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支持、創業激情與技術創業成功：政策感知的調節作用

隨著“大眾創新、萬眾創業”的不斷推進，越來越多來自于科研院所等事業單位的科研人員憑借自身技術優勢參與到技術創業中。技術創業擁有實現“中國智造”、“科技興邦”和“改善民生”等使命的潛力與巨大商業價值，受到政府和風險投資機構的持續關注。在2020年1月人社部印發的《關于進一步支持和鼓勵事業單位科研人員創新創業的指導意見》等政策的支持下，部分技術創業企業依靠自身能力和外部支持成功實現技術成果轉化并獲取了商業利潤，但其中很大部分企業并沒有實現政府對促進技術變革、推動產業化進步、改善民生等方面的期待，甚至需要政府再干預進行平衡(如政府對醫藥產品價格的管控)，也有技術創業團隊在獲得一定成就后因理念差異而走向散伙局面。要理解上述現象并找到提升政策效用的突破口，有必要進一步探明政策支持對技術創業成功的作用及機理。

近年來政策支持對創業結果的影響成為創業行為研究的重要議題，得到學者們廣泛關注[1-2]。然而，以往研究主要針對大學生創業者、女性創業者或農民創業者[2-3]等群體，這些群體在學習能力、社會資本等創業基礎要素上的表現相對不足，并且注重經濟回報。但對主要來源于高校、科研院所以及高科技企業的技術創業者而言，其本身就擁有一定社會身份和物質保障[4]。姚飛[5]對擁有院校背景的技術創業者創業過程案例進行分析發現，技術創業者描述價值觀時提到更多的是“科技興國，產業報國”、“不想掙大錢，喜歡這個研究方向”、“我很希望自己能干成一件事”等非經濟追求的愿景，這意味著有一定資源基礎的技術創業者在創業過程中相較于經濟回報更加重視情緒體驗。此外，技術創業企業技術密集、資本密集特征致使一般的政策支持容易被過濾[6]，同時，團隊擁有的高認知、高學習水平使其能夠更好地契合政策[7]。因此，為了明晰政策支持對于技術創業者創業的影響，以及技術創業屬性所帶來正負效應迭代后的凈效應，需要深入探討政策支持對技術創業企業創業結果的影響。

關于技術創業者特征、外部創業環境對技術創業活動(績效和機會識別)的影響以及技術創業的戰略選擇等，現有研究已經形成了一些有價值的成果[8-10]。目前創業結果衡量方法多采用客觀的財務指標如收益率和銷售量等，僅關注創業企業市場表現，這種衡量方式容易忽視技術創業者區別于一般創業者在創業訴求上的差異性[6]，缺乏對于技術創業者主觀心理感受的關注。陳建安等[11]研究認為創業成功在創業客觀經營結果和主觀心理評價上實現了兼容性，其不僅包含經濟上的成功，還蘊含心理上和社會影響力的成功。創業成功恰如其分地將客觀市場表現和主觀情緒感受都囊括在內[12]，相較于創業績效，其能夠實現對技術創業結果的全面考察，但目前關于政策影響技術創業成功的實證成果比較稀少。基于此，本研究聚焦于技術創業者這一特殊創業群體，關注政策支持對技術創業成功的影響，能夠進一步豐富和完善政策支持對創業者創業結果影響機制研究，具有重要理論意義。

對于技術創業企業來說，組織意志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創業者個體特質影響[8]，且技術創業成功同時包含組織層面和創業者個人層面。社會認知理論也認為，社會環境因素能夠通過影響創業者認知、情感因素影響創業結果。因此，政策支持作為外部環境客觀條件，其對技術創業成功的影響需要通過一個反映創業者情感特質并能影響組織意志的個體層面變量進行傳導。創業激情作為創業者關鍵情感因素最早由Cardon等[13]提出，隨后，創業激情概念被學者們所認可，逐漸有學者通過實證方法檢驗創業激情的影響及作用機制。相關研究發現，擁有高創業激情的創業者更容易達成優異的創業結果，如促進創業效能、提升企業績效、成功創建企業等[14]。同時，相關研究表明，來源于外部環境的創業支持對創業激情的激發具有不容忽視的作用。例如，張秀娥等(2019)研究發現創業激情在社會支持對創業者創業堅持的影響中起到中介作用；王學軍等[15]從反向視角研究負面環境因素創業壓力對創業者創業退出意愿的影響，也證實了創業激情的中介作用。基于上述研究進展，本研究嘗試引入創業激情并檢驗其中介作用，厘清政策支持作用于技術創業成功的內在機理。此外，宏觀政策對微觀企業主體的影響效果不僅取決于政策本身，很大程度上也受制于企業對政策信息的主觀感知[16]。因而為了明晰技術創業企業具備何種特質才能最大化地發揮政策支持的作用，本研究還引入組織層面的政策感知作為政策支持影響技術創業成功與創業激情關系的調節變量，探究不同政策感知水平下技術創業企業對于政策利用效果的差異性。

綜上，本文融合外部環境、個體層面、組織層面3個視角因素，探討政策支持這一外部環境因素與技術創業成功這一組織層面結果變量之間的關系，并引入創業激情這一個體層面中介變量與政策感知這一組織層面調節變量，系統性地探討政策支持是否影響、如何影響以及何種情境下更顯著影響技術創業成功。

1 理論基礎與研究假設

1.1 政策支持與技術創業成功

創業成功這一概念在實證研究范式下已經形成了一定的研究基礎，各研究由于研究情景差異性對其有著不同定義。Rahman[12]和Staniewski[17]認為創業成功是企業績效層面與非績效層面持續性增長或在行業領域內達到高水平；Lafuente等[18]認為創業成功與否主要考察創業企業在營銷、國際化、融資及可持續發展等方面的水平；張秀娥等[19]從組織視角出發，認為創業成功是初創企業在各項指標上達到預期標準或者行業高標準；陳建安等[11]將創業成功劃分為經濟回報、心理成功、社會影響力3個層面，不同類型創業者由于創業動機不同，對上述3個層面的關注程度也存在差異性。從上述研究可以看出，學者們對于成功與否的標準大都從顯性層面如收益率等財務指標以及隱性層面如影響力等非財務指標來衡量，顯性財務指標存在脫離研究對象的共性，隱性指標則由于創業者特征不同而存在差異性。技術創業者一般是接受了高等教育且在某一領域專研較深的群體，屬于較好掌握通用知識和技術知識的高人力資本人群，由此帶來的穩定和優渥生活基礎使得其創業行為更多地是為了促進技術變革、推動產業進步、改善民生等創業情懷[20]。基于此，本研究認為技術創業成功是技術創業企業在各項經營指標上達到預期水平或行業高水平，同時，實現了推進區域經濟、科技發展和保障民生等目標，并從財務指標和非財務指標兩個層面進行測量。

政策支持是指行政機構(如政府部門)為了減少由于制度不完善對企業產生的不利影響而提供的支持，是企業面臨的重要制度環境。黃聿舟等[21]認為，針對企業的支持政策可以分為直接支持和間接支持兩種，具體而言，直接支持包括金融支持、稅收優惠和培訓等直接資源支撐；間接支持政策是環境型政策工具，主要為創業者提供更高的政府效率或服務水平，如提供統一的辦公地點、廠房以及市場和技術信息交流平臺等，能夠為技術創業者營造創業支持氛圍。本研究也將從這兩方面討論政策支持對技術創業成功的作用。

就直接政策支持而言，依據資源基礎理論，技術創業者擁有的技術知識、技能以及創新網絡是其獲得競爭優勢的關鍵，但如果其它創業資源匱乏也會使得既有資源結構無法適應創業活動的綜合性和動態性要求[22]。因此，政策支持能夠通過優化技術創業者資源結構促進其創業成功。首先，技術創業者除需要通用人力資本條件外[20]，還要具備基本創業知識和技能，集中體現在對創業知識、流程和風險等充分認知上，政府組織的創業教育能夠增加其創業知識和創業技能以彌補不足。其次，Boso等[23]研究發現創業企業各方面創業行為均受到融資能力直接影響，包括實施創業活動、投資固定資產、生產、開拓市場、開展創新活動和風險決策等。但技術創業企業的高不確定性和創業初期合法性不足的問題，導致其融資貴、融資難問題突出，來自于政策的直接或間接(提供融資信息)財務資本支持以及與政策密切交流帶來的市場潛在融資者信任感提升[24]，均會增加技術創業企業融資能力。

就間接政策支持而言，首先，間接政策支持為技術創業者們提供相互學習、合作的空間。具體來說，創業活動很難依靠技術創業者及單個企業獨立完成，而政府主導和構建的科技園區、高新區、技術聯盟等區域網絡，使得處于同一區域從事相似和互補行業的技術創業企業擁有更多合作機會[21]，技術創業企業間密切交流和合作有利于企業間顯性信息和知識資源流動，提升技術創業企業創業資源多樣性，同時，有利于企業間相互學習獲取隱性經驗與技能，加強技術創業企業對既有資源的利用，使其能夠更靈敏地感知機會。其次，間接政策支持所營造的良好創業氛圍有利于技術創業者消解負面壓力，使之能夠堅持創業直至成功。針對高校科研人員創業的研究表明，高校科技人員普遍認為創業試錯成本高，害怕創業失敗引致周圍人不解，即便成功創業也憂慮背負不務正業的名聲，高校科技人才在旁人眼里都是行業內專家、行家，這一思想“包袱”使得其不敢失敗、懼怕挫折，阻礙技術創業活動正常開展[20]。政府間接支持所營造的創業氛圍對于技術創業者起到“正名”的作用，在區域環境中樹立技術創業者敢于挑戰、爭先、創新的精神理念[20]，形成積極的鼓勵技術創業、寬容創業失敗的活動空間[25]，周圍環境對創業的積極描述使得技術創業者在面對創業時更加積極樂觀，即使出現短暫失敗也能堅持創業，從而有利于提高創業成功可能性[26]。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設：

H1：政策支持對技術創業成功具有促進作用。

1.2 創業激情的中介作用

創業激情是創業者在創業活動中存在的特定情感，指創業者通過從事創業實踐和識別有意義且特殊的創業者身份所產生的濃烈而積極的情感體驗[13]。這一定義闡明了創業激情的兩個內涵：自我身份認同和強烈的積極情感。換言之，創業激情并非一般情感，需要依靠具有創業者身份意義的活動來激發，當個體從某些活動中感知到自己創業者身份時會體驗到創業激情。在創業過程中，一方面政策支持為技術創業企業提供了更多問題解決便利條件，這給予技術創業者更多戰勝困難的信心，調動技術創業者積極情緒；另一方面，政策支持傳遞的積極價值信息使得擁有多重角色身份的技術創業者對“創業者”這一身份的評價提升，增強了創業者身份認同感。同時，創業激情是技術創業者實現成果商業化的內在驅動力。

技術創業企業存在高科技企業和新創企業雙重屬性，同時承受著資源投入大、回報周期長以及內部資源匱乏、外部合法性不足等風險[8]。因此，技術創業者在創業過程中承受著比一般創業者更大壓力，即使具備一定心理素養的技術創業者也會不可避免地陷入到消極情緒中。而政策支持給予的各項便利條件不僅在解決具體問題上提供了更多可能性，也使得技術創業者感知到政府部門的背后支撐從而更加篤定地相信自己能夠克服困難，表現出更為積極的情緒。此外，技術創業者往往具備多重社會角色(教授、研究員、高工等)[5]，在創業初期，創業者之外的身份在技術創業者心目中依舊占據著重要地位。依據社會信息加工理論，創業者會根據獲取的信息形成他們對于創業的感知、態度和行為[27]。因此，技術創業者通過對政策支持信息的理解形成較為積極的技術創業認知，尤其是針對技術創業的政策支持是政府部門在對技術創業企業及其創意進行評估和考核并認可的前提下發布的(如高新技術企業認定對R&D比例、知識產權所有權等指標的要求)，更加深了技術創業者對自身創業者身份的認同。

當技術創業者創業激情由于政策支持而被點燃時，會表現出對于創業中創新、冒險等活動的熱衷[13]。因此，本文推測被強化的創業激情有利于進一步提升技術創業成功可能性。創業激情對一般創業者創業成功的正向影響已經被眾多學者證實，如Stenholm等[28]、Mueller等[29]均實證了創業激情是創業成功不容忽視的前置變量；張秀娥等[19]認為具有創業激情的創業者會對自身所從事創業活動更具有認同感，愿意投入更多成本并通過提升創業能力應對創業困境，進而實現創業成功；黎常等(2018)研究發現，創業者具備的創業激情會促進創業堅持行為；王學軍等[15]從反面影響考慮，認為創業激情的降低會強化創業者退出意愿。對于技術創業者而言，與一般創業者相比，其還存在創業者身份認同感需求更迫切和創業積極情緒共鳴更深刻的特點。首先，技術創業者創業之前或者創業的同時在各自領域多有著引以為傲的固有社會身份，對于創業者身份缺乏認同感，而創業激情強調的身份認同使其更認可自身創業者身份的意義，它是技術創業者對其群體歸屬以及所處群體在情感層面和價值意義上的認知，使得技術創業者對創業行為產生積極態度，避免陷入技術人員“能力陷阱”。其次，技術創業者一般都具有優渥的物質生活基礎，創業動機很大程度上是為了更高層次精神滿足，而創業激情強調的積極情緒對其來說更能激起精神層面共鳴，促使其作出更多有益于創業成功的決策[30]。由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設：

H2：創業激情在政策支持影響技術創業成功的過程中發揮中介作用。

1.3 政策感知的調節作用

政策感知是指技術創業者對政策有用性和易用性的感知程度，伴隨政策使用的態度取向[31]。政策有用性感知是技術創業者對政策支持解決創業難題的有效性、針對性認識，政策易用性感知是對政策支持內容的明確性以及政策支持響應成本的認識。社會信息加工理論認為，創業者通過收集所處環境相關信息，利用自身經驗對信息進行綜合分析判斷，并據此對自身行為和決策進行調整[32]，即技術創業者能結合政策相關信息和自身創業境遇在政策響應方面形成不同態度和行為，進而形成差異化創業結果。基于此，本研究認為技術創業者政策感知會調節政策支持與技術創業成功的關系。

(1)政策有用性感知。對于政策有用性感知較高的技術創業企業而言，從政策制定到落地實踐的各個環節都是科學且權威的，“量身定制”使得創業企業認為自身受到重視和關注，增加企業響應政策的內在動機，對于政策支持表現出更積極的使用傾向，將政策支持看作成功實現產品商業化的有力支撐，盡可能地發掘政策中對創業有利的方面。反之，對于政策有用性感知較低的技術創業企業而言，容易認為政策制定部門缺乏前期研究工作、政策內容粗制濫造，產生被忽視和利用的內在感受，響應政策內在動機大大降低，對于政策支持表現出更為消極的態度，采用保守態度以避免企業響應政策帶來的損失。

(2)政策易用性感知。技術創業實現產品商業化往往具有較高風險，政策響應過程也存在不確定性[31]，對于政策易用性感知較高的技術創業企業而言，通過比較可獲得資源與所需付出成本形成較為樂觀的預期。當政府采取政策支持措施時，政策易用性感知程度高的技術創業企業愿意承擔風險和成本，面對政策支持短期內尚未見效的情景時也能堅持挖掘政策中有利于創業成功的資源。反之，對于政策易用性感知較低的技術創業企業而言，難以妥善處理“機會經理”與“風險擔當者”雙重身份，在政策支持短期存在不確定性時，技術創業者心智模型難以兼容理性決策思維，使得政策支持效果難以彰顯。由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設：

H3：政策感知調節政策支持與技術創業成功的關系，即政策感知越高，政策支持與技術創業成功的正向關系越顯著。

此外，政策感知也會調節政策支持與創業激情之間的關系，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針對技術創業企業的政策支持與一般創業企業相比存在顯著區別，門檻高、力度大 [4]，實際上隱含著對技術創業者這一身份的高度認可，且對于技術創業的支持追根到底是從社會整體福利考慮的，蘊含著政策對其創業行為的政治期待(技術變革、產業升級等)[9]。對具備高政策感知程度的技術創業企業而言，在面臨同樣政策支持時，上述潛在信息更容易被技術創業者所接收，使得其對創業者身份及創業行為更加認可，進而表現出更為高昂的創業激情。二是在技術創業企業對政策支持的情感傾向比較積極時，技術創業者習慣于通過啟發式信息加工方式將周圍同類型技術創業者成功歸因于政策支持[33]，會增強技術創業者對創業行為的積極態度和樂觀心態，進而增強技術創業者創業激情。由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設：

H4：政策感知調節政策支持與創業激情的關系，即政策感知越高，政策支持與創業激情的正向關系越顯著。

1.4 政策感知對創業激情中介作用的調節作用

上述理論推導闡明了政策感知的直接調節作用，但政策感知增強政策支持與技術創業成功之間關系的作用原理和機制還需進一步探究。基于假設H2和H4，本研究進一步推論，相較于低政策感知而言，具備高政策感知的創業者在面對同等水平政策支持時，會表現出更高的創業激情，繼而提升其創業成功概率，即政策感知對創業激情的中介作用起到調節作用。本文構建一個有調節的中介作用模型，如圖1所示。由此，提出如下假設：

圖1 理論模型
Fig.1 Theoretical model

H5：政策感知通過增強政策支持對創業激情的直接作用，強化政策支持對技術創業成功的間接效應。

2 研究設計

2.1 問卷設計

為使本研究量表具有更高專家效度，對于政策支持、創業激情、政策感知、創業成功4個關鍵構念，在借鑒國內外成熟量表的基礎上，結合本文研究情景進行部分調整。為避免翻譯帶來的理解偏差，邀請云南省青年企業家協會和高創園工作人員就問卷內容給出參考意見，并且通過雙向翻譯的形式確保問卷度量準確性。此外，2019年7-8月對云南省省級高創園、青年企業家協會、各地商會創業團隊進行問卷預測，問卷填寫對象為符合技術創業特質的團隊負責人或主要合伙人、管理人員。根據107份有效問卷對各個變量測項進行項目分析及探索性因素分析，剔除沒有通過信度和效度檢驗的題項，最終形成本研究調查問卷。問卷中測項統一采用Likert5級量表進行測量，其中，1表示“完全不符合(或非常低)”，5表示“完全符合(或非常高)”。

關于政策支持，借鑒Li[34]和李穎等(2018)的研究，設計了包含5個題項的量表。具體包括：當地政府制定實施了廠房、辦公場所、稅收減免等有益于企業運營的政策(PS1)；當地政府提供了所需技術信息及其它技術支持(PS2)；當地政府提供了重要市場信息(PS3)；政府常為企業提供咨詢、免費培訓等幫助(PS4)；政府經常給予新企業融資/資金資助等方面幫助(PS5)。

關于創業成功，參考Rahman[12]和張秀娥等[19]的研究，并結合技術創業者創業訴求，從創業財務指標和非財務指標兩個維度設計了包含9個題項的量表，其中，客觀財務指標沿用上述學者測量內容且出于隱私考慮采用主觀區間測度方法，非財務指標則結合技術創業者創業初衷對部分指標進行調整。財務指標包含5個題項：企業銷售額不斷增長(EF1)；企業利潤持續增長(EF2)；從整體看，企業是一直增長的(EF3)；企業當前債務水平較低(EF4)；總體來看，企業當前經濟狀況比較好(EF5)。非財務指標包含4個題項：企業為當地提供了很多就業就會(EN1)；企業對當地社會經濟發展作出了一定貢獻(EN2)；企業推進了地方產業升級進程(EN3)；企業促進了區域科學技術進步(EN4)。

關于創業激情，采用Cardon等[13]研究開發的包含13個題項的量表，涉及創業者積極情緒及創業者身份認同兩個方面。創業者積極情緒包含10個題項：可以找出新方法解決未滿足的商業化市場需求，是令人興奮的(EP1)；能夠尋找并提供新產品/服務的想法，對于我來說是非常愉快的(EP2)；我有動力找出如何讓現有產品/服務更好的方法(EP3)；觀察環境以發現新機會，對于我來說是非常興奮的(EP4)；建立一個新公司，對于我來說是非常興奮的(EP5)；擁有屬于我自己的公司，鼓舞著我(EP6)；能夠培育一個企業走向成功是振奮人心的(EP7)；我真的很渴望找到合適的員工來推銷我的產品和服務(EP8)；企業擁有合適的員工是非常重要的(EP9)；推動我和公司員工使公司不斷發展這一目標時刻激勵著我(EP10)。創業者身份認同包含3個題項：探索解決問題的新方案是表明我身份的重要方式(EI1)；成為一個企業創始人是表明我身份的重要方式(EI2)；一個公司的成立和發展是表明我身份的重要方式(EI3)。

關于政策感知，參考冉建宇等[31]和彭華濤等(2013)的研究，從政策有用性感知和政策易用性感知兩個維度設計了4個題項。有用性感知包含2個題項：我覺得當前創業支持政策內容具體、實在(PU1)；我覺得當前創業支持政策扶持門檻很合理(PU2)。易用性感知包含2個題項：我覺得當前創業支持政策有明確針對性(PP1)；我覺得當前創業支持政策能有效解決創業中的實際問題(PP2)。

關于控制變量，參考張秀娥等[19]對創業成功的研究，從組織層面和個人層面設置控制變量。其中，個人層面控制變量主要考慮創業者個人特質，包括創業者性別、年齡和受教育層次；企業層面控制變量主要針對企業規模，包括員工規模和企業資產規模。通過對上述變量的控制，以期得到更準確的實證結果。

2.2 樣本及數據收集

2019年9-11月進行數據收集，調研對象主要是云南省省級高創園、青年企業家協會、各地商會中企業。為了遴選符合本研究需要的樣本，從技術創業角度在問卷題項中將行業門檻設定為生物與新醫藥、新材料、新能源及節能行業等八大高新技術行業，并在基本情況調查中設定篩選題項“我們企業的產品商業化對于改善民生、推動技術進步很有意義”(李克特五級量表測度)，以識別符合技術創業成功內涵的技術創業者。利用園區備案資料進行初步核定后聯系489家企業，通過問卷星的形式借助郵件和微信進行問卷發放，經過郵件和電話兩輪溝通提醒，共計收回問卷398份，剔除行業不符合要求并篩選題項小于4的問卷，最后得到291份有效問卷，有效問卷率59.5%。樣本對象涉及多種行業與經營業務的融合。問卷樣本中本科學歷占比最高，達到42.3%，其次是博士和碩士學歷，依次為26.1%、19.6%，符合技術創業者高學歷特征，具體情況如表1所示。

表1 樣本基本情況描述(N=291)
Tab.1 Basic situation description of the samples

2.3 信效度檢驗

本研究采用SPSS22.0和AMOS22.0對量表信度與效度進行檢驗，結果如表2所示。

參考先前研究標準，本文以0.8作為Cronbach′s α信度系數臨界值，如表2所示，變量各維度的Cronbach′s α系數均在0.8之上，表明量表具備良好信度。因素負荷量最小為0.702，最大不超過0.950，且均在p<0.01水平上顯著，滿足因子載荷值介于0.5～0.95之間的要求。各變量維度組合信度(CR)都在0.8之上，滿足組合信度不低于0.8的要求，各變量平均提取方差值(AVE)均超過0.5，滿足平均提取方差值不低于0.5的要求，因而變量擁有良好聚合效度。此外，各變量平均提取方差值(AVE)平方根均超過該變量與其它變量之間的相關系數，即各變量從自身題項中提取的方差比從其它變量中提取的方差更大，說明量表區分效度優良。

表2 關鍵變量信度與效度檢驗結果
Tab.2 Test results of key variables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為檢驗量表外部結構效度，采用AMOS22.0進行驗證性因子分析，結果如表3所示。四因子模型的χ2值最小；χ2/df、RMSEA、CFI、GFI、TLI及IFI值分別為1.256、0.030、0.983、0.900、0.981及0.983，四因子模型對樣本數據擬合效果最佳。可見，量表具有較為理想的外部結構效度，可以繼續進行相關性分析與回歸分析。

表3 驗證性因子分析結果
Tab.3 Results of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注：四因子模型包含政策支持、技術創業成功、創業激情、政策感知；三因子模型包含政策支持、技術創業成功+創業激情、政策感知；二因子模型包含政策支持、技術創業成功+創業激情+政策感知；單因子模型包含政策支持+技術創業成功+創業激情+政策感知

3 實證結果與分析

3.1 共同方法偏差檢驗

本研究樣本數據均來自云南省省級高創園、青年企業家協會、各地商會中技術創業者對本組織創業情況的自我報告，且調查數據來自同一被試，為了避免同源方差對數據質量的影響，問卷打亂了原有各分量表題項順序并采用匿名方式進行問卷填寫。此外，采用Harman單因素檢測法對數據同源方差進行檢測，對所有變量共31個題項同時開展探索性因子分析。分析結果顯示KMO值為0.943，未旋轉因子結果表明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有4個，總解釋方差為67.754%，其中，首個因素最大解釋總變異的37.25%，低于總解釋的40%，說明該模型數據分析結論可靠性不會受到同源方差的影響。

3.2 相關性分析

變量相關分析結果如表4所示，政策支持與創業成功(β=0.351,p<0.01)存在顯著相關關系，政策支持與創業激情(β=0.439,p<0.01)存在顯著相關關系，創業激情與創業成功(β=0.394,p<0.01)存在顯著相關關系，初步驗證了本文研究假設，且各變量相關系數大小適中，表明本研究回歸模型中各變量間不存在嚴重的多重共線性問題。

表4 描述統計與相關系數
Tab.4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注：*表示p<0.05，**表示p<0.01,下同

3.3 假設檢驗

本文采用分層回歸方法驗證直接作用與調節作用，結果如表5所示。模型F1和M1分別檢驗控制變量對技術創業成功及創業激情的影響，模型F2和M2分別驗證政策支持對技術創業成功與創業激情的直接作用是否成立，模型F3、F4和M3、M4用于檢驗政策感知的調節作用是否顯著。考慮到實證結果穩健性，將自變量政策支持、調節變量政策感知及二者交互項依次加入模型，檢驗交互項回歸系數顯著水平，以確定政策感知在其中是否發揮調節效應。

模型F1用于檢驗控制變量對因變量的影響作用。由表5中實證結果可以看出，技術創業者的性別、年齡、資產規模對創業成功的影響不顯著，而創業者教育程度(β=0.086,P<0.01)和員工規模(β=0.090,P<0.01)對技術創業成功的正向影響顯著。模型F2結果表明政策支持正向促進技術創業成功(β=0.286,P<0.01)，即政策支持力度越大，技術創業成功的可能性越高，因此，假設H1得到驗證。模型F3在F2的基礎上引入調節變量，結果表明政策感知與技術創業成功之間的關系不顯著(β=0.079,P>0.05)。此外，引入交互項的模型F4結果表明，政策感知對政策支持與技術創業成功之間的關系具有顯著正向調節作用(β=0.309,P<0.01)，即政策感知強化政策支持與技術創業成功之間的正向關系，假設H3得到驗證。同理，由模型M1-M4實證結果可知，政策感知對政策支持與創業激情之間的關系具有正向調節作用(β=0.287,P<0.01)，即政策感知強化政策支持與創業激情之間的正向關系，假設H4得到驗證。調節作用的具體情況如圖2所示。

圖2 調節作用
Fig.2 Moderating effect

表5 直接作用與調節作用回歸分析結果
Tab.5 Regression analysis results of direct and regulating effects

為了檢驗中介作用及有調節的中介模型，本研究使用Preacher等(2007)提出的檢驗方法，以Process for SPSS(V3.3)為檢驗工具。根據該方法檢驗邏輯，先使用Bootstrap方法(偏差校正的非參數百分位)檢驗創業激情的中介作用，Bootstrap樣本量設為5 000，結果表明政策支持通過創業激情對技術創業成功產生的間接效應為0.108 5，95%置信區間為[0.058 8,0.168 1](不含0)，表明創業激情的中介作用顯著，因此，假設H2得到驗證。然后，檢驗政策感知的調節作用，結果顯示政策感知對政策支持與創業激情間關系的調節效用為0.286 7，95%置信區間為[0.080 2,0.505 9](不含0)，表明政策感知的調節作用顯著。因此，有調節的中介模型成立。

表6顯示，在不同強度(M-SD、M、M+SD)的政策感知下，創業激情的中介作用分別為0.064 2、0.103 2和0.142 2，每一個95%置信區間分別為[0.023 2,0.115 0]、[0.055 8,0.158 0]和[0.073 6,0.226 7]，均不包括0，由此可知創業激情中介效應是顯著的。同時，通過對比發現，在不同政策感知強度下，創業激情的中介作用之間還存在差異性。如表7所示，當政策感知處于3種不同水平下，創業激情中介作用成對比較之間的差值分別為0.044 6、0.089 3和0.044 7，95%置信區間分別為[0.021 6,0.095 4]、[0.020 6,0.190 8]和[0.010 3,0.095 4]，均不包含0。創業激情在其中的條件中介效應指數是0.077 9，95%置信區間為[0.018 0,0.166 6](不含0)。最終結果表明，高政策感知通過增強政策支持對創業激情的直接正效應，增強政策支持通過創業激情對技術創業成功的間接作用。至此，假設H5得到驗證。

表6 有調節的中介作用路徑分析結果
Tab.6 Analytical results of moderated mediation path

注：M表示均值，SD表示方差，Effect表示中介效應指數，Boot SE表示標準誤，Boot LLCI、Boot ULCI分別是95%置信區間的最低和最高值，下同

表7 有調節的中介作用配對比較結果
Tab.7 Moderated mediation paired comparison results

注：Effect1、Effect2表示不同強度下的中介效用指數，Contrast表示 Effect1與Effect2之間的差值，INDEX表示條件中介效應指數

4 結論與討論

4.1 研究結論與理論貢獻

本文以云南省省級高創園、青年企業家協會、各地商會技術創業企業為研究對象，以框架效用、社會信息加工等理論為支撐，將政策支持作為前置變量，討論政策支持對技術創業成功的影響機制，重點剖析了創業激情在政策支持與技術創業成功之間的中介作用，以及政策感知對政策支持各作用過程的調節作用，構建了一個有調節的中介作用模型。基于此，依據291份技術創業者調查數據對理論模型進行了實證檢驗，研究發現：①政策支持通過直接支持和間接支持提升技術創業成功可能性；②創業激情中介政策支持對技術創業成功的正向作用，即政策支持激活技術創業者創業激情(積極情緒、身份認同)，而被激活的創業激情會提高技術創業成功概率；③政策感知增強政策支持對技術創業成功正向影響的同時，還增強政策支持對創業激情的正向影響，進而調節創業激情在其中的中介作用，并且在不同政策感知水平下，創業激情所發揮的中介作用存在顯著差異，當政策感知較高時，創業激情對政府支持與技術創業成功的中介作用會增強，換句話說，政策感知強化政府支持通過創業激情對技術創業成功的間接影響。

與以往研究相比，本文理論貢獻主要包括3個方面：第一，以往關于政策支持對創業企業經營結果影響的研究多采用顯性指標衡量創業結果[7]，盡管政策支持能夠使得創業企業在客觀指標上有一個相對不錯的數據，但并非所有創業者都對此感受到成就和滿足，本研究以技術創業者為研究對象，考察政策支持與創業成功(既包含顯性指標又囊括創業者情感需求)的作用機理，豐富了政策支持影響創業結果的研究視角，在支持許成磊等[6]、李穎等(2018)結論的同時，也證實了政策支持促進技術創業企業非財務目標的實現。第二，本研究參考Cardon等[13]關于創業個人情緒的研究成果，檢驗創業激情在政策支持與技術創業成功之間的中介作用，揭示了政策支持通過創業激情影響技術創業成功的作用路徑，發現政策支持不僅能夠通過資源支持和創業氛圍優化直接影響技術創業成功，而且能夠通過激發創業者創業激情對技術創業成功產生間接影響。雖然李穎等(2018)也驗證了創業導向在政策支持與創業結果間存在中介作用，但是本研究切入點不同，從創業者個體視角出發，證實了政策支持通過創業者個體創業激情影響其創業決策，對兩者之間中介機制研究進行了擴展。第三，本文引入政策感知概念，突破了以往研究僅將其作為前因變量和中介變量的局限，驗證了其在政策支持與技術創業成功之間、創業激情與技術創業成功之間的調節作用。面對政策支持，由于技術創業者對政策有用性和易用性的不同感知，使得部分創業者無法高效利用政策，難以調動積極創業情緒，而高政策感知的技術創業者能有效避免這種現象的發生。政策感知成為政策支持與技術創業成功、創業激情之間的調節器，當政策感知水平較高時，技術創業者對于政策的使用效率更高，使得創業者擁有更好情緒體驗。因此，本研究對于拓展創業認知理論、摸清創業者思維過程、探索政策支持向實際創業結果轉化內在規律具有一定理論意義。

4.2 管理啟示

(1)政策支持通過直接資源支持和間接創業氛圍支持提升技術創業成功概率，因此，政府在制定技術創業支持政策時，既要重視對技術創業企業的資源支持，也要重視創業氛圍優化。一方面，要優化技術創業資源結構，尤其是初創企業匱乏的資源如資金、創業知識和能力，提供直接和間接支持以及相關培訓；另一方面，可以通過加速構建創客空間以及搭建網絡平臺，為技術創業者合作、交流和學習提供更為便捷的條件，營造有利于技術創業成功的創業氛圍。

(2)創業激情是創業者創業行為的核心內驅力之一，既受到創業者自身內在屬性的影響，也受到環境影響。因此，一方面政府可以通過表彰、獎勵等形式為技術創業者提供正向反饋，激發技術創業者創業積極情緒；另一方面，政府可以樹立典型技術創業成功者榜樣，并通過有效途徑加強宣傳，提高技術創業者對自我創業者身份的認同感。

(3)政策感知增強創業者采納和使用政策傾向、提高政策利用效率，強化政策支持對技術創業成功及創業激情的積極影響。從政府層面來說，制定政策時既要從技術創業者視角考慮，構建對技術創業者切實有用且易于理解和落實的政策，還要通過各種渠道加強政策宣傳，為技術創業者提升創業政策認知水平提供客觀條件。此外，考慮到感知水平受到自身經驗和知識的影響，因而有必要針對如何使用好政策對技術創業者開展培訓教育，提升其政策感知水平。從技術創業者來看，“好風憑借力，助我上青云”，在提升自身硬實力的同時，技術創業者也要主動關注相關支持政策并對政策利用相關條款和規定加以學習，主動提升政策感知水平。

4.3 研究局限與展望

本文對政策支持影響技術創業者創業行為過程及結果相關研究具有一定補充作用，但仍存在一些局限性：首先，問卷樣本來源于云南省技術創業企業，范圍較為局限，未來研究可以擴大樣本收集范圍，以彰顯不同區域政策支持和技術創業企業特性及共性，增強研究結果代表性。其次，政策支持對創業成功的作用具有一定時滯性，而且各變量存在動態變化性比較大的情況，因此，未來研究可以嘗試采用跟蹤調研的方法，針對各個階段進行時序性分析，以此提升研究結論可靠性。最后，創業能否成功與企業資源狀況密不可分，技術創業者因其身份特殊性，創業資源往往表現出局部溢出與整體失衡的矛盾，考慮到資源整合動態調整有利于調和上述矛盾進而提升創業績效，未來研究可以探討技術創業資源整合如何影響企業創業績效，此外，還可以探討企業外部政策支持與企業內部組織慣例更新的交互作用及邊界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