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時代我國經濟面臨的問題和政策建議
按照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世界各國都會隨著經濟發展水平所處的不同階段經歷各自的時代。但新時代下中國的經濟無論是外在表現形式,還是形成機制,都與發達國家存在本質上的不同。雖然中國經濟學界對新時代中國經濟的特征還存在分歧,但是綜合來說可以總結為經濟增長速度減慢、經濟結構亟待調整和增長動力需要轉換三個方面的特征。在這些特征的大背景下,我國的經濟還面臨這許多其他方面的問題。
一、新時代我國經濟面臨的問題
由于世界各國的國情不同,所處的發展環境和發展階段也各異,因此各個國家的經濟也都表現出不同的問題。就我國的經濟發展階段和現狀來看,新時代下我國經濟面臨的問題如下:
(一)人力資源低成本優勢逐漸消失
1978年中國啟動改革開放戰略,在1978-2000年前后的20多年時間里,中國最短缺的生產要素是投資和進口先進技術和設備所需的外匯。由于20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末的人口高出生率,導致人口結構非常年輕,人口撫養比持續下降,適合勞動密集型工業發展的青年勞動力供給相對于短缺的資本投資和外匯儲備而言幾乎是“無限”的。這種狀況構成了中國經濟增長的“人口紅利”。
自1980年實行強制的計劃生育政策以后,勞動力供給增長速度下降的效應在2004年開始顯現。從2000年到201 0年,我國勞動年齡人口只增加了13.13%,而經濟總量增長了143%。2013年第一次出現了勞動人口數量下降的情況,2014年又比2013年下降371萬,2016年又比2015年減少349萬。勞動人口的絕對數量下降意味著勞動力供給會出現短缺,工資上漲成為必然結果。
(二)傳統經濟結構逐漸落后
經過改革開放后30多年的高速工業化和十幾年的城市化建設,我國已經進入了工業化和城市化的中后期階段,這意味著中國經濟發展階段已經發生了本質性變化。支撐經濟增長的鋼鐵產業,可以大規模復制產能的重化工產業、汽車產業、建筑產業等都已經接近工業化市場需求的天花板,排浪式的大規模消費需求增長逐步進入平穩增長期。由于創新性產業的風險一般比較高,要想成為促進經濟增長的支柱性產業,還需要一定的過程。隨著服務業比例的提高,勞動生產率的增長率將呈現下降趨勢,投資回報率將會呈現出收斂性特征。舊的經濟結構促進經濟增長的潛力逐漸降低,急需全方面優化升級。
(三)經濟發展環境逐漸惡化
改革開放初期,中國的工業化剛剛起步的時候,生態環境對污染的承受空間較大,使人們誤以為環境對污染的容納能力是無限的。雖然早在1989年中國就頒布了環境保護法,但時至2014年,中國企業不超標排放污染物仍然是免費的,只有被查到超標排放才會繳納超標排污費。因此,國內生產企業和一般消費者一直是免費使用作為公共資源的環境容量排放各種廢棄物。這使得我國的價格體系中不包括環境成本。在資源開采方面,對生態的破壞十分嚴重,大量礦產開發者沒有進行生態恢復。因此,我國的價格體系中也沒有把生態損失計算到成本之中。目前,中國的生態破壞和環境污染已經嚴重跨越生態紅線和環境有效負荷,繼續過去的生態利用方式和廢棄物處理方式,將會使得我們賴以生存的生態環境發生崩潰。
(四)經濟體制改革愈加艱難
從經濟運行機制來看,我國經濟的市場化程度與改革開放初期相比,越來越接近西方發達國家。然而,由于政府的功能依然過度強大,在金融等相關領域的管制依舊很嚴,致使經濟體制仍然存在很嚴重的扭曲。這種扭曲一方面使市場信號失真,導致經濟增長脫離資源、環境等客觀條件的支撐,形成結構扭曲;另一方面導致社會價值觀扭曲,催生腐敗,積累和激化社會矛盾。
2010年以前的改革帶有明顯的普惠性,盡管改革成果分配存在很大問題,導致收入差距日益擴大,但幾乎全社會的成員在改革中均獲得了利益,幾乎沒有人受到損失。但是,除了經濟體制,還要很多其他制約經濟發展的因素,毫無疑問,對這種制約經濟正常發展的制度進行深化改革,將會進一步釋放社會生產力,有利于激勵全民創新。
(五)城鎮化建設的速度逐年降低
2010-2014年,年均新增城鎮人口數逐年下降,到2014年僅提高1.04個百分點,已經低于1996年以來的最低增長速度。雖然2015年城鎮化率提高了1.33個百分點,但是2010至2016年的城鎮化率整體呈下降趨勢。
表1 2010-2016年中國城鎮化率變化情況
| 年均增長城市人口(萬人) | 年均增長城鎮化率(%) |
2010 | 2466 | 1.61 |
2011 | 2101 | 1.32 |
2012 | 2103 | 1.3 |
2013 | 1929 | 1.16 |
2014 | 1805 | 1.04 |
2015 | 2200 | 1.33 |
2016 | 2182 | 1.25 |
注:本表數據來自《中國統計年鑒2016》
雖然我國的城鎮化率仍將繼續提高,但提高的速度在明顯地逐年下降。由于城市的生產率約為農村的3倍,城市居民人均收入水平和消費水平也高于農村3倍以上,因此,城鎮化率的減速,意味著居民人均收入水平和消費水平的降低,這必然會引起經濟增長速度的放慢。
(六)出口對經濟增長的貢獻逐漸降低
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2001年進入WTO以后到2008年,中國的凈出口持續快速增長,出口逐漸成為促進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但是,由于08年金融危機的影響,中國凈出口增長速度逐漸下滑,并最終出現了負增長的情況。
年份 | 對GDP的貢獻率(%) | 年份 | 對GDP的貢獻率(%) |
1990 | 50.4 | 2011 | -4.2 |
1995 | 0.3 | 2012 | -2.1 |
2000 | 12.5 | 2013 | -4.4 |
2005 | 22.2 | 2014 | 0.73 |
2010 | 4.0 | 2015 | -2.6 |
|
| 2016 | -6.8 |
表2 中國凈出口對GDP的貢獻情況
注:本表數據來自《中國統計年鑒2016》
表2中的數據表明,2011-2013年,貨物與服務貿易凈出口持續出現負增長,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消失,也即凈出口紅利消失。2014年貨物與服務貿易實現凈出口增長820.38億美元的業績,但并不意味著凈出口又開始進入增長軌道。2014年全年貨物貿易進口僅增長了0.4%,而國際市場上中國進口量較大的石油和資源型產品價格較大幅度下跌,導致貨幣進口量增長遠低于實物進口量增長。這種狀況具有特殊性,不會是未來的常態。隨后,2015年和2016年對GDP的貢獻率又轉為負增長。隨著中國制造成本的上升,中國產品的國際競爭力將有所降低,再加上我國外匯儲備過大而主動調整國際收支平衡的因素,凈出口紅利消失將是一個確定性因素,對經濟增長速度的貢獻逐步趨于消失也是大趨勢。
根據上面的分析我們可以得知,中國的經濟發展已經進入階段轉換和體制轉軌時期,傳統經濟增長動力逐漸減弱,經濟增長結構已經落伍,經濟發展環境也在逐漸惡化,經濟體制急需進一步深化改革,出口對經濟的貢獻率逐漸減低,經濟增長減速成為必然的趨勢。
二、應對新時代我國經濟的政策建議
面對新時代中國經濟的種種困難,我們必須適應經濟發展轉型階段的客觀要求,全面落實和實施人才強國戰略、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循環經濟戰略、全面深化改革戰略、新型城鎮化戰略和服務貿易崛起戰略,挖掘、創造新的經濟增長動力,為解決經濟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各種問題提供必要的條件。
(一)落實人才強國戰略,提升人力資源優勢
2000年以來,我國也開始制定和實施人才強國的戰略。但是人才戰略在實施過程中仍然存在很多問題。比如“幼兒教育和小學教育被嚴重忽視;在城市化進程中,每年新進入城市居住的農村居民因戶口問題,其子女無法享受城市居民子女同樣的受教育機會的問題依然十分突出;教育過度產業化,導致居民家庭人力資本投資負擔過重;在科研單位和高校科研經費使用政策上,始終嚴重存在重物輕人的現象。針對人才隊伍建設存在的問題,必須采取切實可行的對策,才能真正落實人才強國戰略。
1.在城鎮和有條件的農村大力發展公立幼兒教育和小學教育體系。要使所有兒童都有免費進入公立幼兒教育體系的機會。
2.在城市大力發展公立小學教育體系,按照素質教育要求重新確立班級人數和教師配備等標準體系,每個班的學生數降到30人以下,以強調教師與學生的充分交流,提高素質教育水平。
3.進一步放寬對大學生的資助范圍和力度,將企業和個人出資辦學和資助大學生的支出從稅收基數中扣除,對本科以上學歷的畢業生在城市就業后償還學費和用于買房的貸款按揭支出在核定的標準內從個人所得稅基數中扣除。為年輕人才成長在經濟上減負。同時要鼓勵退休人才創辦企業和到私營企業從事創新工作。對退休人才從事創新工作獲得的個人收入免征所得稅。
4.調整科研經費支出管理政策,加大國有科研機構和大學對國家財政以外渠道獲取的科研資金使用的自主權,強化實施人才智力補償制度。按照科研人員實際創新業績和加班加點勞動量,實施科研人員智力補償支出制度,充分調動科研人員積極性。
(二)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優化升級經濟結構
首先要進行制度創新,只有從創新的動力機制層面進行創新,塑造有利于激勵所有社會成員進行創新的動力機制,才能對創新主體形成良好的激勵機制,激發創新系統所有成員的創新積極性。其次,我們還要注重商業模式的創新,給市場提供新的商品及服務模式,獲取更大的競爭能力,使企業的商品及服務交易成本最小化,實現利潤最大化,并獲取可持續發展動力。馬云電子商務王國的成功,并非自己獨創了前所未有的先進技術體系,而是充分利用網絡信息技術的成果,創造了新的商業模式。馬云的電子商務模式解決的就業數量,對物流體系的沖擊與帶動,極大地促進了經濟發展。因此,促進商業模式創新是創新驅動發展的重要一環。
(三)實施循環經濟戰略,改善經濟發展環境
在新常態下,實施循環經濟的發展戰略大勢所趨,是解決經濟增長與生態環境之間矛盾的唯一出路。要想順利推進循環經濟的發展,我們不僅要完善相關的法律法規和環境指標考核體系,還要注重促進循環經濟的綜合性財稅政策。因為從事循環型生產和專業進行廢棄物資源循環利用的企業,在很多情況下外部效益大于內部效益。他們的產出除以循環經濟產品表現的實物以外,更主要的是減少了環境污染負荷,為社會提供環境公共產品。因此,政府應該對這樣的企業進行補貼,通過使外部效益內部化來對企業進行激勵。
(四)實施全面深化改革戰略,消除體制障礙
過去20多年,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滋生的最大問題之一就是社會交易成本不斷提高,資源自由流動日益困難。十八大以來,國務院帶頭深化政府職能改革,取消了大量行政審批事項,向社會釋放了資源自由流動能量,與此相配套的反腐運動對官員利用權力造租尋租形成了巨大震懾,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社會交易成本。但是,由于公務員正常工資收入相對于其承擔的職責和付出的勞動過低,反腐運動也導致了一些公務人員的消極怠工,懶政不作為。在政府職能改革沒有到位的情況下,這種消極怠工和不作為,從另一個角度提高了社會交易成本。解決這一問題必須從兩個方面入手:一是要加快政府職能改革,加快放權速度,減少公務人員數量。另一方面應將提高公務人員待遇提到議事日程上來,以便對公務人員形成有效激勵機制。
(五)實施新城鎮化戰略,加快城鎮化進程
推進進城農民“權益城市化”。近10年來,我國城市化發展很快,2016年城市長期居住人口已經達到57.35%。但是,由于這些長期居住的人口城鎮戶口沒有得到解決,導致戶籍人口城鎮化水平只有41.2%。大約有2.2億多的城市常住人口沒有城市戶籍。這些“兩棲人口”沒有享受到戶口身份連帶的城市社會保障權益。因此,盡快推進2.2億存量進城“新市民”和未來每年1500多萬增量“新市民”的“權益市民化”,可以減輕他們在養老、子女教育和醫療等方面的后顧之憂,降低儲蓄率,促進消費率上升,可以對城市化拉動經濟增長紅利縮水形成一定的補償。
促進土地經營權流轉與新型城鎮化建設有機結合。在有條件的地區,特別是縣城和較大城鎮周邊地區的土地流轉,可與小城鎮集聚發展相結合,使農村地區與小城鎮共同實現綠色循環低碳發展。采用城鎮樓房交換房基地和土地經營權的方式,由政府和城鎮房地產開發商合作,在與農民協商并征得農民同意的前提下,先收購農民房基地和土地經營權,再由政府和房地產開發商共同對土地進行整理后,招標選擇規模化經營機構,按照綠色循環低碳發展模式對土地進行規模化經營,并優先招聘原有房基地產權和土地經營權的人員就業。
(六)實施服務貿易崛起戰略,調整貿易結構失衡
實施“中國文化走出去”工程。中國傳統文化資源豐富,現代文化發展成效顯著,也是世界上重要的體育文化大國,但我們缺乏對文化軟實力的挖掘開發,缺乏有影響的產品和世界知名度。結合中國軟實力建設,實施“中國文化走出去”工程,鼓勵和支持通過中國傳統文化藝術產品、現代文化創意產品、廣播電視電影、新聞出版和互聯網等承載文化內涵的載體,加大文化服務出口,培育形成新興優勢服務領域。
研究設立服務貿易創新示范區。整合現有與服務貿易相關的創新試點,選擇有條件的城市、產業園區、自由貿易試驗區或邊境經濟合作示范區,分門別類研究設立一批服務貿易創新示范區,完善示范區內高端人才流動機制;放松對高端服務行業的市場進入壁壘,包括投資規模限制,技術資質限制等;探索實施負面清單制度,減少缺乏透明性的管制政策等。
綜上所述,我國的經濟進入了新時代是經濟社會發展的必然結果,我們必須學會適應這樣的變化,融入這樣一種新的狀態之中,挖掘新的增長潛力、創造新的經濟增長動力并進行全方位的深化改革,順勢而為實現新發展才是保證我國經濟社會可持續地穩定發展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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