套獨立的新聞倫理思想，任白濤就是其中一位。作為中國著名新聞學家，任白濤撰有著作《應用新聞學》，是中國近代最早的實用新聞學專著之一。他的新聞思想將關注目光直指現實中的中國新聞界，具有一定的時代性和指導性。

北洋政府時期是商業報刊繁榮發展的重要階段，報紙逐漸收獲更多的讀者群，提高了報紙發行量。盡管如此，由于時局混亂、政府腐敗，不乏各派軍閥和政客們以津貼的方式來賄買報紙作為自己的輿論宣傳工具的現象出現。他們發放津貼是為了掌握更多的話語權來進行自我宣傳、互相攻擊或避免對自己不利的言論，而接受津貼的報紙們也為利益驅使，成為他們的附庸機構。這種行為在當時的新聞業界來說可謂非常普遍。北洋時期的報紙質量問題還體現在一個方面，就是報紙上虛假內容的泛濫。當時報紙的造假失實之風甚是嚴重，成為軍閥權貴們為達政治目的而不擇手段的輔助工具，造成了嚴重的消極社會影響，也降低了報紙的公信力和聲譽。北洋時期報紙的新聞倫理失常的變現還不止如此，更有甚者，在報紙上刊登賭博、假藥、黃色廣告、言情小說等內容，格調低下，內容低俗。這個時期的報紙已然枉顧道德倫理，完全喪失了報業的“公共的、人類的、教育的、藝術的”特質。

一、新聞的客觀公正理念

在新聞事實和論說的撰寫方面，任白濤強調要注重客觀中立的態度。“帶主觀色彩之記事，乃術語印象一派者。”所謂“印象一派”，任白濤是根據當時不少著名記者的做法得出的總結，“蓋新聞社之特派通訊員，投身于某種社會之漩渦中，記其見聞，如不涂多少主觀的色彩，往往不能寫出事件之真相。第所謂主觀者，非個人妄逞何等空想，弄何等空談之謂，乃由記者純潔光明之腦中映得之材料，即所謂立體的觀察，曲線的描寫是也。”他認為當時的新聞記者在撰寫報道的過程中會摻雜個人的主觀色彩，不能保持客觀中立的態度，故稱之為“印象一派”。任白濤還運用一例影片的拍攝來解釋說明：“影片攝得后，一一于報紙上演出之，且演且加以說明，而其地位常在影片之旁，并未置身于影片之中。然有時其人忽入影片之中者，乃為表示其如此攝得此影片之計耳。”“綜之，新聞記者無論在何時、何地，皆為嚴守第三者之地位，保客觀的態度，事件之主人，即文章之主人，是為一定不易之原則。”新聞記者在新聞制作的過程當中應當置于旁觀者的角色，隨時牢記自己“第三人”的位置，保持客觀中立的態度，若是將自身的感情過于帶入事件其中，很難寫出不帶主觀色彩的客觀的新聞，他也將此視為新聞記者必須堅守的原則。

二、新聞自由與責任理念

任白濤認為新聞事業作為“社會上之公共機關”，擔當著極大的社會責任，理應為公眾和社會負責，既要傳遞公眾的聲音，詳盡描寫社會之真實情狀，也負有社會教育、陶冶情操的之重任。

當時的新聞報道為博眼球而刊載黃色新聞，報紙上充斥著暴力和性，更有甚者刊登出當事人的真實信息，侵犯當事人隱私權。對于這些報道，任白濤在對隱私權和名譽權受侵害的當事人表示深切同情的同時也痛斥這種不當的行為。他認為新聞媒介本身具有十分巨大的社會影響力，報紙應以公眾為本位。“若無關群眾之事件，如涉及個人隱私之類，則不宜公開。”任白濤是最早呼吁新聞自律與新聞立法的學者。他認為國內的新聞從業者承襲的是古代“聞風言事”的傳統，無法做到從事新聞行業應有的客觀中正。中國報人在對待未經證實的新聞素材之時，往往不做核實便對外發表，造成虛假新聞的大加橫行。“他們的言論自由是一種不負責任的自由。”任白濤受到美國新聞界保護新聞來源做法的啟發，對當時報界提出了應當對新聞材料的來源、出處進行保密的要求，不得妄自泄露。

任白濤在書中提及歐美新聞傳媒制度中存在的一種稱為“自由通信員”的記者，他們以自由搜集新聞材料求價而沽，戰時專屬于某一通訊社，戰后則恢復一定的新聞自由。這樣的新聞從業者冠以自由之名，可以脫離報社所持的新聞框架和辦報理念，不屈于報社壓迫，不會因此而受到媒介組織的投資人、廣告商等的束縛，更具有自主性與專業性。任白濤在此探討的非個人的言論自由以及報刊的新聞自由，而是新聞記者個人的新聞自由。在當時北洋政府勢力深植于新聞界的情勢之下，若沒有強大的經濟基礎，報刊就無法論及新聞自由這一說。然而這些新聞從業者的“自由”并不是完全理想化、無限制的自由，作為獨立于報社之外的人員，新聞編輯等“把關人”才是決定所有報道內容是否可以刊登上報的關鍵因素。因此，“自由通信員”的“自由”是被局限在一定范圍之內的相對“自由”。

三、記者的個人道德修養

任白濤特別強調了新聞記者個人道德之修養，普通之人從事職業尚且需要個人的基本道德修養和常識，遑論承擔著社會責任之新聞記者。他曾形象勾勒了他觀察、目睹到的記者犯下的種種“罪行”。在他的筆下，當時新聞從業者們如同街頭無賴一般向商戶和社會從業人員處脅迫、強要、搜刮“好處”的惡行被暴露無遺，若是有不從者，會公開在報紙上被攻擊，這些普通百姓無法承受上報所帶來社會輿論的攻擊和關注，自然深受水火煎熬。

任白濤對于這些記者做出違反新聞道德行為的原因做了探討和分析。其一，記者的收入過低。其二，記者個人修養的欠缺。其三，外力的引誘。對于如何改變這一敗壞職業道德行為的現象，任白濤給出了兩個“藥方”。一是力促報業發展，二是制裁失節的記者。

任白濤在《應用新聞學》講述了新聞記者的社會地位、資格和修養。記者素有“無冕之帝王”、“社會之師表”的尊稱，更有拿破侖以記者之筆勝于三千毛瑟槍的比喻。擔負著如此重要的社會責任的記者的生涯，“要在捧忠實篤誠之肝膽于真理、事實之前。”新聞記者必為“純正無垢之自然人”，才能承擔起在新聞記者身上的“光輝赫赫之天職”。

“新聞記者更有一最要之自覺，則社會之第三者是也。”新聞記者在采訪、寫稿的過程之中，應當始終以“第三人”的身份出現，無論在怎樣的新聞事件當中，都應該不懷成見，不分敵我的。無論何時何地，記者都應當是超越的、獨立的、客觀的。任白濤將新聞記者比喻為“冷靜慎重之社會檢察官”，“提出案件之材料于社會”，是新聞記者唯一的任務。這一理念與當代的對于新聞記者的要求十分接近。

任白濤認為從事于新聞業務的記者應當具有健全的常識和剛健的意志。“惟新聞記者則絕對不許缺乏常識者充其職，是故新聞記者成功之基礎，在努力養成健全之常識。”新聞記者最好要有大學畢業程度的基本知識再加以“潛深之鉆研，明己國之情事，通世界之趨勢”，才能擔當起重任。一名優秀的記者還須掌握一二種外語。總的來說，要成為一名稱職的新聞記者，應當具有以下的能力：“就時間而言，第一、對于現在，須能理解迅速。第二、對于將來，須能觀察正確。第三、須熟諳最近過去之情事。就空間而言，于包羅萬象之宇宙中，能看出問題，并能注意面積廣闊之問題。”“新聞記者，因其職務之尊嚴、地位之崇高，故當具富貴不淫、貧賤不移、威武不屈之精神。”記者要克制住社會上四面八方的誘惑，不能為了物質報酬而出賣人格。若是意志薄弱的記者，就極易被社會上資本家、野心家趁虛而入，被其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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