組織范式視角下的共同體管理理論探微

人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也就是說，人類的共同活動是推動社會歷史發展、生產力進步、科學繁榮的根本動力源泉。人是在組織中生存與發展的，共同體的組織形態、思維方式、教育價值越來越成為超越分歧、矛盾、斗爭而富有合作、信任、共贏、包容的組織范式。這種對人類共同利益的關注、對世界的關心經常會與個體化的、短期的、私人的利益相左，這就需要基于共同體教育和共同體管理理論進行探索。

“我們日益生活在一個危險的時代，特別是人類技術快速增長的復雜性帶來的潛在危險。”斯蒂芬·威廉·霍金曾指出，在未來科學發展的歷程中，人類社會發展所面臨的危機與挑戰不是來自科學，而是來自道德倫理。人類所擁有的道德遵循決定在科學發展的過程中是創造奇跡還是創造怪物，是造福人類還是毀滅人類。席卷中國大地、蔓延世界各地的新冠肺炎疫情，讓人們看到所生活的世界的脆弱性、不確定性以及威脅性。在充溢著流動性的現代化社會，人們既能夠看到相互聯系的日益緊密，又能夠看到種族、文化、宗教的不寬容。“以核武器為典型標志的人類超級力量的出現，標志著人類進入一個史無前例的、完全因為自身的能量就足以摧毀整個人類的時代的到來，我們今天的這一代人是第一次面臨全面毀滅的人類”，探索能讓人們規避風險的相處方式，尋求能讓人和諧相處的基本假設，探求能夠形成共識的道德倫理，尋覓共同遵循的價值規范，探究交互共生的組織范式，日益彰顯其必要性、緊迫性。人類創造了歷史，歷史也塑造了人類，人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即人類的共同活動是推動社會歷史發展、生產力進步、科學繁榮的根本動力源泉，人類社會發展到今天，人類一切工作的出發點，或者說人類的至高追求、終極關懷已然超越了僅對于個體生命的珍視、對于組織的信守、對于文化的皈依、對于民族國家的忠誠，而上升到對于人類是否能夠可持續存續、人類集體安全的關注與重視。地球是全人類共有的家園，不是哪個國家、哪個民族的私有財產，人類的可持續發展、人類集體的安全、地球的安危是全人類的整體利益、至高利益。格局與高度決定了人的思維方式、價值觀念、行為準則，唯有形成超越個體理性、組織文化、家國情懷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思想與實踐，才能更好地引領人類的未來。

人是在組織中生存與發展的，根據摩爾根的觀點，從人類所屬的組織形態可以將人類分為作為家庭成員的人、作為氏族的人、作為部落的人、作為民族的人、作為國家的人、作為國家聯合體的人、作為人類的人。“組織不僅提供人之生理生存的各種基本條件，而且也創造了人之心智潛能、品行形成與發展的可能空間。”在不同層次或不同類型的組織中，“個人總是按照內在的假設去行動，但是這種假設可能與他遇到的真實世界并不一致”。“組織是文化的產物，是人這種動物用他的知覺和生命在一個特定的范圍內所形成的。”“組織是被意識到的社會現實，在那里，人們做出決定并采取在他們看來是正確而合適的行動。”由此可見，人的意圖、價值、習慣和信念既是構成組織的重要因素，組織的層次、形態也決定了個體的認知、思維與行動。也就是說，個體處于家庭組織層面與個體處于人類組織形態下的思考、選擇與行動是截然不同的。在歷史發展過程和現實境遇中，某些組織或者利益團體總是基于一定的目的刻意塑造某種組織文化，以左右與影響個體或群體對組織的判斷與感知，所以，馬克思認為“社會采用了一些錯誤的信仰和意識形態模式，這些錯誤的模式掩蓋了實際對人的一種壓迫”。因此，人需要一種不被遮蔽的真實環境、一種不被掩蓋的高度視野、一種不被阻擋的廣泛情境來審視自身所處的組織文化，基于人類最真實的善意、整個人類的可持續生存、全球人類命運共同利益的理論與實踐，無疑能夠提供最佳的范式。

“每個人的思想深處都存在著一組支配其思想和行動的相應理論。”這種理論包括內隱理論與外顯理論，外顯理論是一種個體信奉的理論，內隱理論是個體行動的真實向導。內隱理論以及在社會化過程中個體不斷反思、重構的改進式內隱理論在支配人、影響人，決定了個體在組織中的行為方式、與他人的關系邏輯、對組織的態度價值。內隱理論與改進式內隱理論對個體的發展既有負向的、消極的影響，亦有正向的、積極的功能。雖然個體所秉持的理論與假設千差萬別，但由于人的本質的共同性、觀念和價值的共通性、生活和生存的共生性，使理論研究不僅可能而且必需。理論研究旨在尋找能夠分析個體性理論的有效工具，從而為理論聯系實踐、實踐聯系理論提供最佳的范式。所謂范式，是指“個體性理論經熔鑄、整合而擴張、擴散為一定團體、組織所秉持的共同信念、約定、察看方式，以及在此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并將持續下去的一整套知識體系和相關的方法、技術等等”。組織社會學家布羅爾和摩爾根用代表科學本質屬性和代表社會本質屬性的兩根軸線，構成了組織理論范式的四個象限，分別是：功能主義范式、解釋主義范式、激進人文主義范式和激進結構主義范式（如圖一所示）。

不同的教育管理理論者對不同范式之間的關系有不同的理解，有人認為范式是不可通約的，有很多研究者則認為范式是可以融合和通約的。不同的范式就一定意味著爭論、分歧、碰撞嗎？反之，不同的范式就一定要達到共識、共通、融合嗎？是否存在能夠既包容不同意見，又不達到一統的范式呢？筆者認為是存在的。

一方面，當今社會每個人都必然隸屬于各種類型的組織。組織的形態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隨著時代的發展而不斷變化的，深刻體現了人與人關系的發展、社會關系形態的變化。從廣泛意義上講，“前現代的組織，是按照硬件的方式組織的；現代的組織，是按軟件的方式組織的；后現代的組織，是按照濕件的方式組織的”。所以，未來社會是“濕”的。濕，是協同合作的態度；濕，是思維方式由一維到萬維；濕，是文化從一元到多元。文化最根本的規定性在于它是歷史凝結成的，是在特定的時代、特定的地域、特定的民族、特定的人群中占主導地位的生存方式。當文化作為人的主導性的生存方式，以及社會和歷史運動的內在機理時，它與社會領域其他方面就不再是二元分立的外在并列關系或附屬關系，而轉變為“一種機理和圖式的水乳交融、血脈相通的內在依存關系”。無論前現代性還是現代性抑或后現代性，其本質就是一種文化精神的高度凝結與概括，是人類歷史發展進程中所沉淀、積累并升華的文化內涵與精神追求，是伴隨著工業化發展而逐漸固化的個體活動、組織形態和社會運行的內在機理和文化圖式。工業化，本質上是干巴巴的，“工業化好比一臺烘干機，將社會關系中一切帶有人情味的東西烘干，然后用原子式契約將個體聯系起來”。在西方社會的工業化進程中，結構功能主義理性系統成為一種內在的組織文化范式，深刻影響著各種社會組織領域的發展，包括對學校組織文化的影響，成為工業化社會學校實現現代化的最重要的標識。工業社會所形成的現代理性組織導致社會日益分化，陌生人世界形成，使人成為“原子化”的人、“碎片化”的人，同時把人置于現代理性組織規訓化的監獄里，使其成為組織人和工具人。到了20世紀末，這種缺乏人文關懷的組織范式的詬病日益凸顯，逐漸成為理論界和實踐界廣泛批判的對象，在極大范圍內進行著以“后現代性”為標識的文化轉型，以人文主義的文化組織模式逐步改造結構功能主義的文化組織模式，以真正的人的發展來取代理性系統之下的“工具人”的發展，以真正的人性的精神聯盟來改造理性系統之下的工具性的效率聯盟。社會運行機制和精神文化的內在整合，逐步成為一種必然，舊有的片面、割裂和局部傾向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背景下走向互動與生成、合作與交流、整體與協調。溝通、交往、協調和合作讓人感受到共同體思想的溫暖，以重視人的精神聯盟為主要特質的共同體主義思潮在21世紀日益得到復興與發展，已然成為現代人共同生存和發展的思維方式、價值規范、行動準則，政治共同體、經濟共同體、教育共同體等已經彌漫在人們生活的方方面面。學校組織文化同樣受到共同體思潮的影響，學習共同體、教學共同體、教研共同體、管理共同體在學校組織文化構建中得到了長足的發展，“這種適應后工業化社會的學校組織文化范式也由此獲得了它的‘后現代性’”。

另一方面，長期以來，人們習慣于視學校為謀求社會發展、經濟繁榮、科技進步的純粹工具性的教育機構，但隨著社會的轉型，人類所面臨的危機與挑戰與日俱增，生態的脆弱性以及不寬容性逐漸蔓延，學校必須越來越作為一個“雛形的社會”而發揮它的教育價值，為真正的社會共同體做準備。作為為大的社會共同體而準備的“雛形的社會”的學校，它與傳統工業化學校不同。“傳統學校組織文化中，學生彼此之間的交往方式相當于生產機構早期的‘簡單協作’，區隔、陌生、競爭是主流，只能培植個人主義，偶爾的互助也只是個人之間的事……反之，共同體導向的學校組織文化中學生是聚合的形態，學生是深度合作、互助、信任、共贏，即以活動為中心，學生之間就可以為完成某種共同的作業而分工，并在分工基礎上協作，每個人為共同作業的完成，做出自己的貢獻，并分享別人的貢獻。這種具有共同路線、共同精神、共同目的的學生群體，才堪稱‘社會’。”因此，“學校即共同體”的教育價值就在于以“內鑠”的方式推動學生真正的社會精神——共同體精神的成長，在共同體社會中成長為富有社會公共精神的現代公民。

綜上所述，共同體的組織形態、思維方式、教育價值越來越成為超越分歧、矛盾、斗爭而富有合作、信任、共贏、包容的組織范式。人們需要共同體是因為人們需要安全感，安全感是幸福生活至關重要的品質，是人性的追求。“在這個迅速全球化的世界中，我們都是相互依賴的，因而沒有人能夠獨立掌握自己的命運”，這就要求公民具有“一種公共事務的知識，一種歸屬感，一種對整體的關切，一種與自身命運休戚與共的社群道德契約”。這種對人類共同利益的關注、對整個世界的關心，經常會與個體化的、短期的、私人的利益相左，這就需要基于共同體教育和共同體管理理論進行探索。

本文來源：《黃河.黃土.黃種人》：http://www.007hgw.com/w/xf/2654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