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析中西方文化差異及其對文學翻譯的啟示
翻譯涉及兩種語言的轉化,但又不局限于文字的機械轉換,還涉及兩種不同文化之間的交流。中西方文化差異體現在不同方面,比如道德觀與價值觀、思維方式以及宗教信仰等。深刻把握這種差異,對于翻譯初學者而言可以得到很大的啟示。
一、中西方文化差異的表現
(一)道德觀與價值觀的差異
中國傳統道德觀的特點是注重整體,注重“協調”,注重義、仁、善。例如影響中國數千年的儒家思想,以春秋時孔子為師,以“六藝”為法,崇尚“禮樂”和“仁義”,重視道德倫理教育和人的自身修養。而西方國家的傳統道德更傾向于注重個體,注重利。如西方的古希臘智者學派指出“一切以人的利益為轉移”,體現出早期的人文主義精神;古羅馬時期的私有財產不可侵犯,早早確定法制,注重保護個人利益;再到后來的文藝復興,更加突出“人本”思想。西方資本主義的產生加之資本擴張、殘忍粗暴地侵略,又體現出重利的特點。從價值觀角度分析,中國可視為倫理型,注重三綱五常、男尊女卑;西方可看作功利型,注重冒險探索,生來自由。此外,中國人重“內”,西方人崇“外”;中國人喜歡從動態中觀察分析事物,西方人習慣從靜態中觀察分析事物;中國人善于把握整體,注重平衡,習慣從整體中看個體;西方人喜歡化整為零,注重分析,習慣從個體中看整體。
(二)思維方式的差異
中西方思維方式的差異,就好比文科生與理科生在思維方式上的差別。中國人普遍的思維方式更偏向于感性,與文科生相似,更重視人內心的感受,愛“吾日三省吾身”,通過思考斟酌總結事物的普遍規律;而西方人更像理科生,理性,務實,更加在意真實存在的客觀事物,從邏輯上發現事物的本質。二者的差異還可以用不同圖形來描述:中國人的思維方式更像圓形或者是螺旋形思維,一般不喜歡直接切入主題,而是含蓄內斂,間接或者委婉地表達某一觀點或者目的,而西方思維更像直線,不喜歡拐彎抹角,崇尚言論自由,開門見山。翻譯英語文學作品時,尤其要深入探討了解思維方式的差異。
(三)宗教信仰的差異
對比來看,中西方對于宗教信仰的強度不同,雙方信仰宗教類型也不同。西方大多數人信奉宗教,且信奉的宗教種類單一,多為基督教。而中國大多數人不信教,信教的人信奉的宗教類型較多,包括基督教、佛教、道教、伊斯蘭教等。這些差異與中西方本身的發展歷史有關。西方自西羅馬帝國滅亡之后,封建割據時間較長,一直沒有形成統一的政權,先后建立大大小小的國家,人民長期以來顛沛流離,都希望有一個共同的信仰可以寄托,隨著時間的推移,基督教逐漸被大家接受,形成了統一的基督教世界。對中國而言,幾千年歷史中,國家統一穩定一直是主流,但隨著多民族文化相繼傳入,各個民族不斷融合,不同的宗教開始被百姓信奉。
(四)風俗習慣的差異
文化背景不同,生活習慣、民風習俗的不同也會造成中西方文化的差異。比如在中國的傳統中,紅色代表喜慶、吉祥,逢年過節都愛穿紅色衣服,春節掛紅燈籠,貼紅色春聯,發紅包,而在重大場合時,也愛用紅色點綴,像中國傳統婚禮就以紅色為主。但在西方文化中,卻多以白色為主,寓意純潔、高尚。西方婚禮上新娘會穿著純白婚紗,在教堂里神父的見證下完成人生的重大時刻。除顏色寓意的不同,許多動物在中西方不同的文化背景下,象征意義也不盡相同。在中國,“龍”是一種祥獸,在《辭源》一書中描述道:“龍是古代傳說中的一種善變化能興云雨利萬物的神異動物,為鱗蟲之長。”還提到龍的形象為:“角似鹿,頭似馬,眼似兔,項似蛇,腹似蜃,鱗似魚,爪似鷹,掌似虎,耳似牛。”集合了多種動物的特征為一身,體現出古人對龍的喜愛之情。而西方的“dragon”在《圣經》中卻是撒旦的化身,是一種惡獸,無惡不作,與上帝為敵,與中國龍的形象大相徑庭。它是形狀類蛇的巨大怪獸,有一雙巨型翅膀,能飛,還會噴火,出現時就會帶來毀滅性的傷害。因為這種差異,許多文學作品若希望不同語言背景下的讀者在讀完譯著后,能產生與原語言讀者的同樣效果,就需了解習俗差異所在。
二、文化差異對文學翻譯的啟示
文學翻譯不只是文學語言文字符號之間的轉換,還是藝術表現形式與特質以及藝術形象和文字風格的再現,是社會文化觀念的交流、溝通與融合。在文化差異如此大的情況下,做好文學翻譯需要以下三步:
(一)理解文學作品中的宗教傾向
許多文學作品是主流歷史、社會背景與個人經歷結合下的產物,不可避免地會有宗教傾向。例如中國四大名著之一《西游記》中就結合了在中國盛行的佛教與道教文化,出現了觀世音菩薩、玉皇大帝、嫦娥仙子、天蓬元帥等具有中國特色的人物形象。而在西方文學史上,不論莎士比亞還是濟慈的作品,都體現了基督教的特色,如《恩迪米昂》中,濟慈就寫到了像太陽神阿波羅、海神波塞冬、牧神潘等人物。這些作品在進行翻譯時都需要譯者充分掌握中西方宗教信仰文化的背景知識。又如在夏衍所寫的散文《野草》中使用了佛教中天神的名字“金剛”,原文為“有人問:世界上什么東西力氣最大……有人開玩笑似的說:是‘金剛’,金剛有多少力氣,當然大家全不知道。”在英譯過程中,我們就要考慮到中西方宗教上的差異。“金剛”指守護佛法的天神,常怒目作勇猛之相。在西方基督教文化中,并不能直接找到與之對應的人物,在翻譯過程中就可以巧妙運用意譯法,譯為“the fierce-browed guardian gods to Buddha”,舍去原詞的形而取其內在含義,做到用最自然的方式表達出最接近原意的對等信息。
(二)了解受思維方式影響的用語習慣
受感性思維的影響,漢語往往以意合為主,在語言使用習慣上表現為說話者往往不明說事情而是讓聽話者從話語及說話者的神情、語氣以及所處的環境來理解說話者要傳達的意思。它更加強調語言的悟性。以朱自清的《匆匆》為例,“……我的日子滴在時間的流里,沒有聲音,也沒有影子。我不禁頭涔涔而淚潸潸了。”這兩句話中間作者并沒有使用任何表示邏輯關系的連接詞,前后承上啟下的邏輯關系是靠讀者在閱讀過程中感悟出來的。而在漢譯英的過程中,就要考慮到中西方思維方式以及語言使用習慣的差異。受理性思維的影響,英語以形合為主,需要聽話者可以通過形來理性推理說話者要表達的意思。在這句話的翻譯上,就要加上“At the thought of this…”,譯為“…my days are quietly dripping into the stream of time without leaving a trace.At the thought of this…”,這樣才能讓譯文讀者體會到與原文讀者一樣的情感。
(三) 靈活應對道德觀與價值觀差異對文學作品的影響
文學要描寫人,自然就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人的道德倫理規范。中西方在道德觀與價值觀上存在的差異,體現在文學作品的方方面面。中國自古以來受自給自足的農耕文明影響,道德觀上注重整體,注重人倫教育與自身修養。在中國的文學作品中,對于親屬和社會關系上有嚴格的界定,七大姑八大姨各有稱呼,例如在《紅樓夢》中,四大家族的人物關系紛繁復雜,作者使用了包括“嫂子、姑姑、嬸嬸、舅舅、老祖母”等多個稱謂,在英譯過程中就要考慮到西方注重個體的道德觀念,對親屬稱謂簡化翻譯為“aunt” “uncle”等。又如黛玉對寶玉說的一句話“你也不用起誓,我知道,你心里有‘妹妹’,但只見了‘姐姐’就把‘妹妹’忘了。”由于英語中姐姐、妹妹均用“sister”表示,如果直譯就會使譯文讀者不明所以,因此在翻譯過程中就要跳出原文的框架,采用意譯的方法譯為 “There is no need to swear,I know I have a place in your heart.But wherever you see her,you forget all about me.”由此可見,想要減少文學差異對文學翻譯的影響,就要靈活采用翻譯方法,正確取舍文學作品中包含道德觀與價值觀的內容。
三、結語
一種文化之所以能夠存在,就在于它有著自己不可混淆的、不可取代的特色。翻譯在中西方兩種不同文化交流過程中承擔著橋梁的作用。我們必須在翻譯過程中高度重視文化因素的影響力,通過分析中西方文化差異,獲得翻譯啟示,實現更加高質高效的文學翻譯。
本文來源:《黃河.黃土.黃種人》:http://www.007hgw.com/w/xf/2654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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