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漢前中期經濟政策中的邊關經濟

西漢前期，漢文帝與漢景帝均對匈奴采取以和親為主的外交政策，其采取的經濟政策中不乏發展邊關、對匈奴開展邊關貿易經濟的措施，如徙民實邊、入粟拜爵、通關互市等，帶動了邊關經濟發展。到漢武帝時期，為滿足征戰需要，馬政與兵屯的作用日益突顯，邊關貿易受到戰爭影響，出現了一段時期的停滯。昭宣二帝后采取以“退”為主的稅收政策，邊境局勢穩定，邊關經濟繁榮。文章以西漢前中期的賦稅政策、勞役政策、通關貿易、徙民耕作等社會政策作為研究對象，重點討論西漢前中期邊關經濟發展，通過邏輯思考與辨析、模式分析加以解讀。

一、引言

西漢初年，諸侯王國勢力林立，導致社會動蕩、人心不穩。除此之外，西漢統治者還需要時刻注意北方匈奴。正是在這種內憂外患的時局之下，西漢王朝需要處理好與北方匈奴的關系，以維護西漢王朝統治的穩定秩序；反之，與北方匈奴的長期交戰需要西漢政府投入更多的兵力以及物力資源來抵抗外患，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人民的賦稅壓力，擾亂了西漢的統治秩序。因此，漢初統治者采納了賈誼、晁錯等朝臣提出的若干有益于邊關穩定的建議，以維持邊境的和平態勢，發展經濟。

《漢書·晁錯傳》中記載：“陛下幸憂邊境，遣將吏發卒以治塞，甚大惠也?！标隋e建議漢文帝加強邊疆治理，派遣官員、駐扎軍隊。漢文帝十一年（公元前169年），晁錯提議招降胡騎，募民實邊。“徙民實邊，使遠方無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亡系虜之患，利施后世，名稱圣明。”漢文帝十二年（公元前168年），晁錯建議入粟拜爵、充實積蓄。糧草是御敵的重要基礎，平日里增加糧草儲備以應戰事與不時之需。晁錯的《論貴粟疏》有言：“使天下人入粟于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贝送?，西漢還通過通關市、誘降胡人等方式削弱敵人、壯大自身實力；鼓勵馬匹飼育，訓練騎兵，以備征戰之需。這些涉及邊境治理的措施可有效增加邊境人口、保障移民溫飽、促進邊關生產以及繁榮邊關經濟。

二、屯墾戍邊

（一）西漢前期的屯戍

漢文帝時，晁錯上書提議，在邊地駐扎費用較多，但若不在邊地駐守，匈奴隨時可能破城，因此，應在邊境建立城邑，招募內地人民遷移。據《復言募民徙塞下》一文記載，晁錯建議改革戍邊制度，把遷徙到邊塞屯戍的奴婢、罪人和平民編制什伍，對其進行日常訓練，有事可應敵。具體措施可大致分為4個方面：一是在邊塞要害之處、河流交界處設立城邑，不少于1000家，形成部落；二是為徙邊的移民提供居所及生產條件；三是對自愿徙邊的移民，凡有罪者免罪，無罪者賜高爵，助其安家并免除賦役；四是對初遷的移民“予冬夏衣，廩食，能自給而止”。晁錯的這些建議被漢文帝采納，使邊境的防御力量得以加強、社會秩序得以穩定。

公元前190年，西漢前期徙民屯田由中央統領的大農令全權掌管，不同的屯田區由不同的農官監管，專職管理屯田勞作事務，平日里研究推廣農業技術，肩負興修水利、移民屯墾、農桑教化等職責。

（二）西漢中期的屯戍

漢武帝時期，其在邊郡實行軍隊屯田，借屯軍增強邊防戰備力量，同時從內地遷徙上百萬農民到北疆定居，以便就地籌糧，減免運輸費用，促進北疆農業發展。通過考證分析可知，西漢中期大多數地區推行的是當時最先進且效率最高的耕作方式，即代田法。在代田法的推行下，牛耕成為當時較為流行的耕作方法，秦漢時期農業工具的種類已經多樣化了。

昭宣時期，西漢設立邊境郡縣，開拓疆土面積。在此政策影響下，西漢農業生產覆蓋范圍不斷擴大，邊關經濟穩定發展。西漢政府將徙民安置于適合農耕與放牧的地區，實施免租稅、分配土地等政策減輕邊境農民的生活壓力，依據實際情況為邊境人口配備房屋、家具，以便農民就地生活，分配農具、牲畜以及農種，要求邊境移民開展農作。在移民經濟基本穩定之后，政府按時收取一定賦稅。此外，政府加大對邊境移民的訓練力度，以提高人們的身體素質。基于上述政策的實施，邊關地區的農業生產力實現大幅提升。

邊關的守衛力量以邊關駐軍為主、邊關移民為輔，有效保障邊疆安全。然而，僅靠邊民生產的糧食無法滿足龐大的軍隊運作需求，內地供應可行性不高。為此，昭宣時期沿襲了漢武帝時期軍隊屯田的做法。

（三）屯墾戍邊的影響

自實行屯田制以來，邯鄲西部以及西北部地區的農業經濟迅速發展，帶動內地生產技術與文化的發展，加強內地民眾與邊關少數民族之間的密切交流。位于邊關地區的農民能夠提供部分軍糧供給，減輕朝廷的軍需壓力，促進邊疆長期發展。

西漢名將趙充國在《屯田奏》一文中表明，軍屯作為應敵策略，實為威德并行，一舉兩得，不僅能節約軍費開支，減輕徭役壓力，而且能保護邊境居民生產，加強邊防邊控力量，使敵軍不敢輕易來犯，其戰略地位非同一般。

三、入粟拜爵

漢文帝時期，隨著國內經濟逐漸恢復，漢文帝改變以往戰略，對北方匈奴采取防御之策，并從內地向西北邊關地區遷徙人口，以達到擴充邊境的目的。在此影響下，西北邊關地區的糧食政策發生轉變，由之前的邊關人民只需輔助提供軍糧轉變為需要向邊關軍隊提供軍糧以及滿足其衣食需求，民眾壓力增大。針對此種情形，時任太子家令的晁錯向漢文帝獻策：“使天下之人入粟于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奔醋屘煜氯俗园l給北部邊關運輸糧食，達到一定程度就可授其爵位，抑或減輕其之前犯下的罪，這就是入粟拜爵。

漢承秦制，爵有二十等。晁錯對二十級軍功爵中的一到十八級軍工爵進行明碼標價。據《漢書·食貨志上》記載：“六百石爵上造，稍增至四千石為五大夫，萬二千石為大庶長，各以多少級數為差?！币鉃闈h文帝時期的百姓，以600石糧食就能買到二級的上造爵位，以4 000石就能買到九級的五大夫爵位，甚至秦國早期只有相邦（宰相）才能被授予的大庶長爵位，以1.2萬石糧食即可換取。

漢文帝嚴格限制入粟拜爵，即賣出的爵位都是虛爵，不會給予任何實職，只能擁有與之匹配的特權，如免除兵役、免除勞役、見官不拜等。當時的百姓和商人只能購買一到八級的民爵，九到十八級的吏爵只有官吏才能購買，而關內侯和列侯兩個爵位不能買賣。因此，漢文帝時期的入粟拜爵幾乎未對西漢的政治和社會造成負面影響。此制具有重要意義，后被漢文帝采納實施，為漢朝帶來巨額財富，基本解決了文帝時期邊關糧食匱乏的問題，并有效提升了西漢初期的經濟實力。

西漢初期，并非所有的郡縣都在西漢政府的掌控范圍之內，加之政府財力較為有限，情況不容樂觀。盡管如此，西漢政府仍投入大量時間、精力、物質等加強西北邊防的強度。究其原因，西北地區的地理位置較為重要，若無邊境防護，關中地區將直接暴露在北方匈奴的威脅之下。西漢初期正是由于實行正確的糧食政策，西北邊境地區的安全才得以保障。

入粟拜爵加快了西漢時期的經濟內循環，爵位封賞制度提升了糧食價值，激發了農民生產糧食的積極性。富人能夠從農民處采購大量糧食并向邊境缺糧之地及郡縣輸送糧食，以獲得封爵機會。通過控制爵位授予權，西漢政府得以調整社會財富，一定程度上縮小了貧富差距。制度施行后，有效緩解了邊關地區的糧食供應問題，經濟發展更加平穩，各行各業百花齊放，人民自給自足，國庫日漸充盈。

四、賦稅徭役改革中涉及邊關的措施

（一）賦稅政策

西漢一經立國，漢高祖時便將田租減少到十五稅一。漢文帝時，其下詔令免除12年的田租。漢景帝時，又將田租減為三十稅一，此后一直按此標準征收田租。漢初以“量入為出”的稅收原則為本，講究以退為序，“量吏祿，度官用，以賦于民”。不僅可以有效避免國家財政開支的盲目性，而且能真實地反映監督稅收情況。

田租、錢賦、礦業稅、手工業稅與商業稅是西漢時期國家稅收主要來源。西漢男子到了傅籍年齡，既是國家兵役、徭役征發的主要對象，又是算賦的征收對象。北部邊疆是多民族聚居之地，漢代在北部邊疆設置郡縣和屬國，道制相互配合，共同管理。其中，北部邊疆府州版籍不向朝廷呈報，無須向朝廷繳納賦稅。邊關地區經濟獨立發展，配合中央輸配的人力、物力，促進當地經濟繁榮，減輕邊關人民負擔。

漢武帝時期對外征戰頻繁，需要大量財力支出，漢武帝中止以退為序的稅收政策，反向采取以進為主的稅收之法。漢武帝在位期間，大量新型稅法出臺，實行戰時經濟政策，算緡、告緡，租及六畜。由于大規模增稅壓力的作用，這一時期，大部分中產家庭破產，普通民眾也因賦稅壓力過大紛紛逃亡。直至漢武帝末期，人口戶籍大量減少，農耕勞動力缺乏，引發了動搖國本的重大危機。

漢武帝之后，昭宣二帝恢復以減稅為主的退稅政策。其一，大量減免田租、稅收，甚至減口錢，算賦；其二，賜民爵，獎勵孝悌力田，注重農業生態環境保護；其三，國家借公田、糧種給民生產。這一時期，邊關與匈奴關系趨于穩定，貿易往來密切，邊關經濟實現恢復和發展。

（二）更與謫戍

更為西漢各種徭役的統稱。其中涉及邊關守衛的徭役，即為戍更。西漢時期，為保衛國防，每人每年都必須到邊疆戍邊三日。不愿參與戍邊三日的民眾，可以過更，即向官府繳納300文錢款，雇傭他人代為戍邊。如此來看，更賦就是所有人都要繳納的代役稅。

西漢有謫戍制度，即將有罪之人發配邊疆以示懲戒。故居延等地出土的漢簡中屢見以刑徒及馳刑徒為戍卒者，稱為“馳刑”或“馳刑士”，《居延漢簡甲乙編》諸簡文多有例證，此不悉引?！稘h書·宣帝紀》《漢書·趙充國傳》《后漢書·和帝紀》等均有“馳刑”之名和以“馳刑”戍邊之事。漢代的謫戍對象，除無閭左外，其余均與秦制相同。

五、和平時期的邊境貿易

（一）通關互市

漢代非常重視西北邊疆地區貿易，并根據各地經濟文化發展特點和民族分布特點，采取相應管理措施。這一時期，大多數大中型城市，尤其是與郡國首府交會的地區，都設置有獨立傳舍，鄉亭遍布城鄉，私人旅店、飲食店隨處可見，交通道路發達，交通服務制度和設施比較完備，滿足了漢使經常出使匈奴和西域的客觀需要。

西漢將互市作為外交政策的一部分。互市，全稱為通關互市，又稱關市。此政策旨在促進西漢與邊塞地區貿易活動的順利開展，通過通關貿易以及商品往來促進經濟關系的形成。

自實行通關互市以來，西漢的金銀珠寶、農產品以及手工產品等成為互市的主要商品；邊塞地區的商品則以畜牧業商品為主，其中也有少部分邊塞地區的手工藝品以及珠寶玉器。通過互市貿易，雙方商業往來日益密切。在此期間，農業生產所需的金屬農具在邊塞地區廣泛流通，促進邊塞地區經濟結構由單一的畜牧業向多種經濟結構共同發展轉型；邊塞地區的牲畜用于農耕以及運輸工作，滿足了人們對皮毛產品的需求。

邊陲之地的匈奴游牧民族與中原地區的漢族之間自古一直保持著頻繁密切的經濟物資交易往來、文化習俗相互影響的關系。關市的開放，是西漢政府對邊境進出口貿易的官方認可，有效規范邊關地區貿易行為。

（二）邊境貿易管制

西漢政府嚴格管制邊境貿易商品，如鐵器、農具、糧食等。分析西域出土的漢簡可以得知，“移鐵器簿一編”等記錄漢代鐵器出口情況，“實籍吏出入關人畜車兵器物如官書，會正月三日，須集移官各三通，毋忽如律令”以及“禁毋出兵谷馬牛羊”等記錄漢代限制兵器與大型牲畜出口。違反管制禁令的罪犯，最高可以判處死刑。例如，在漢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渾邪王帶領多人一齊進入長安，由于隨行商人不知貿易禁令，攜帶違禁商品出塞貿易，連帶商人與貿易者共被處死500多人。

西漢相關文獻中有關于西漢與匈奴通關互市環節的詳細記載。《鹽鐵論·力耕第二》記載：“夫中國一端之縵，得匈奴累金之物，而損敵國之用。是以騾驢馲駝，銜尾入塞，驒騱馬，盡為我畜，鼲鼦狐貉，采旃文罽，充于內府，而璧玉珊瑚琉璃，咸為國之寶?！鄙鲜鍪妨嫌涊d涉及3個歷史事例：第一，邊塞地區是西漢與匈奴貿易往來的必經之路；第二，匈奴處于貿易逆差地位，西漢處于貿易順差地位；第三，貿易商品主要分為4類，即家畜、皮料、珠寶玉器工藝品以及布料裝飾品。

（三）邊境貿易意義

西漢通關貿易對西漢與匈奴的發展具有重要作用。由于西漢邊塞是貿易活動開展的場所，且貿易活動的主動權歸西漢政府所有，西漢將貿易是否開放作為外交談判條件，以制約匈奴襲擊西漢邊關地區。受多種因素影響，西漢政府處于貿易順差地位，成為貿易活動的絕對受益者，進一步拉大了西漢與匈奴的經濟實力差距。通過邊關貿易，西漢能夠獲得馬匹以及駱駝等中原地區緊缺的戰略商品，不僅提升了西漢軍事實力，而且提高了西漢的貨物運輸能力，為漢武帝對外征戰奠定了基礎。

六、西漢前中期的馬政

（一）馬政與騎兵

史料記載，馬匹是西漢軍隊作戰的重要工具和軍事裝備，肩負著運輸重任。騎兵自春秋戰國時期橫空出世后，即成為古代亞歐大陸上事關戰爭勝負的關鍵兵種之一。步兵除非借助城郭、山險、水網和雨林等地勢之利，否則絕難在野戰中與騎兵爭鋒。但西漢初期，西漢軍隊缺乏馬匹資源，軍事實力較弱，運輸工作開展存在困難，導致西漢軍隊無法與匈奴騎兵相抗衡。針對該問題，西漢統治者自朝代建立之初就著手馬政建設。

馬匹是重要的戰略資源，因此，西漢政府實施嚴格制度控制馬匹資源出口，并設立相關禁令禁止內地民眾將牛、馬等資源販賣到邊疆外部地區，以保障軍備資源的穩定。受長期戰爭影響，西漢牛、馬等資源匱乏，加之牛、馬的重要戰略資源地位，西漢政府嚴格控制牛、馬的買賣與處置。盡管牛、馬的飼養者擁有牛、馬的所有權，但牛、馬的買賣與處置需要通過國家官員的審批，以控制牛、馬貿易。例如，呂后時期，政府嚴格規定馬、牛、羊的處置由國家決定。

（二）馬政相關法令

西漢伊始，政府便制定馬匹飼養相關法律，并嚴格禁止母馬外流，以免軍備資源流入敵人之手。由于飼養馬匹需要耗費大量糧食資源，漢文帝上位之后的一段時期內開始限制馬匹飼養。在發現此政策不可行之后，政府便實施政策鼓勵民間養馬。該政策為：一家人若飼養一匹馬，那么全家3人便可以不充當徭役。漢景帝時，朝廷開始大規模養馬，在北部地區設牧苑36處，以郎為苑監，以官奴婢3萬人養馬，馬匹數量達30萬匹。漢景帝時期，政府鼓勵邊境民眾牧馬養馬，并擴大邊境來擴充游牧地區馬匹飼養牧場的規模。在此制度影響下，西漢馬匹養殖行業取得長足進步。

漢代初期的馬匹相關法令，以官營養馬為例，已經形成較為完善的養馬制度結構，且設有獨立的養馬管理體系。漢代初期，太仆是幫助國家掌管馬政的最高權力機關。太仆位列九卿，除配備太仆助手之外，還為專門的馬廄配備令、丞以及長輔助管理工作。漢景帝時期，西北邊塞地區的養馬規模逐漸擴大，西漢政府在邊郡地區增設六牧師苑令及牧橐令（飼養駱駝）、昆蹄令（飼養良馬），每令之下，設三丞為輔助。除此之外，中央某些部門也具有管轄牧場的權利。例如，各個郡縣都會設立獨立的馬政官吏輔助管理牧場，這些官吏即為“馬丞”。中央與地方的馬政機構在戰爭時期會為軍隊提供馬匹等軍備資源。軍用馬場分布在京師及相鄰郊區以及邊郡地區，邊郡地區的馬場規模較大。京師管理的馬廄分為6處，每處的馬匹數量達到萬匹以上，專供皇室使用。漢武帝初期，邊境地區所統領的36所馬場集中分布在天水、隴西、北地等地區，充分保障發生戰爭時馬匹資源供應的便捷性。

漢武帝制定法令，一是不愿服役的令千夫、五大夫可出馬免役；二是規定民眾可以到邊境畜牧，官府供給母馬，3年歸還，10匹馬上交馬駒1匹；三是規定封君以下到三百石吏，都要送母馬到縣、亭集中喂養，繁殖的馬駒每年上交一次。隨著各項措施的有效施行，漢武帝時廄馬擴充到40多萬匹。

昭宣時期，政府繼續推行馬復令，并針對漢武帝時期馬政制度的不足采取相應措施，如令民共出馬、亭母馬、馬弩關、馬口錢等。漢元鳳二年（公元前79年），漢昭帝下令減少皇室馬匹供應，彌補邊郡地區馬匹數量不足的缺陷，并免除馬口錢，減輕邊郡地區百姓負擔。與漢武帝時期的強制政策不同，漢昭帝以一種循序漸進的方式促進養馬行業發展。隨著該制度的推行，西漢經濟逐漸恢復，且由于馬匹數量持續增加，國家馬政實力逐漸增強，騎兵隊伍得以重建，為對外戰爭提供了重要支撐。漢宣帝時期，漢軍與烏孫聯合抗擊匈奴，西漢統領的騎兵達到16萬之余，足以看出，新政策有效促進了當時漢軍軍事實力的提升。

（三）馬政與邊關經濟貿易的關系

馬政對經濟發展具有促進作用。馬政不僅與軍事密切相關，而且是經濟發展的重要載體，受到古代統治者的高度重視。與馬政直接相關的便是騎兵，騎兵的實力直接影響國家政權穩定與邊境安全。因此，各朝各代的統治者都將馬政作為重要發展要素，鼓勵養馬行業發展，以期建立一支強大的軍事隊伍，以達到鞏固國家政權、保衛邊疆安全的目的。

馬政的優化以及發展、騎兵隊伍的建設與強大，都與經濟發展密切相關。馬政發展需要經濟發展為其提供支撐，以擴大規模與提升實力。昭宣時期，經濟發展處于上升趨勢，統治者為養馬業發展提供大量財力以及物力資源支撐，保障該時期政權的穩固與邊疆地區的安全。

七、邊關經濟發展

（一）農業

漢武帝開創邊境屯兵的先河，令戍守邊疆的士卒開墾荒廢土地，種植糧食，自食其力，以滿足自身需要，這一舉措在解決長途轉運糧食困難的同時，也使得邊疆地區慢慢升騰起煙火氣息，并在若干年后發展成為經濟繁榮區域。屯田政策之下，徹底改善了漢代初期漢中向邊疆轉移糧食的狀況，通過分析史料可知，河西地區的糧食年產量取得突破，年產量高達2億多公斤，河西地區自此成為發達的農牧業地區。

和親公主及其隨從、使者、屯田士卒以及降卒也將西漢先進的生產技術帶到西域，包括鑿井術、筑城術和農業灌溉技術等。史籍記載，李廣利征伐大宛的過程中，曾在與部將的商談中提及：“聞宛城中新得秦人，知穿井?！贝颂幍摹扒厝恕睉侵性瓭h人或逃亡者或被抓到此地的人。古時的“穿井”即為“鑿井”，由此可以獲悉邊關地區在武帝時期就已學習了西漢的鑿井術。西漢在開拓西域過程中，傳播了先進的工農業技術，這在新疆一些西漢時期的考古遺跡中有所體現。西漢時期的屯田事業與水利密不可分，促進農業灌溉技術在邊疆的傳播與發展。新疆部分遺跡中有農業灌溉技術的身影，如在今若羌米蘭遺址區（西漢伊循屯田區）和圓沙古城遺址一帶，均有水利灌溉系統的遺存。

（二）城鎮化

漢武帝時期，西漢取得多次對匈奴大規模戰爭的勝利之后，先后在國土北部設置多個郡縣來擴大北部疆土面積，樹立西漢聲望。直至昭宣時期，盡管與匈奴的戰爭有所減少，但西漢王朝仍然憑借強大的軍事力量以及國力，維持疆土安全，取得長足發展。

分析史料可知，漢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由于邊塞面積較為遼闊，漢政府無法直接對其進行管制，漢昭帝決定從隴西、天水、張掖三處抽取兩處設置新的金城郡。在一系列擴疆制度影響下，西漢政府先后在黃河以西等地區設置了河西五郡。此后，西漢政府能夠直接通過什伍編制等制度管理郡縣，并要求當地居民承擔一定的賦稅以及徭役。

昭宣二帝繼續推行漢武帝末年的政策?？紤]到居民賦稅壓力大，昭宣二帝推行相應政策減少居民的租稅賦稅，鼓勵居民發展生產；采取相應的制度整頓地區官吏，并減少對外戰爭。經過長期的修養與恢復，西漢經濟實現進一步發展，社會呈現一片幸福和諧的景象。

八、結語

西漢前中期，通關互市、入粟拜爵、屯墾戍邊等一系列政策，使商人依照國家旨意在邊關開展貿易活動，促進國家發展。一系列經濟活動得以鞏固邊境防衛，引導移民開辟土地，促進當地經濟繁榮發展。在此影響下，西漢糧食產量大幅度提升，充分滿足軍隊糧食需要。從內地遷移到邊境的漢族人民和西北游牧民族人民共同生活，文化、風俗相互融合。屯田種糧這種自給自足的生活方式，使得部分游牧人民安定下來，順應國家政策努力勞作，并以糧食獲得爵位和特權，從邊關貿易中換取所需，人們的生產生活資源更加豐富。總體而論，邊關經濟在多方滋養下日趨繁榮。

本文來源：《黃河.黃土.黃種人》：http://www.007hgw.com/w/xf/2654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