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企業促進高校科技創新的實踐路徑研究

歐洲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在2003 年出版的《變革經濟中的非營利部門》中將社會企業界定為：“社會企業乃是介于公私部門間的組織，其主要形態為利用交易活動以達成目標及財政自主的非營利組織”。社會企業在中國本土化進程剛剛起步，政府在制定相應的管理法規制度方面相對滯后。因此，本文的研究重點是如何促進社會企業高效承接政府轉移過來的具有公共服務性質的科技管理職能，最終解決高校科技成果轉化難這一社會問題。

1  社會企業理論的國內外研究現狀

國內外學者一般圍繞“社會企業”的理論內涵以及發展目標展開研究，梳理可得：（1）國外學界對于“社會企業”的研究可大致歸納為五大學派：Weisbrod（1998）視社會企業為NPO 組織商業化運作的重要策略之一（創收學派）；Dees（2003）提出社會企業是處于純慈善性質的傳統非營利組織與純營利性質的商業企業之間的連續體（光譜學派）；Young D R（2003）認為社會企業可以采取商業企業活動方案來獲取收益（社會企業家學派）；Defourny（2010）要求社會企業必須首先致力于實現某種社會目標（EMES學派）；Young＆Lecy（2014）認可社會企業可以以各種本質不同的方式實現其社會與經濟目標（動物園學派）；（2）我國學者從對社會企業的內涵界定也有諸多研究：時立榮（2007）、王名與朱曉紅（2010）認為社會企業是一種介于PMB與NPO之間的組織類型；余曉敏和丁開杰（2011）認為影響社會企業發展的因素主要有政府的的經費資助和市場企業的社會責任感；劉小霞（2012）從政策、行政、法律和社會認知的層面探討了社會企業的外部合法性和內部合法性的建構問題；林明玉（2014）認為中國缺少社會企業家、社會企業缺少啟動資金、組織者不足以調動充足的社會資源；李健與王名（2015）將歐美國家社會企業梳理為非營利組織面向、營利組織面向及公私合作面向三種不同流派；劉娜娜（2016）提出要加強高校的知識溢出能力與高技術產業的技術吸收能力；李天柱（2017）從“高校－企業”接力創新視角分析高校科技成果轉化促進機制。

目前社會企業中國本土化的理論和實踐進程才剛剛起步，政府在制定相應的管理法規制度方面也相應滯后；學界的研究成果更多側重于社會企業如何從“非營利”穩步向社會化與商業化演進、如何從“純慈善”平穩實現公共性與營利性之間的平衡，但是從社會企業這一社會創新視角，研究其如何高效的承接政府轉移過來的具有公共服務性質的科技管理職能的理論較少，相應的實踐路徑研究更是極為匱乏。

2  社會企業的社會化與商業化演化路徑

社會企業（Social Enterprise）是顯著區別于非營利組織（Non-Profit Organizations，NPO）和追求利潤最大化企業（Profit Maximizing Business，PMB）的社會創新形式，其與NPO組織、PMB企業之間的演化光譜見圖1所示。

2.1  非營利組織的市場商業化

有學者認為非營利組織（NPO）是一類社會公共部門，與政府（第一部門）和企業（第二部門）并稱為第三部門（the third sector）。NPO組織本質是非營利性機構，運營經費的來源和數量是其能夠生存和發展最根本的外部條件。目前支撐NPO組織正常運營的經費絕大部分來自于慈善捐款，比如政府基金、企業饋贈、團體或個人捐贈，因捐款經費的不可持續性和被動性，造成了NPO組織自身造血功能缺失，其民間性和自治性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限制。為擺脫對傳統捐款的依賴，越來越多的NPO組織不得不向企業學習，實行市場化行為以增加自身的主動營利能力，用商業運作手段來謀求可持續的財務來源，因此非營利組織的商業化進程越發重要和急迫。

2.2  商業企業的社會公益性

隨著近年來國內經濟增長放緩，以追逐經濟利潤為唯一使命的傳統商業模式越來越難以支撐企業的持續快速發展，此時內含社會責任的非盈利模式成為企業突破自身發展瓶頸的新的商業驅動力。

商業企業發展社會價值一般從支持社區志愿者、提倡生態環境保護、組織慈善公益項目、保護弱勢群體等方面入手，其基本原則是商業投資者只保留其投入的用于商業企業拓展社會公益性項目的運營資金，但其超出成本之外的商業盈利不能分紅，只能用于企業社會公益性進程的擴張和革新，因此具有較強的市場競爭力：（1）有充足的公益性項目啟動資金（2）有較多具備管理經驗的人員作為運營公益項目的人才儲備（3）效率優先的管理思維和激勵制度可以相對更容易的促生出針對性更強的社會問題解決方案，與傳統方案相比具有更多的創意性、多樣性和靈活性。

3  中國社會企業的發展現狀

1978 年英國人Freer Spreckley 正式提出“社會企業”的概念，2006年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默罕默德·瑜奴斯（Muhammad Yunus）將社會企業的經營行為定義為“經營者的經營活動以造福他人為目的，而不為自己謀利為目的，企業能夠自我維持，以其經營收入抵消支出”。2007年英國文化教育協會（British Council）將“社會企業”的概念引入中國,并于2009年啟動了為中國的創業者提供的社會企業家技能培訓課程；2013年社會企業研究中心在博鰲亞洲論壇發布了第一個行業性綜述報告《中國社會企業與影響力投資發展報告》；2014年首個社會企業行業性聯盟—中國社會企業與社會投資論壇成立，明確提出社會企業應以解決社會問題為首要目標；2015年中國首個慈展會社會企業認證辦法在第四屆中國慈展會上發布，現場有7家企業和社會組織獲得中國首次民間認證資格；2017年中國人民大學聯合多家機構共同發布了《中國社會企業發展北京倡議》，呼吁實行符合企業家精神的方式來解決社會問題。

至今為止，社會企業進入中國已有十余年時光，雖然政府、企業、非盈利組織對于中國本土社會企業的概念尚未達成清晰共識，但這并不妨礙這類秉持全新社會價值使命的機構與組織迅猛發展，逐步在教育、助殘、就業、扶貧、養老等當下最迫切的社會領域中承擔起政府轉移職能。但同時也看到，在協助政府部門促進高校科技創新方面社會企業相關的理論研究較為薄弱，社會實踐更是鳳毛麟角。

4  社會企業在促進高校科技創新中的對策建議

4.1  社會創新與科技創新耦合驅動

高校作為高層次科研人才高地與高新科學技術的重要源頭，科技創新是我國建設世界科技強國全局發展過程中的“牛鼻子”。但必須清醒的認識到，高校的科學研究受研究目的、資助經費、考核機制等因素的限制，重成果輕轉化，科技成果與市場需求無法打通，新技術成果束之高閣，無法解決社會問題。社會企業的社會創新與高校的技術創新就像是一對耦合的齒輪，前者用商業手段解決社會問題，后者用技術進步提高生產力，兩者相輔相成同時實現經濟增長和社會進步。社會企業創新促進高校科技創新的耦合協同系統如圖2所示。

基于社會企業“以實現社會目標為主”這一本質特征，社會企業在促進高校科技創新理論和實踐中應該將社會企業商業運行機制與高校創新體系兩者之間的要素進行耦合，即社會企業以解決社會問題為核，商業驅動為表，把高校創新體系中的知識人才、教育培訓、學術成果、發明創造、科研獲獎、學術活動、課題研究、四技服務等創新要素轉化為現實生產力，實現社會價值和經濟利益雙贏。

4.2  承接政府轉移科技管理職能

2015年國務院印發了《中國科協所屬學會有序承接政府轉移職能擴大試點工作實施方案》，要求各級政府轉變政府職能，按照一定的方式和程序，積極開展向社會力量購買包括科研和技術推廣等領域的技術性服務事項，并提出要充分發展科技社團組織的獨特優勢，使之能夠有序承接政府轉移職能。

在此背景下，科技社會企業在企業使命、社會目標、管理方法、財務績效和價值體現方面摒棄了PMB企業和NPO組織的缺點，以市場化的商業行為獲取經濟收益，確保其最終能實現社會目標和社會價值。

不同于高校自身制度和環境的局限性（內因）和商業企業的市場營利性（外因），科技社會企業在承接政府轉移過來的科技管理職能，促進高校科技創新方面具備以下優勢：（1）社會企業在運營中更容易接觸社會實際情況的方方面面，更精準抓住社會問題的熱點與痛點，進而提供結合實際的有可操作性的實施方案；（2）運營經費的來源穩定而獨立，使得社會企業有條件持續穩定的培養出一批高學歷、精技能、懂管理、擅營銷的高級人才隊伍和行業專家團隊；（3）社會企業將實現社會價值作為最終使命，企業商業化運營只是作為實現公益設想的保障手段，社會價值與經濟利益兩者之間即有交叉又相互獨立，有著清晰的“行動的邊界”，不會迷失在經濟利益中。因此，社會企業本質上是一種社會創新（social innovation），正適合擔當“政府的政策資本、高校的技術資本和市場的金融資本”這三者之間的粘合劑和潤滑劑，是承接政府轉移科技管理職能實現社會價值和經濟利益雙贏的較佳解決方案。

5  結語

政府是科技創新戰略和科技管理政策的設計師，高校是最具活力的原創科技成果的誕生地，科技社會企業提供社會急需而政府和非營利組織無力提供的科技管理服務，通過商業化運營，充分利用其人才、資本、智力三方面的資源連接高校與市場，解決高校高新科技成果無處落地的社會問題，作為第四部門補足政府在科技、技術領域管理方面的短板。

本文來源：《企業科技與發展》：http://www.007hgw.com/w/qk/2122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