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世界信息與傳播新秩序運動到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看中國方案的可行性

世界信息與傳播新秩序運動是不結盟運動發展的產物，也是民族意識覺醒的表現。以美國為主的西方國家出于自身利益的考慮，旨在固化而非改變世界傳媒舊秩序，最終以英美退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來作為對該運動最強有力打擊。隨著冷戰的結束以及全球化的興起，美國在傳媒秩序中的霸主地位日益凸顯，以信息自由為借口通過跨國傳媒集團來兜售美國的價值觀。世界傳媒秩序是國際秩序的反映，隨著如金磚國家新興經濟體的興起，發展中國家在世界舞臺上的話語權不再由西方發達國家霸占。同時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互聯網的興起與發展是打破西方長期霸占世界傳媒秩序的新武器，但是美國在技術與內容方面的優勢使得它在互聯網時代依舊站在優勢一方，隨著維基解密以及棱鏡門事件的爆出，讓人們意識到美國網絡霸權在互聯網時代依舊強大。

對于以中國為首的發展中國家來說，互聯網時代機遇與挑戰并存。自十八大以來，不論是理論還是實踐上，中國做出許多新舉措。在第二屆互聯網大會上，習近平主席提出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主張，“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是“命運共同體”理念在互聯網領域的延伸，也是對構建全球傳播秩序“中國方案”的精辟闡述。該理念的提出是世界信息與傳播新秩序運動的延續，同時注入新的時代內容，我們需要從前兩次運動失敗的教訓出發，以及從中國的國情和世界的新形勢來看待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一、關于世界傳媒秩序斗爭的梳理

以史為鑒是當下構建全球傳播新秩序的基礎，在與發達國家斗爭的歷史中，由發展中國家主導的兩次運動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就，一次是興起于七十年代世界信息與傳播新秩序運動，另一次為世界信息峰會，但兩次運動都未改變不平衡的現狀。新秩序更多側重于辯論本身，較少側重改變媒介現實。換言之，這個過程的重要性主要體現在對媒介政策的辯論上，而非關注實際的傳播現象。

世界信息與傳播新秩序興起與發展主要是由不結盟國家推動，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為主要平臺展開對世界信息與傳播舊秩序的反抗，新興的獨立國家意識到世界秩序不平等主要集中在經濟和信息傳播領域，而世界信息與傳播新秩序運動是世界經濟秩序爭論的重要組成部分。以美國為主的西方發達國家長期推行文化帝國主義，以跨國傳媒集團為中介向全球推銷美國價值觀，發展主義神話最終導致民族文化認同危機。該運動兩個里程碑事件為《阿爾及爾宣言》和《麥克布萊德報告》的發表，這表明來自不同背景的國家在朝著更加公正傳播秩序的道路上有著一致的利益訴求。英美等發達國家以新聞自由為借口進行阻撓，最終兩者在1985年退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世界信息峰會的背景是南北之間不斷拉大的數字鴻溝，發展中國家要求打破美國對于互聯網治理權的長期霸占。發展中國家認為長期以來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憑借自身先進的媒介技術在全世界傾銷包含西方價值觀的文化產品，技術上的壟斷使得發展中國家被迫依賴。在互聯網的全球治理上兩者存在嚴重分歧，一方堅持國際電信聯盟來管理，而西方國家依舊以阻礙信息自由流通為理由認為類似于ICANN民間機構才是最優選擇。西方國家以拒絕參加會議來反對該峰會的繼續進行，最終該峰會與第一次運動一樣以失敗告終。

世界信息與傳播格局是主權國家政治經濟實力的直接映射，不平等的傳播秩序是阻礙發展中國家發展的制約因素之一。這種不平等體現在信息采集、分配、流向等方面。不論是衛星電視時代還是互聯網時代，發展中國家的斗爭最終都無疾而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最重要的原因為信息傳播秩序是世界政治經濟秩序的反映，發展中國家根本無法與西方發達的老牌資本國家抗衡，螳臂當車注定失敗。就發展中國家內部而言，各國之間的利益訴求存在差異，在運動中很難做到一直團結，這對于斗爭來說是不利的。隨著發展國家的崛起，對于世界秩序的不平衡狀態提出了新的訴求，其中信息秩序是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在不同場合提出關于目前信息秩序不合理狀態的解決方案，其中以第二屆互聯網大會為例，習近平主席著重闡述了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的四項原則與五點主張，這些新的理念為構建更為平等的世界傳媒秩序添磚加瓦。

二、互聯網時代世界傳媒秩序

互聯網的崛起是推動全球化發展最重要的動力之一，在全球化浪潮中，由于西方發達國家掌握著互聯網的核心技術使得南北之間的數字鴻溝進一步拉大。世界信息峰會就反映出長期處于被迫依賴的發展中國家對于互聯網治理的利益訴求，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互聯網時代依舊宣揚信息自由，但是隨著維基解密和棱鏡門事件的爆出，撕開了美國霸權行為的真面目。顏色革命等事件也進一步說明在互聯網時代，網絡主權關系到本國的安定。相較于傳統媒體時代，在互聯網時代傳媒秩序的重建遇到的問題更加復雜和立體，在技術、規則和內容等方面的巨大差異很難在短期內解決。在技術上，互聯網技術產生于美國，技術壟斷以及資金短缺很難讓互聯網技術在發展中國家普及。對于資源分配的規則方面，發達國家支持“主權先占原則”，即先到先得，實力越大，資源越多。但是發展中國家認為資源應該共享，應該預留出發展中國家目前沒有能力開發的資源。在內容方面， 國際新聞的主要信息來源仍然是美聯社、路透社、法新社等西方三大通訊社。好萊塢電影席卷全球，傳遞著美國式的價值觀，也重塑著各個民族國家的本土文化面貌聯網成為信息流通最廣闊的新平臺，然而無論是政治經濟體系，還是語言文化要素，美國及西方仍然控制著主流。

綜上所述，傳統媒體時代關于世界信息與傳播秩序所遺留的問題在互聯網時代依舊存在，并且與互聯網時代遇到的新問題相互雜糅。西方發達國家在傳媒發展中不斷累積的優勢在互聯網時代依舊持續，以及文化帝國主義的推行更加隱秘。但是互聯網的開放性使得對美國霸權行為的揭露以及被監視國家的反抗成為可能，金融危機以來美國整體實力的下降與新興經濟體的崛起都為互聯網時代更為公正合理的傳媒秩序的建立提供了可能。

三、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中國關于平衡全球傳媒秩序的新方案

在世界信息與傳播新秩序運動和世界信息峰會兩次斗爭中，中國由于各種原因處于缺席狀態，隨著中國的崛起以及西方老牌資本主義國家的衰落，世界政治經濟秩序出現新一輪洗牌。如何在新的歷史時期抓住話語權，中國需要主動融入全球化浪潮以及參與新秩序的重建。中國在多個場合提出關于全球傳媒秩序進一步平衡化的解決方案，例如媒體聯合國以及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網絡空間是新的空間，需要新的秩序，斯諾登事件以及顏色革命都有力佐證了網絡主權關系到國家主權。相較于前兩次運動，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有其特殊的意義。NWICO 的鼓吹者們過于強調國家主權與國家利益，從而為新自由主義的批評者提供了口實，后者認為 NWICO 限制了全球信息的自由流動和人們表達意見的自由。WSIS 機制也常被左翼學者痛批為跨國權力和資本聯手掌控世界的“陰謀” 。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四項原則”和 “五點主張“超越了民族國家與市場之間的二元對立，強調共建、共治和共贏，而非零和博弈。在理論上，網絡空間共同體相關原則與主張的提出存在其合理性和可行性，同時相較于前兩次運動的空想性，中國方案的提出有其堅實的物質基礎，其作為人類命運共同體在傳媒領域的體現，一帶一路與亞投行為其提供物質保障。這其中涉及互聯網技術開發、基礎設施的完善和規則的建立等各個方面。理論的合理性和實踐的可行性使得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可以成為讓更多國家接受的中國方案。 

第三世界國家在全球化的浪潮中首先要提高文化自覺，阿芒·馬特拉在《世界傳播與文化霸權》多次提出，自文化工業以來，文化同化的危機與文化認同的希望一直伴隨著發展中國家。文化自覺涉及對民族文化的認同以及對于文化交流的包容心態，尤其是前者，文化自覺意味著知識生產系統的獨立性與系統性，這關系到國家發展的方方面面。將世界傳媒新秩序的建構視為一種過程，一種新知識生產的過程。文化生產的權利被那些具有傳播話語權的國家、集團所把持，文化知識的生產就演變為媒體信息的生產，對媒體信息生產的爭奪基本等同于知識文化生產的爭奪。其次全球傳媒秩序是政治經濟秩序的體現，綜合國力的提高才是獲得國際話語權的前提。同時意識到國際秩序的重建必定牽涉發達國家的既得利益，在目前階段推倒重建不切實際，只有在目前秩序的基礎上不斷完善來爭取發展中國家的利益。

結語

殖民時代的結束并不意味著殖民性的消失，第三世界國家的斗爭一直在持續。在傳媒領域，從世界信息與傳播新秩序運動到世界信息峰會再到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從傳統媒體到新媒體，中國從缺席到主動爭取國際話語權。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提出既是前幾次運動未完成的夙愿，也是對世界新形勢的積極回應。但是南北之間在網絡空間里如何達成共識，取得最大公約數還需要多方努力，提高文化自覺性、吸取前兩次失敗的教訓，提高綜合國力以及第三世界國家的團結都是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實現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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