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析“擬態環境”的嬗變趨勢
隨著網絡以及新媒體的發展,微博、微信等新媒介為公眾意見的表達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機會和渠道,受眾擁有了傳播信息的權利,傳播地位不平等的局面大大改善。同時,網絡的誕生優化了大眾傳播的活動,社會大眾通過網絡傳播的服務,不斷參與交換、創造和傳播信息的活動,其接收信息的渠道和方式逐漸多樣化,不再拘泥于傳統媒體所報道的內容;社會大眾可以任意切換傳播角色,人人既是傳播者,又是消費者。
在這種背景下,傳統的中心化傳播結構受到了挑戰,多極化和多元化的傳播中心成為當下傳播的趨勢,構建出了“中心化——去中心化”的語境,引發了話語權的交替。正如喻國明老師所言,互聯網是一種“高維媒介”,而這一增加的維度最大的特點,便是激活了傳統媒體時代受到技術發展和權力體制體系制約的受眾的力量。換句話說,傳統媒體的話語中心體系被逐漸削減,對話語權的控制力也在逐步削弱;由此帶來的,則是主流意識形態的聲音不斷被邊緣化,傳統的話語權威被不斷解構。
但李普曼在《公眾輿論》中表示,人們由于自身有限的能力,必須靠新聞供給機構來感知周圍的世界。在專業化手段和規模化操作的比較下,傳統媒體始終占據著新聞來源;雖然自媒體偶爾會推出幾個“網絡爆款”,但新聞的后續報道始終掌握在傳統媒體的手中。此外,隨著傳統媒體紛紛入駐互聯網以及“兩微一端”的建設,新聞的話語權慢慢又聚集在了傳統媒體手中。
由此可見,傳播話語權經歷了“中心化——去中心化——再中心化”的變化路徑。本文試按著這個路徑,探析擬態環境的變化。
一、中心化語境下的擬態環境
在互聯網出現之前,我們所提及的媒介主要是指報刊、廣播、電視、雜志等,它們一般掌握在具有規模化手段和專業化能力的傳統媒體手中,媒介組織成為了媒介的具象化的表現形式。
在此情況下,媒介不僅僅作為一種中介而存在,更慢慢成為人們所生活的環境的一部分,并作為環境來塑造社會及其組成部分。一方面,社會的媒介化程度不斷提高,媒介生活深入到人類社會的各個角落,對人類產生潛移默化且持久的影響。正如格伯納所言,媒介的符號世界是塑造并維持用戶認識、信仰及行為的重要力量,成為人類構建現實世界的主要來源,使得人們對現實世界的看法接近從媒介中獲得的答案。
由于媒介的集中控制,使得互聯網之前的媒介敘事處于中心化語境的背景。媒介組織掌握了話語權,通過對符號的表達和傳播,影響了大眾的認知和選擇,并通過營造“社會合意”的氣氛,引導社會,從而控制社會輿論的走向。
在中心化語境的敘事下,我們所了解的現實世界,來源于媒介為我們提供的“洞見”。媒介告訴我們什么是對的,什么是錯的,什么值得關注,什么不值一提……媒介的話語成為了我們生活的“語言”。對于國家而言,掌握意識形態話語權,就決定了主流意識形態在多樣文化沖突和思潮競爭中的主導地位,這關系到國家意識形態建設的成敗。
法蘭克福派學者認為,媒介不僅是意識形態的工具,而且媒介本身就是意識形態。通過掌握媒介,進而掌握了話語權;而話語權的掌握是意識形態主導權實現的基礎,話語權的傳播可以進一步傳播意識形態,主導了話語權也就是主導了意識形態。通過對媒介的掌握,進而將意識形態資源在無形中進行了分配和控制,由此掌握了一系列的社會權力。
在這一時期,我個人認為,麥克盧漢所說的“媒介即人體的延伸”并未達到理想狀態。一般來講,媒介即人體的延伸,我們可以理解為媒介打破了時空界限,拓寬了人們在空間和時間上的感知范圍。這里的理解,從技術決定論的角度來看,是指在突出由于媒介的出現和發展,給人類及其社會帶來了巨大影響。
人體的延伸應該是大眾主動的延伸,主動去突破時空的界限,主動去搜索和獲得想要的內容;他們對于內容的滿足標準和價值標準的選擇,應該由用戶自己決定。
因此,中心化語境下的擬態環境,實際是媒介組織構建起的現實環境的“折射’,缺乏了公眾的聲音。
二、去中心化語境下的擬態環境
隨著互聯網的迅速普及和新舊媒介媒體的廣泛交替,信息的傳播主體和傳播方式發生了巨大變化。在互聯網時代,人人都可以發聲,表達意見;人人既是信息的消費者,又是信息的傳播者,信息的生產和傳播呈現出明顯的區別于傳統媒介時代的特性。過去信息的集中化生產和單項輸出方式發生了改變,信息傳播格局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麥克盧漢在提及去中心化時曾提到,計算機用戶散播信息的強大能力,正在創造嶄新的權力結構,形成了“處處皆中心,無處是邊緣”的權力結構。在新的傳播環境中,參與主體分散為網絡中的各個節點,每一個節點具有高度自治的特征。每一個節點既是信息傳播者,又是信息的接收者;節點與節點之間相互影響,并形成非線性的因果關系,使整個傳播呈現出開放式和扁平式的特點。
馬克·波斯特為互聯網所帶來的傳播總結了兩個特征——交互式和去中心化。
在互聯網時代,由于技術的進步,各種自媒體層出不窮。網絡的特性和功能極大地降低了信息傳播的技術門檻和成本,公眾由此獲得了原先被傳統媒體掌握的信息生產和信息傳播權力,大眾從被動的接受者轉變成主動的生產者和發布者,擁有了較為自由地表達自己觀點和意見的權力。此外,在市場經濟這只“無形的手”的驅動下,形成了多樣化利益主體的權利意識和權力訴求,推動了個體輿論表達的內生動力的形成。同時,互聯網賦予了這些利益主體宣示自身權利的機會,使受眾能夠相對平等地參與到傳播中來,極大地分化了原本集中的話語表達權。
在去中心化的語境下,不同媒介對同一事件的觀點和角度會有很大的不同,引導用戶得出不同的結論。因為受眾不僅對信息內容具有自主選擇的權利,對傳播信息的信源也具有選擇性;受眾在接受內容以及相關觀點的時候,也會同時接受不同的敘事邏輯和敘事方法,從而使得用戶構建起對外界環境的不同認知。
去中心化語境下的擬態環境與中心化語境下的擬態環境明顯存在很大的差別。首先,在敘事上,中心化語境構建的是統一的敘事邏輯,使得主流價值觀和上層建筑意識順利推行,并加強“社會合意”的穩固性;而在去中心化語境下,不同的傳播中心具有不同的敘事邏輯,它們維護和宣揚的,并非是主流文化,而是多種文化意識并存。這也是互聯網時代的包容精神。
第二,在主動性上,也存在明顯不同。在中心化語境下,內容來源和發聲渠道牢牢掌握在少數傳媒組織手里,媒介符號資源的大量壟斷,導致用戶缺乏選擇權利,只能被迫接受來自傳媒的“聲音”;而在去中心化語境下,用戶擁有自主性,可以根據自己的喜好進行媒介和內容的選擇。
第三,是用戶心理環境在擬態環境形成過程中的作用。在去中心化語境下,用戶在接受來自信源的內容和觀點時,受眾的心理環境會對其進行自我調節。所謂心理環境,是指人腦對人的一切活動發生影響的環境事實,即對人的心理事件發生實際影響的環境,也就是人們的心理所能感知到的,所能理解到的,所能創造出的,所能把握住的環境。由于用戶擁有信息的自主選擇和搜集的權利,在自我的基模和心理環境構建上趨向于個性化;由于獨特的心理環境和基模,導致用戶在接收信息時不再向傳媒時代那樣不加任何自我的消化,從而使得信息的效果在偏向上存在許多不確定性。
另外,我認為,去中心化下的擬態環境還帶有偏激的特質。劉海龍老師認為,我們假設傳播的前提是身體在場,而身體在傳播中的重要性愈發下降,引起了由于身體缺席,參與者就會產生一種焦慮,需要各種各樣的方式去克服它。之所以會發生離場介入的現象,是由于在社會剝奪感的促使下,使用戶產生了抗爭性,引發了對話語權的追逐;還因為身體不在場的原因,產生了傳播焦慮。在雙重因素的刺激下,使得用戶為了追逐關注和引起他人注意,在觀點或話語上帶有一定的偏激,從而引發了信息的接受者在思維上產生了一定的偏向。
三、再中心化語境下的擬態環境
互聯網的開放與包容使得傳播結構發生了巨大變化,那么為何在互聯網越來越自由和開放的環境下,傳播結構會走向再中心化的局面呢?
首先應該明確的是,此時的再中心化與中心化存有本質的不同。
互聯網的去中心化結構并不是永久的,而是暫時性和階段性的,因為隨著大眾的媒介素質和媒介資源的提高,越來越多的主體擁有了成為傳播中心的機會。
去中心化并不意味著沒有中心或者不需要中心,這是一種有別于中心化結構的泛中心傳播格局。在傳播網絡中,無數個節點相互連接,不斷形成一個個交互單元;這些單元中的一些節點會因為自身優勢,成為控制節點,承擔信息的輸出。
再進一步,再中心化的出現,也是由于商業化競爭下單一的傳播平臺不斷擴大,占據了絕對市場。英尼斯認為,任何一種媒介都有其傳播的時空偏向,偏向時間的媒介,有助于權威的梳理和森嚴的社會等級體制的確立;而偏向空間的媒介,有助于進行地域或空間的擴張。而互聯網無疑具有拓寬時空界限的特性,因此,掌握著互聯網資源的傳播主體會重新確立在互聯網時代中的中心化傳播體系。
另外,尼爾·庫爾德認為,媒介集中掌握著建構社會現實的符號資源,這種集中是歷來就有的,并且是為大眾所默認的。大眾所認知的環境,正是由這些符號資源構建起來的,這些符號資源影響人們感知和思考客觀世界的方式。雖然在互聯網時代,符號資源被分散,集中化程度得到一定程度上的削弱;但歸根結底,媒介始終掌握著大量的符號資源,并且可以通過對技術的控制,重新將分散的權力與資源,重新匯聚起來。
在再中心化語境中,擬態環境無疑具有三種性質。
以某一公共事件為例。當公共事件發生后,具有權威性的傳媒平臺首先會對事件進行報道,披露部分官方態度;由于事件并未完全報道,掌握少數媒介資源的傳播主體,如大v、公眾號等,在基于官方通報上,進行事件的二次建構。這種建構,不僅是對官方敘事的轉述,更有自我話語的表述。而公眾在接受來自這兩方的信息后,還會結合自己的經驗以及從其他渠道了解的信息,對事件有一個大概的感知。
由此可以看出,再中心化語境下,擬態環境已經不是有選擇性的了解和“折射”,而是不同層級的擬態環境疊合在一起,共同為大眾提供一個視角。
四、結語
有什么樣的傳播媒介,就會有什么樣的意識形態引導格局。在傳統的意識話語權威結構中,報紙、雜志、廣播、電視等傳統媒體由于具有“一對多”的單向信息傳播模式,從而形成了一元化的傳播格局;而建構在互聯網之上的新媒介,打破了符號資源的壟斷,改變了過往傳播機會不平等的格局,引起了“一對多”到“多對多”的傳播模式變遷,更促成了多元化的傳播格局。但多元化的傳播格局也會再次走向再中心化的趨勢。詹姆斯·卡倫指出,新媒體也會催生新的傳播中心。一方面,網絡發展引發了信息泛濫的現象,而由于缺乏相應的媒介素養,大眾不得不再次選擇權威或者他們可以信任的傳播源;另一方面,大眾雖然擁有了更多發聲的權利和渠道,但說話的權利不等于被傾聽的權利,受眾的話語權并沒有明顯的上升。
“中心化——去中心化——再中心化”傳播格局的不斷變化,也象征著話語權的不斷變遷,更彰示著不同格局下的擬態環境的要素與特質的不同。
雖然互聯網時代下的傳播結構依然帶有一定的中心化色彩,但這種泛中心化的語境打破了時空的隔閡,為不同文化和觀點的多元發展提供了環境條件,使人與媒介之間的交互關系更加深入。我相信,在再中心語境下,媒介技術會為之后的文化活動與人類交流提供全新的體驗和更加平等的溝通;媒介關系也會從競爭走向共生,創建更加和諧的媒介生態環境。
而對于政府來說,正視當前媒介環境的特點和趨勢,通過恰當的方式和方法將主流意識形態內容進行有效地傳播,在“百家爭鳴”的媒介場域主動發聲,引領社會輿論,提升主流意識形態的話語權威,增強意識形態認同感,不得不說是一個極大的挑戰,也是當務之急。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2016年2月19日召開的黨的新聞輿論工作座談會上所言:“很多人,特別是年輕人,基本不看主流媒體,大部分信息都從網上獲取。必須正視這個事實,加大力量投入,盡快掌握這個輿論戰場上的主動權,不能被邊緣化了。
本文來源:《視聽》:http://www.007hgw.com/w/xf/95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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