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研究的文化轉向及其對中國翻譯研究的價值

一、譯學“文化轉向”的發展歷程

“文化”一詞在20世紀中后期的譯學界絕對算得上炙手可熱。繼語言學派的大發展之后，翻譯學者開始將研究重點放在文本外因素上。

20世紀70年代以色列學者佐哈爾提出了多元系統論，將文化、語言、文學及社會等因素稱為不同的系統，而這些系統組合在一起則構成了多元系統。該學派突破了語言學派專注于不同語言之間的轉換，而把翻譯和社會、歷史、文化聯系起來，該觀點可以看作是文化轉向的萌芽。隨著翻譯研究和比較文學的發展，翻譯學進入了新的階段，翻譯文化學派產生。翻譯理論家蘭伯特在多元系統論的基礎上進一步拓寬譯學研究對象，巴斯奈特一度致力于推進譯學領域和文化及其他研究領域的合作(Gentzler, 2004: 192)。1990 年, 巴斯奈特和勒弗維爾合著的《翻譯、歷史與文化》問世，正式提出了翻譯的文化轉向，其后又出版了多種專著、論文集，集中反映了他們的思想觀點。在專著中，他們從“權力關系、贊助者、意識形態”等方面討論文化因素對翻譯的制約。20世紀90年代之后，“文化轉向”全面進入翻譯研究領域，近幾年西方國家較有影響的翻譯理論著作主要是文化學派的作品。與此同時，“文化轉向”越來越帶有強烈的政治傾向，最后發展成為女權主義、食人主義、后殖民主義 和后帝國主義理論，關心的更是政治、權力、民族、種族、帝國主義等政治色彩非常強烈的問題。（潘文國，2002）

二、文化轉向對中國翻譯研究的啟示

面對“文化轉向”的新浪潮，中國學者態度不盡相同。一些人對“文化轉向”不吝褒揚之辭，一些人則不置可否。他們認為語言學派才是對翻譯進行的內在、本體的研究，也是未來譯學的發展方向（呂俊， 2004）。

（一）文化學派和語言學派的翻譯觀

語言學派在翻譯研究中的某些不足使得學者另辟蹊徑，提出翻譯的文化轉向。不可否認，文化學派拓寬了翻譯研究的范圍，但語言學派的成就依然不可忽視。文化學派和翻譯學派并非相互對立，而是共同處于翻譯研究這個大系統內。處理好翻譯研究中兩大研究方法的關系也是未來中國譯學的發展重點。值得強調的是，兩大研究方法的互依共存并不意味著兩者要同步發展。在特定的時段內，翻譯理論家會將其中一種角度作為研究重點。由于語言學派自身存在不足，而文化學派又使翻譯研究增添了一個重要的維度，所以現階段內文化角度是譯學研究的主要方向。

（二）學科意識與學科獨立

翻譯學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從搖籃時期到成熟直至確立，文化學派的貢獻功不可沒。正是由于“文化轉向”這一口號的提出，翻譯學突破了語言學的桎梏，從結構主義、后結構主義、后殖民主義、闡釋學、女性主義以及文化等領域引進了新的理論和方法，取得了長足的進展（王寧：2006，6-10）。在我國，翻譯理論家認識到將翻譯學樹立為獨立學科的重要性，并為此奮斗。如潘文國對西方國國家過去三十年的翻譯研究發展進行了歸納及簡評。除此之外，翻譯教育也得到國家重視：教育部批準設立翻譯專業；翻譯雜志及翻譯研究論文的擴大；譯學術語的統一；譯學工具書的編纂和出版，都標志著翻譯學作為一門獨立學科的確立。而這些都是與文化轉向后掀起的翻譯研究高潮分不開的。

（四）加大文化輸出

從語言學到文化學翻譯研究，從結構主義到解構主義翻譯理論都是由西方人首先提出。在學習西方的同時我們要避免單一地譯介闡釋國外的理論，同時要加大文化輸出大力向外譯介本國的優秀文化。

“多年來中國圖書進出口貿易是10：1以上，而對歐美的逆差是100：1以上。從美國引進的圖書版權有4068種，輸出14種；從英國引進圖書版權2030種，輸出16種；從日本引進的圖書版權694種，輸出22種。”（郭建中，2007：91）漢譯外圖書的出版少得可憐。為了改變這種情況，中國政府應該加強中國圖書對外推廣工作，比如成立“中國圖書對外推廣計劃”工作小組，資助國外出版社翻譯出版中國的圖書和向國外圖書館贈送圖書，讓世界各國人民更好地了解中國。我國的翻譯家應該加強漢譯外的研究，促進中國文化的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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