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科技園區科技創新與政府協同治理效應研究

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科技創新在高質量發展中具有支撐引領作用。區域是國家創新體系的重要組成，建立高效的區域協調發展機制、實施跨區域協同治理正成為各級政府的共同訴求。通過對已有文獻回顧，在區域科技創新能力影響因素方面，Jia等[1]指出，創新體制、創新投入和創新產出是影響區域創新能力的關鍵因素；Pinto & Guerreiro[2]利用因子分析和層次分析法測算歐盟175個地區的創新能力，指出就業、技術革新、人才資源、經濟結構為主要影響因素。關于政府在協同創新中的作用，Zhang[3]提出，以制度性、合作性學習為特征的文化形式能夠帶來創新進步，公共政策作為學習型組織的基礎工具，能夠促進社會與經濟聯系；Cacciolatti 等[4]通過分析中國內地30個地區的政府創新合作數據指出，在具有創新效應的4類合作中，政府干預是其中一種。

京津冀協同發展作為我國重大發展戰略，自實施以來，引發學術界廣泛關注，大量研究分析了京津冀協同發展現狀以及存在的問題[5-8]。如張滿銀等[9]通過建立京津冀區域協同發展評價指標體系，應用主成分分析法和熵值法，從經濟、社會和生態系統等方面指出京津冀區域協同中存在的問題；崔志新等[10]、姚東旭[11]、龍曉君等[12]、謝泗薪等[13]運用定量研究方法，從創新協同、技術創新、創新績效等角度對京津冀區域協同創新能力進行評價和比較。科技園區是地方政府在經濟領域開展合作的重要載體和實施創新的有效平臺，在京津冀協同發展過程中科技園區發揮了關鍵作用，我國學者針對跨區域治理中京津冀科技園區的研究也逐漸增多。如蔣海軍[14]、盛彥文等[15]通過構建網絡理論模型(CRINSP)，探究科技園區在促進跨區域創新中的協作機理和運行機制；方創琳等[16]通過分析政府引導、產業梯度轉移、市場合作等5種科技園區協同動力機制，提出不同驅動機制下京津冀三地科技園區合作共建模式；葉堂林等[17]提出從重點產業鏈布局創新鏈、促進京津冀高質量協同創新的建議。

基于以上分析發現，少有文獻突出政府治理在區域發展中的作用，科技園區協同創新成為研究政府治理的一個重要維度。2021年正值京津冀協同發展戰略實施第8年，也是檢驗《京津冀協同發展規劃綱要》階段性成果的時候。三地在產業鏈對接、協同創新等方面取得了顯著成效，“十三五”時期提出的協同發展任務也全面完成，但尚存在一些不足，如三地政府協同合作水平不高、協同機制有待完善、協同治理動力不足等，導致三地科技資源流動和共享等仍不暢通，阻礙了京津冀整體創新水平和區域競爭力提升。鑒于科技園區在區域協同治理中的重要作用，本文以京津冀科技園區作為研究對象，通過評價科技園區創新協同度，為深化區域協同治理、推進跨區域政府合作、提升區域整體創新水平提供理論參考。

1 理論分析與研究框架

國內學者普遍認同政府協同治理是促進科技園區協同創新的外部驅動機制[16]，但政府協同治理對科技園區協同創新的影響并非一蹴而就。從現實情況看，在京津冀科技園區協同創新中，政府協同治理雖起到主導作用，但三地間關于利益分配機制、主體責任分配等尚不明確，且存在資源稟賦差異、跨區域稅收分成等問題，制約了政府協同治理對科技園區協同創新的促進作用。政府協同治理強調主體間相互依存，以共同的價值理念參與創新治理。京津冀科技園區治理屬于三地政府協同治理，體現了多層次治理，涉及地區與中央，“誰來治理”與“如何治理”是探討的主要問題。Marks[18]率先提出多層次治理理論，強調在治理過程中多等級與多中心主體間相互依存以實現共同創新治理；翁士洪和周一帆[19]則從3個維度對政府治理問題進行回答：第一維度為戰略目標，即厘清政府治理的戰略定位、價值取向與治理目標，這對開展政府協同治理具有導向作用；第二維度為協同治理主體，即明確不同協同治理主體間關系、構建多主體共同參與的協同治理體系，回應了多層次治理的“誰來治理”問題；第三維度為行為策略，即政府協同治理過程中采取的政策任務、政策工具、協同治理方式等，回應了多層次治理的“如何治理”問題。因此，京津冀科技園區政府協同治理強調各主體平等參與，作為政府協同治理的第二維度，其回應了多層次治理中的“誰來治理”問題。京津冀協同治理強調不同層級政府協調、合作、共治，促進京津冀科技園區形成多主體的結構化政府協同治理模式，以提升政府協同治理水平，促進科技園區協同創新。對此，陳智國和張文松[5]的研究亦證明，科學合理有效的政府協同治理有助于三地加強利益共同體建設，消除行政壁壘，打破區域協同創新障礙，提高資源配置效率，進而促進三地科技園區協同創新發展。通常，政府協同治理路徑包括協同政策出臺和協同創新軟環境營造(魯繼通，2015)。在協同政策出臺方面，包含從架構上的頂層設計到具體的三地政府合作“落地化”，從發展政策制定、協同創新共同體建設以及產業轉移與產業協同3個方面促進科技園區協同創新[5]。在營造協同創新軟環境方面，三地政府通過統籌創新資源，促進地區政策、制度、文化協同(莊濤，2021)，實現稅收分成、產業合作平臺搭建、干部掛職鍛煉等合作，通過加大創新經費投入、人員投入，助推高科技企業創新發展，營造有利于三地科技園區創新合作的市場和制度環境[16]。綜上，政府以協同政策出臺和協同創新軟環境營造為基點，通過園區協同創新共同體建設、產業轉移與協同，以及合作環境優化等主導科技園區協同創新。

科技園區創新不僅由政府主導，園區內所有創新力量的加入都有助于促進政府協同治理。三螺旋理論認為，政府與作為科技創新主體的大學、企業交互是區域協同創新的重要前提[20]，京津冀三地政府與科技園區大學、企業間的頻繁交互共同促進了科技園區協同創新，其中，主體“交迭”是科技園區這一創新系統發展的核心。為促進京津冀科技園區協同創新，三地政府必然要加強聯系，不斷拓展三地政府協同治理深度與廣度。趙東霞等[21]基于三螺旋理論視角，對國外大學科技園的官產學協同創新模式進行比較研究，指出加強科技園區協同創新需要提高政府、大學與企業的創新能力和職能效用；張藝和陳凱華[22]在全面總結國內外官產學三螺旋創新范式研究的基礎上，同樣得出科技園區協同創新能有效推動政府協同治理效能提升的結論。由此可以認為，科技園區協同創新是推動政府協同治理的內在機制，科技園區協同創新從合作主體與合作類型兩個方面影響政府協同治理。一方面，地區政府、企業、大學、科研機構等合作主體間的協同互動是提高政府協同治理效能、促進京津冀高質量發展的重要路徑[23]；另一方面，區際合作是科技園區主要合作類型，主要體現在行政層面，而非單純的市場行為。三地政府合力推動面向企業、大學、科研機構的市場開放，促進產業梯度轉移與協同、科技產業孵化機制生成[24]，有助于提升三地政府協同治理效能。

綜上所述，本文基于政府協同治理與科技園區協同創新關系，試圖從協同政策、創新環境、合作主體與合作類型出發，將政府協同治理與科技園區協同創新納入同一研究框架，以深入分析京津冀科技園區科技創新與協同治理效應，具體如圖1所示。

圖1 研究框架
Fig.1 Research framework

2 京津冀科技園區協同創新與政府治理

2.1 京津冀科技園區協同創新分析

在測度京津冀科技園區各子系統協同創新有序度及整體協同度之前，首先測評三地科技園區創新能力。借鑒魯繼通(2015)、張滿銀等[9]的研究成果并結合本文需要，從創新資源投入能力、創新產出、科技孵化能力等方面分析。據《國家高新區創新能力評價報告(2020)》數據顯示，2019年三地科技園區創新能力的加權增長率分別是，北京10.1%、河北11.4%、天津-5.8%，可以看出，北京與河北科技園區創新能力提升顯著，天津科技園區創新能力出現負增長。將構成科技園區創新能力的一級指標分解，得到京津冀三地科技園區5個一級指標加權增長率，具體見表1。

如表1所示，在反映創新能力加權增長率的指標中，創新創業環境、創新活動績效和創新國際化指標極差較大，表明2019年京津冀三地在營造創新創業環境、提升創新活動績效以及推動創新國際化等方面差異顯著。如在創新創業環境中，京津兩地差距顯著，北京實現52.1%的正增長，天津實現35.9%的負增長，二者相差88個百分點，表明北京作為全國科技創新中心及全球創新資源集聚的主要中心城市之一，科技人才高度集聚，營造了良好的創新創業軟環境。相比之下，天津整體的營商環境有待提升，間接導致創新國際化水平呈現低增長率；在創新活動績效中，津冀兩地分別實現11.4%、31.3%的正增長，表明兩地依托產學研平臺和雄安新區有效促進了創新活動績效提升；在創新國際化中，京冀兩地分別實現12.2%、25.1%的正增長，表明兩地依托中關村和雄安新區有效促進了創新國際化。另外，在創新驅動發展中，只有天津呈現正增長，表明自濱海新區發展上升為國家發展戰略以來，天津加快產業結構調整和升級步伐，增強了創新驅動力。綜合以上分析發現，三地應高度重視科技園區創新發展與建設，以頂層設計為始，不斷優化科技園區整體發展環境，夯實科技園區創新發展基礎。

表1 2019年京津冀科技園區5個一級指標加權增長率(%)
Tab.1 The weighted growth rate of five first-level indicators in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arks，2019

2.1.1 創新資源投入能力

科技園區創新資源投入呈現多樣化特征，其中，占比最大的是研發(R&D)經費投入。如表2所示，從研發經費投入數量看，京冀兩地科技園區R&D經費投入總額逐年提高，2014年北京中關村R&D經費投入為497.17億元，2019年達到1 107.81億元，增長2倍多；2014年河北石家莊高新區R&D經費投入為34.34億元，2019年達到59.96億元，增長近1.8倍。天津濱海R&D經費投入逐年降低，但整體降幅不大，從2014年的114.76億元減少到2019年的75.11億元，表明天津濱海創新資源投入有待加大。從科技園區R&D經費投入占全國R&D經費投入的比重看，北京中關村R&D經費投入占比明顯高于津冀兩地，津冀兩地在比重上相差不大。

表2 京津冀部分科技園區R&D投入情況
Tab.2 R&D investment in som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arks in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Unit: 100 million yuan) 單位：億元

人才是科技園區的關鍵構成要素，其數量和質量直接關系到科技園區協同創新發展水平[25]。自實施京津冀協同發展戰略以來，三地持續加大人才投入，多次出臺人才引進政策。2014—2019年除北京中關村R&D人員(全時當量)和科技活動人員數量持續增長外，津冀兩地人員數量增長有限且出現一定波動。2014年北京中關村R&D人員(全時當量)為12.55萬人，科技活動人員為43.33萬人，2019年分別達到18.89萬人和86.31萬人。相比之下，2014年天津濱海新區R&D人員(全時當量)為2.17萬人，科技活動人員為6.28萬人，2019年分別為2.12萬人和5.42萬人，出現小幅回落；2014年石家莊R&D人員(全時當量)為1.25萬人，科技活動人員為2.18萬人，2019年分別為1.21萬人和3.29萬人，表明津冀兩地人才引進政策缺乏競爭力，人才發展環境有待優化。

2.1.2 創新產出能力

創新產出能力取決于科技園企業主體規模、運行狀態以及經濟效益等方面。高新技術企業作為科技園區創新成果產出主體，其發展水平和創新能力成為科技園區增強核心競爭力的重要抓手。

如表3所示，在反映科技園區高新技術企業創新產出能力的指標中，從整體看，北京在營業收入、技術收入占營業總收入比重等方面遠超津冀兩地。從專利申請量和授權量來看，河北超越了京津兩地。究其原因，一方面河北科技園區依托雄安新區，擁有較好的科技創新和產業基礎，專利技術申請量位居三地首位；但專利申請量與授權量相差較大，這主要是由于部分專利申請的創新度不足，在高新技術發展過程中創新驅動力較弱。相比之下，京津科技園區雖擁有較好的產業基礎，但專利申請活躍度不足，在高新技術專利申請量上尚有提升空間。另一方面，營業收入指標相差懸殊，表明京津冀科技園區發展存在異質性和不均衡性。綜合以上分析發現，增強高新技術企業創新能力、提高產業集群效應，是三地政府在京津冀科技園區協同發展中需高度重視的問題。

表3 2019年京津冀科技園區高新技術企業創新成果產出情況
Tab.3 Innovation output of high-tech enterprises in Beijing-Tianjin-Hebei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arks，2019

2.1.3 科技孵化能力

政府要努力構建科技產業孵化轉化機制，即利用園區平臺企業、產業聯盟、高校院所科技平臺等“移植”既有創新創業服務資源、對接津冀科技發展與產業升級需求，向津冀科技園區提供科技產業孵化服務，支撐京津冀科技園區創新合作。如表4所示，從2019年高新區科技企業孵化器數量、加速器內企業數以及在國家高新區總數中占比看，三地科技園區孵化器和企業數都超過了1 000家，其中，北京科技園區孵化器數不僅超過了10 000家且占到了高新區總數的12.3%，為津冀兩地總和的3倍。究其原因，得益于北京擁有清華、北大等眾多高校以及科研院所，具備實現大量科技成果轉化的基礎條件，此外，還擁有中關村龐大產業體系的支持和容納大量孵化企業成果的轉化基地。天津則擁有與北京合作共建的濱海—中關村科技園區、寶坻京津中關村科技城等科技孵化重大平臺。

表4 2019年高新區科技企業孵化器及加速器內企業數分布
Tab.4 Number of enterprises in high-tech enterprise incubators and accelerators，2019

京津冀協同發展明確提出“京津研發，河北轉化”，同時，國家“十四五”規劃要求提高科技成果在河北的孵化轉化成效，這對河北來說，是機遇與挑戰并存的關鍵階段。由此可見，河北在提升科技成果轉化能力方面需加快對接京津科技園區，建設成果轉化共同體。2017年覆蓋河北5市區和11個產業園區的河北·京南科技成果轉化示范區宣布成立，此后三地共有20多個重大科技成果在示范區成功轉化。截至2021年，河北已建成33個科技企業孵化器，科技孵化能力持續增強。

2.2 政府在京津冀科技園區協同治理中的重要作用

“十四五”規劃要求京津冀三地在產業轉型升級、縮小公共服務差距、促進協同創新等方面實現有效協同，在科技創新、產業鏈升級和價值鏈重構等方面發揮三地政府協同治理效用。以科技園區為載體實現協同治理和創新發展，有助于發揮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的效用，且未來將在延長并完善三地產業鏈上有更多作為。

2.2.1 政府政策協同分析

科學合理有效的制度設計是推進政府協同治理的基本保障。具體表現為：一是政策制訂緊跟時代發展要求。自黨的十九大報告首次出現“高質量發展”以來，三地聯合或單獨制定了關于京津冀協同發展的政策文件，在執行國家總體規劃的基礎上制定了符合三地科技園區高質量發展的協同政策，推動區域協同創新。二是政策重點關注高技術產業，致力于共建創新型園區。在規劃構建協同創新共同體時，三地科技園區兼顧新能源、新材料、智能科技等前沿新興產業發展，加大科技園區新舊動能轉換支持，完善并拓展京津冀三地協同創新產業鏈。三是政策呈現綜合性、系統性特征。三地聯合或單獨出臺的政策各有側重與針對性，但從整體看，均包含三地科技園區管理體系構建、產業或行業發展規劃以及人才引進與培養等方面要求。在政府政策支持下，京津冀三地科技園區協同向縱深推進，為實現京津冀“十四五”規劃目標奠定了基礎。

2.2.2 三地共建園區現狀

科技園區是京津冀三地政府實現跨區域合作治理的重要載體。截至2021年底，京津冀三地共擁有14個國家級科技園區和40個省級科技園區。其中，國家級科技園區包括國家自主創新示范區、高新技術園區和經濟技術開發區。從科技園區整體分布看，形成了以北京中關村科技園區、天津國家自主示范區及天津經濟技術開發區為較高層級的中心區，京津周邊的3個地級市——廊坊、唐山、滄州則匯集了47%的河北省省級以上科技園區，如表5所示。

表5 京津冀科技園區數量
Tab.5 Number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arks in Beijing—Tianjin—Hebei(Units: number)

三地政府為了聚集、融合、共享創新資源，合作打造了多個有利于協同創新和產業轉移的產業發展基地與創新平臺。北京作為京津冀協同創新的動力源，充分發揮科技園區的創新領導力量。如中關村科技園區作為津冀兩地科技園區“領頭羊”，與津冀合作共建多個致力于協同創新的發展平臺和創新基地，如表6所示。

表6 2014-2021年京津冀協同創新共同體建設情況
Tab.6 Construction of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ommunity，2014 to 2021

3 實證分析

3.1 科技園區協同創新度指標體系設計

本文立足于京津冀發展實際，基于協同創新視角，借鑒國外成熟的區域創新協同度評價體系，使用創新投入(人員投入和經費投入)和創新產出(專利申請授權數)為主要衡量指標，及國內主流的協同創新度評價體系，如以人員投入、專利申請授權量、經濟產出等作為協同創新水平的重要測度指標。本文的京津冀科技園區協同創新系統由北京、天津、河北3個創新子系統組成，其中，每個子系統又劃分為創新人員投入、創新經費投入、創新成果產出和經濟產出4個序參量，根據序參量設計了11個二級評價指標，如表7所示。通過構建以上指標體系，測算2014-2019年三地科技園區各子系統協同創新有序度。數據來源于《中國科技統計年鑒》《中國高技術產業統計年鑒》《中國火炬統計年鑒》及京津冀三省市統計年鑒。

表7 京津冀科技園區協同創新度評價指標體系
Tab.7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innovation synergy degree in Beijing—Tianjin—Hebei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arks

3.1.1 有序度測量模型構建

有序度可衡量各子系統在協同過程中是否具有協調一致性。設定子系統Sj，j∈[1,k]。這里的子系統Sj是指北京、天津、河北科技園區協同創新系統。假定三地協同創新系統演進存在序參量，可表示為： ej=(ej1,ej2,…,ejn)。其中，n≥1，βji≤eji≤αji，i∈[1,n]，αji和βji分別表示序參量eji取值的上限與下限。j為子系統數量，本文以京津冀三地科技園區為研究對象，即j=3。序參量ej1,ej2,…,ejm1的取值與子系統有序度正相關，同理，序參量ejm1+1,ejm1+2,…,ejn的取值也與子系統有序度正相關。根據式(1)計算子系統Sj各序參量的有序度。

(1)

3.1.2 復合系統協同度模型設計

考察ej對子系統Sj有序度貢獻的總和，需對Uj(eji)進行集成處理。一般情況下，采用線性加權平均法進行集成。

(2)

式中，wi為計算協同度時的三地權重。由于發明專利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地區創新水平，可以利用熵值法計算得出三地權重，分別為0.454、0.393、0.153。由式(1)、(2)可知，Uj(ej)∈[0,1]，Uj(ej)取值越大，ej對子系統Sj有序度的貢獻越大，反之則越低。最后，計算得出科技園區整體協同創新度水平。測算科技園區整體協同創新程度需構建復合系統協同度模型D，計算公式如下：

(3)

0≤C≤1

(4)

(5)

其中，C為系統耦合度，表示各子系統間強弱關系，k為調節系數，k≥2，本文取值k=2。 T為系統綜合評價得分，根據D的大小，可對復合系統協同程度進行排序與分類。

3.2 復合系統協同度測算與評價

首先，運用公式(1)，計算得到京津冀科技園區子系統各序參量的有序度，結果如表8所示。

表8 京津冀國家科技園區創新系統各序參量有序度
Tab.8 Order degree of each order parameter of innovation system in Beijing—Tianjin—Hebei 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arks

其次，利用公式(2)計算京津冀科技園區子系統協同創新有序度，結果如表9所示。

如表9所示，京津冀科技園區子系統協同創新有序度整體呈提升態勢。其中，北京有序度穩定，且總體水平較高，其中，2017年前發展較平穩，2018年后有大幅提升，表明北京科技園區創新子系統處于調整期，園區協同創新能力有待進一步躍升；相比之下，天津科技園區發展態勢一般，其中，2017年出現小幅回落，2018年又緩慢上升，表明天津科技園區子系統協同創新有序度提升面臨困難；河北科技園區子系統協同創新有序度較低，2017年雖然超過天津科技園區子系統有序度，但是也出現小幅回落，表明河北科技園區子系統協同創新有序度不穩定，但在京津兩地帶動下，創新水平和創新能力有了較大提升。

表9 京津冀國家級科技園區創新子系統有序度
Tab.9 Order degree of innovation subsystem of Beijing—Tianjin—Hebei 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arks

表10 京津冀三地科技園區協同度
Tab.10 Innovation synergy level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arks in Beijing—Tianjin—Hebei

最后，基于三地科技園區子系統協同創新有序度變化，利用公式(3)-(5)，進一步測算 2014—2019年京津冀科技園區整體協同創新度。結合表11 可以發現,京津冀科技園區創新系統整體處于協同狀態(協同度為正值)，但均低于0.6(低度協同)，表明協同進程緩慢。2014—2016年京津冀科技園區協同度整體緩慢提升，2017年出現小幅回落，2018年后又緩慢上升。其中，協同度最大值為0.383，最小值為0.193，波動較大，表明京津冀科技園區協同創新關系不穩定，區域協同仍面臨挑戰。

表11 協同度劃分標準
Tab.11 Coordination degree classification standard

4 結語

4.1 結論

本文運用復合系統協同度模型，測度2014-2019年京津冀科技園區各子系統協同創新有序度及園區整體協同度，研究發現：①京津冀科技園區各子系統序參量有序度整體呈提升態勢，但三地創新人員投入、創新經費投入和經濟產出三大序參量有序度差異較大，其中，北京科技園區子系統序參量大于津冀兩地，津冀兩地差異不大；②除北京科技園區子系統有序度處于穩步提升態勢外，津冀兩地科技園區子系統有序化進程緩慢，表現為不協調、不穩定；③京津冀科技園區整體處于協同創新狀態，但由于存在政策時滯性、園區產業同構性等問題，導致各園區對政策的響應存在偏差，致使協同程度低、狀態不穩定、協同進程緩慢、協同效應不明顯。

4.2 政策建議

(1)構建跨區域合作治理模式及科技園區利益共享機制。一方面，政府要發揮中間力量，搭建并完善三地協同聯動機制。打造產業轉移、產業承接、政策對接一體化平臺，營造優良的科技園區協同創新“軟環境”，利用區別于其它地方的優惠政策圍繞重點產業鏈招商引資，為科技園區企業提供促進人才、技術、資金流動的優質服務，在引智引資的同時做好留智留資，深入推動產學研一體化；另一方面，探索建立“京津冀共同發展基金”，利用第三方機構進行合理的利益分配和成本分擔，通過稅收分成調動區域積極性，促進利益共享和風險共擔機制加快形成。

(2)發展特色產業集群，提高協同創新配套能力。一方面，利用三地協同創新共同體建設，加大對濱海—中關村科技園區、曹妃甸—中關村科技成果產業化基地等共建科技園區、產業基地的財政支持，促進資源、人才等創新要素在整個大區域內自由流動，不斷夯實創新基礎，提高協同創新能力；另一方面，增強北京科技園區引領帶動、輻射外溢效應。天津和河北應在提升自身創新能力的基礎上，在學科領域與創新層次上與北京錯位發展，通過承接北京的創新溢出[23]，逐漸形成特色化產業分工，以產業協同推動創新型產業集群形成。

(3)轉變傳統的“行”政觀念，打造扁平化的高效服務組織，構建務實有效的區域協同治理機制。一方面，打造扁平化的服務組織，摒棄以往層層下達指令的方式，避免產生政策誤解或理解不到位的情況；另一方面，做好三地科技園區協同創新整體規劃，以三地科技部門為主導，帶動多主體參與，引導各科技園區合理布局產業發展，挖掘各科技園區特色。如北京應充分發揮市場機制在產業鏈中的引領作用，進一步打通大學、科研機構與企業間的成果轉化通道；津冀兩地政府應進一步營造良好的科技園區營商環境，特別是在關鍵技術領域加大資金、人才投入，帶動各類創新主體實現協同創新，推動三地科技園區政府協同治理效能提升。

4.3 研究貢獻

與以往京津冀協同創新研究不同，本文選取京津冀科技園區作為研究對象，運用復合系統協同度模型，針對性構建科技園區協同創新評價子系統，進一步豐富了京津冀科技園區協同創新子系統評價指標體系。同時，重點關注政府在其中發揮的作用，剖析政府協同治理與科技園區協同創新的邏輯關系并納入同一研究框架，有助于將京津冀科技園區協同創新研究向縱深推進，為推動跨區域政府合作提供理論參考和實踐指導。

4.4 不足與展望

本文分析了京津冀科技園區科技創新與協同治理效應，研究結論符合實際，但仍存在一些不足：一方面，京津冀三地政府在政務公開方面尚有待完善且數據更新較滯后，本文聚焦三地科技園區發展，存在數據獲取不足、變量選取不全等問題；另一方面，在創新成果產出中聚焦于營業技術收入與專利獲取情況，未將校企合作科研項目、技術轉讓以及企業購買技術等指標納入考量。綜上，未來研究可以采取實地調研等方式豐富數據獲取途徑，納入更多衡量指標，以更準確分析京津冀科技園區科技創新與協同治理效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