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海堂刻書考

嘉慶末年，阮元（1764—1849）仿詁經精舍之例，在粵開設學海堂，將江南考據學風引入嶺南。此后，廣東興起考據風尚，漢學逐漸取代性理之學，成為學術的主流。隨著經史古學影響范圍的擴大，廣東書籍匱乏的問題愈發凸顯。徐信符（1879—1947）在《廣東版片記略》一文中提出：“文化事業，首在圖書，圖書流布，端賴印刷。”由此可見，書籍刻印不精、流通不廣，嚴重制約了廣東學術的發展。阮元督粵期間，力倡刻書，又培養實學人才從事校勘。阮元離粵后，學海堂學長主持教學、刻書事宜，編輯出版了大批校勘精善的書籍。經古之學的發展與刻書質量的提高，漸漸改變了廣東文化閉塞、學術滯后的面貌，也使長久以來價廉質劣的刻書業轉向價廉質精。學海堂作為嶺南地區古學研究的中心，在引導地域學風方面成就顯著，是清代中晚期廣東最具象征意義的文化符號和地域標識。

一、學海堂刻書活動

明代廣東刻書業發展迅速，刻印質量雖不甚精良，但價廉工速，頗有優勢。入清以來，廣東刻板因訛舛較多，備受學者詬病。康熙年間，顧嗣協（1663—1711）出宰新會，重刻《白沙子全集》，稱粵板不精，囑咐其弟顧嗣立（1665—1722）雇江南良匠開雕。盡管如此，廣東出版業憑借費用低廉的優勢，依然能夠吸引省外的書商和學者。乾隆年間，浙江書商周學先入粵翻刻《國朝詩別裁集》，并將板片帶回江南刷印發賣；袁枚（1716—1797）聽聞廣東刻工不佳，但工價便宜，考慮在廣東刊印自己的志怪小說集《子不語》。嘉慶三年（1798），阮元主持纂修的《經籍籑詁》編成，囑托總編臧庸（1767—1811）赴粵刻板；嘉慶二十二年（1817），阮元總制兩廣，任職期間開雕《江蘇詩征》《揅經室集》《兩浙金石志》等著作。其幕僚江藩（1761—1830）也刊印了《國朝漢學師承記》《隸經文》《國朝宋學淵源記》等著作。

之后，阮元開局重修《廣東通志》（1818），延攬了一批廣東名儒，又創設學海堂（1820），培養經史人才。粵中學風為之一變，通經學古者蔚然而起，士人亦以典籍為重，書籍校勘、刻板的質量大幅提升，學海堂生徒的《梓人詩》云，“即論梓匠亦絕好，要與異地爭矜奇。勾挑點畫少差錯，貼零排疊無瑕疵”，“北人為車南人梓，吾粵剞劂天下無……江浙書坊甲五都，坊板半出南方沽”。道光以降，廣東刻書之風大興，官刻私刻日漸繁多，出版了《皇清經解》《嶺南遺書》《粵雅堂叢書》《海山仙館叢書》《廣雅叢書》等多部大型叢書。諸書之中，以阮元主持編纂、學海堂刊刻的《皇清經解》影響最為廣泛。

書院刻書較之官府刻書更為靈活，較之書坊刻書更為精嚴，顧炎武（1613—1682）云：“聞之宋、元刻書，皆在書院，山長主之，通儒訂之，學者則互相易而傳布之。故書院之刻有三善焉，山長無事而勤于校讎，一也；不惜費而工精，二也；板不貯官而易印行，三也。”［1］學海堂兼具學術研究、圖書收藏、書籍刊印的職能，創建初期并無實地，僅在廣州城西文瀾書院虛懸一扁，師生膏火全賴阮元所捐廉俸；道光四年（1824）新堂于粵秀山落成，道光六年（1826）堂側筑成文瀾閣，用以貯存書籍、庋藏書板，又有田租息銀充作經費。與省城三大書院粵秀、越華、羊城相比，學海堂的經費最少，但刻書最多。據容肇祖（1897—1994）《學海堂考》、周康燮《學海堂志補編》考證，學海堂于道光至光緒年間刊書41種3276卷。

阮元督粵前，粵中書院多課時文，士子競習帖括，崇經尚古者寥寥。書坊售書以科舉用書為主，省內少有經史子集書板，販自外省的書籍售價昂貴，寒素之士無力購買。為了解決書少價昂、學者治學不便的問題，學海堂大量刊輯圖書，經史子集四部悉備。其中，經部有《皇清經解》《春秋大事表》等5種，史部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學海堂志》等16種，子部有阮元文集、學海堂課藝集等17種，集部有《廣博物志》《北溪字義》《數學精詳》3種。不僅如此，學海堂還向外出租書板，擴大了圖書的流通范圍，推進了經典教育的普及。

學海堂最早出版的《學海堂初集》與《皇清經解》是由阮元組織輯刻的。道光五年（1825）正月，阮元選編的《學海堂初集》刻成，收錄了他與方東樹（1772—1851）等5位省外學者的詩文，以及97位學海堂學者的課藝之作；八月，阮元開始纂輯《皇清經解》，弟子嚴杰（1764—1843）總司編輯，阮元之子阮福（1801—1878）以及學海堂學者吳蘭修、何其杰收掌監刻，學海堂生徒擔任校勘，出身鹽商之家的李秉綬（1783—1842）、李秉文（1788—？）兄弟捐資刊刻，歷時4年刻竣。道光六年（1826），阮元移督云貴，行前訂立《學海堂章程》，實行學長制，此后學海堂由學長負責料理季課，管理刻書事宜。阮元離粵后，學海堂學長謹守阮元成例，不尚時文帖括，專課經史詩文，依照《學海堂初集》之例選刻《二集》《三集》《四集》，編入堂中300余位師生的課作。《皇清經解》匯集了清初至嘉道年間73位學者的183種解經著作，不僅豐富了廣東士人的閱讀資源，改善了治學條件，還廣為印行，供全國學者使用，甚至傳入朝鮮，極大提升了學海堂的影響力。

咸豐七年（1857），英法聯軍攻陷廣州，兵據粵秀山，學海堂、文瀾閣被毀，藏書蕩然無存，《皇清經解》刻板毀失大半。咸豐十年（1860），兩廣總督勞崇光（1802—1867）籌措經費8000余兩白銀，在城西設局補刊《皇清經解》，聘嶺南學者鄭獻甫（1801—1872）、孔廣鏞，學海堂學長譚瑩（1800—1871）、陳澧（1810—1882）為總校，于翌年刊成。同治二年（1863），學海堂重修告竣，《皇清經解》等書板存貯于新建的啟秀山房。

學海堂的刻書活動主要圍繞教學展開，同時也注重輯存鄉邦文獻。光緒年間，學海堂出版了游粵學者方信孺（1177—1222）、杭世駿（1696—1772）書寫嶺南風物的著作，以及15位學海堂學長、1位理學家朱次琦（1807—1881）的撰作。這些著述的刊行，推動了嶺南文化與學術的傳播。

二、學海堂刻書活動興盛的原因

清代中期，廣東經濟繁榮，私家藏書漸成風氣，推動了刻書業的繁盛。廣州憑借優越的地理位置和“一口通商”的政策，成為中西貿易的中心。行商獨攬對外貿易，積累了巨額的財富，因此有“邊錢堆滿十三行”之說。行商對廣東文化、教育的發展起到了促進作用，以潘、盧、伍、葉四大家族為例，嘉慶十六年（1811），潘有度（1755—1820）首發倡議，十三行巨賈捐資，于城西創建文瀾書院，潘、盧、伍、葉四家遞年輪值管理；嘉慶二十五年（1820），阮元在文瀾書院倡辦學海堂，獲得了伍秉鑒（1769—1843）提供的1600余兩白銀作為辦學資金；道光六年（1826），阮元捐銀4000兩，交文瀾書院董事四家生息，以充經費。藏書方面，葉夢龍（1775—1832）的風滿樓，潘仕成（1804—1873，潘有度堂侄孫）的海山仙館，伍崇曜（1810—1863，伍秉鑒子）的遠愛樓、粵雅堂，皆聚書宏富。除了熱衷聚蓄書籍，行商還致力于出版事業，潘仕成輯印《海山仙館叢書》、伍崇曜匯刻《嶺南遺書》《粵雅堂叢書》，均延請譚瑩校訂，這三部叢書卷帙宏富、校勘審慎，使粵中學者“不出門而坐擁百城”［2］。

學海堂學長之中，富于藏書者頗多，吳蘭修的守經堂、曾釗（？—1854）的面城樓、黃培芳（1778—1859）的嶺海樓、張維屏（1780—1859）的聽松廬、梁廷枏（1796—1861）的藤花亭、譚瑩的樂志堂、陳澧的東塾書樓、陶福祥（1834—1896）的愛廬、譚宗浚（1846—1888）的希古堂、林國賡（1849—1897）的軥錄庵，都是聞名嶺南的藏書樓。私家藏書的盛行，為學者從事考證工作、刊印圖書提供了有力支撐。學海堂學長不僅重視收藏圖書，還積極參與地方志的修纂。阮元重纂《廣東通志》時，吳蘭修、曾釗、吳應逵、熊景星（1791—1856）、儀克中（1796—1838）皆被延入志局。學海堂設立后，多位學長編修志書，積累了豐富的校勘經驗。學海堂學長藏書、修志的經歷，對于圖書刊輯大有裨益。

刻書之事，關鍵在于書藏、資金、校者。顧廣圻（1766—1835）云：“嘗論刻書之難有三，所據必善本而后可，一難也；所費必多貲而后可，二難也；所校必得人而后可，三難也。”［3］張之洞（1837—1909）亦云：“刻書必須不惜重費，延聘通人，甄擇秘籍，詳校精雕。”［4］道咸以降，廣東藏書家聯翩而起，所藏之書不乏珍本、善本，可資輯佚校勘；官吏、商人提供大量資助，保障了學海堂經費充足；學海堂學長大多具備深厚的經史、小學根柢，加之長期從事校勘活動，實踐經驗豐富，保證了書籍出版的品質。

除此之外，學海堂刻書活動的發展還得益于完備的制度。學海堂依靠阮元制訂的章程以及后任督撫、學長的不斷完善，維持近百年，篤學好古之士代有承續，共同發揚了刻書傳統。學海堂專門制定《藏板章程》《文瀾閣章程》，對書板的貯藏、修補、刷印做出了詳細規定，如“書坊有愿刷印者，先具領到堂，交納板租，然后定期開工。其板片甚多，不能搬遠，該匠人等每早到文瀾閣下刷印，薄暮散歸”［5］，“每印經解各書，某日發板，某日收板，俱要依期，不得隨便多發，亦不得過期不收”［5］。規范的管理有助于保存書板、加快書籍流通，也確保了書院刻書的正常運轉。

三、學海堂刻書活動的影響

學海堂是江南考據學風向嶺南傳播的重要媒介，從嘉慶二十五年（1820）成立到光緒二十九年（1903）停辦，一共匯聚了600余位學者研治古學。他們形成交流網絡，引領學術風潮，使得廣東的學術面貌大為改觀。在學海堂學者的努力下，學海堂成為經古書院的典范，發展水平不遜于其最初效仿的對象——詁經精舍，黃以周（1828—1899）云：“近時賢大夫之崇古學者又思矯其失，而習非成是，積重難返。不得已別筑講舍，選高才生充其中，專肄經史辭賦，一洗舊習。若吾浙江之詁經精舍，廣東之學海堂，其較著者也。”［6］學海堂在嶺南地區頗具示范意義，陳澧主講菊坡精舍，考課經史文筆一如學海堂成法，張之洞創立廣雅書院，“直欲駕阮傅學海而上之”，均吸取了學海堂的辦學經驗。

學海堂的出版活動以滿足教學之需、存揚本土文化為目的，不追求商業利益，改變了廣東地區缺少經史典籍的情況，使廣東士人能夠接觸到大量校刻精審的書籍，有益于書籍流通與學術研究，也推進了文化整合的進程。學海堂刻印學長著述和生徒習作，不僅促進了學術交流，贏得了嶺南以外學者的認同，還為后世保存了豐富的文獻資料。學海堂之后，菊坡精舍與廣雅書局廣印書籍以惠學者，為廣東地區的學術傳承貢獻良多。

同治六年（1867），廣東巡撫蔣益澧（？—1874）、鹽運使方浚頤（1815—1889）于粵秀山建成菊坡精舍，聘學海堂陳澧為掌教。陳澧依據學海堂學規，制定《菊坡精舍章程》，又仿照學海堂課士之法，專課經史古學。陳澧頗重刻書，有詩云“教士有良法，首在多刻書”，又謂生平得意之事在于刻書，故而樂此不疲。除了陳澧，學海堂還有40余位學者進入菊坡精舍，其中10位選為學長。出身學海堂的學者促進了菊坡精舍的發展，而承傳學海堂實學宗旨的菊坡精舍，又擴大了廣東漢學的陣地。菊坡精舍刊書13種，以經部為主，進一步推動煽衍了考據之風。

光緒元年（1875），張之洞在四川學政任上撰《書目答問》，所列之書就有學海堂的刻本；光緒十三年（1887），張之洞在兩廣總督任上創辦廣雅書院，課程分經學、史學、理學、經濟四門，旨在培養博古通今、明習時務的人才，又開設廣雅書局，繼承阮元志業，大力編刻圖書。廣雅書院與廣雅書局聚集了多位學海堂與菊坡精舍學者，他們成為張之洞在粵興行教化的重要推動者。廣雅書局規模宏大，章制嚴密，承擔了廣雅書院的刻書職能，刊印書籍數量居全國書局之首。廣雅書局刻書共362種6254卷，四部皆備，其中史部對清代撰述網羅殆盡，足與《皇清經解》媲美。晚清興起的官辦書局專司刻書，集編輯、印刷、發行于一體，提高了出版行業的專業化水準，一些書局不僅注重保存舊學，還積極傳播新知，以適應時代發展的需要。然而在知識轉型、教育改制的沖擊下，不僅舊式書院被裁改，官書局也快速走向沒落。

作為清代嶺南地區第一家經古書院，學海堂不僅推動了考據學話語的傳播，還改變了區域書籍文化的面貌。廣東文化的進步與學海堂的刻書活動密不可分，學海堂出版的書籍成為學者研經治史的基礎，以及分享學術理念的載體，直接影響了知識傳播、人才培養、學術傳承。學海堂開啟了粵中刊刻經史的風潮，官方和私人的大型刻書活動均有學海堂學者參與，使得出版業煥然改觀，至咸豐年間，粵板質量已與蘇板不相上下。在重臣大吏、名儒碩學、士紳商賈的共同努力下，學海堂憑借高水準的教育和出版活動，造就了晚清廣東學術的繁榮景象，影響流衍省外，為全國經古之學的發展樹立了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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