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類紀錄片的影像表達變遷 ——以故宮題材紀錄片為例

文化類紀錄片在我國紀錄片的歷史長河中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擔負著傳播我國優秀傳統文化、增強文化自信以及提高民族認同感等重要使命。作為能夠展示國家形象、推動文化傳播的鮮活名片，文化類紀錄片的發展不斷對創作者提出更高的要求，根據社會環境和受眾心理的不同更新自身的創作理念，創作出優秀的文化類紀錄片，推動傳統文化傳播，增強民族文化認同感。以故宮題材紀錄片為例，故宮作為我國最大的古代文化藝術博物館，我國傳統文化的最高聚集地，集中代表了我國悠久的歷史文明以及深厚的文化底蘊。以故宮作為拍攝題材的紀錄片作品數量多而又制作精良，在我國的文化傳播方面具有很大的影響力，而隨著時代的發展以及受眾心理的變化，故宮題材記錄片在創作上也隨著時間的推移產生了許多變化，無論是視聽語言還是敘述策略上都呈現出了不同的樣態，以達到最佳的傳播效果。

視聽語言從“大氣磅礴”到“平易近人”

視聽語言作為影像利用視聽刺激的合理安排，向受眾傳達信息內容的一種感性語言，包括了畫面、聲音、鏡頭的組接等方面的內容。通過一個個語言符號和畫面符號的結合將整個影視作品敘述成故事，完整的傳達給受眾。故宮系列紀錄片在其影像表達變化中，視聽語言也慢慢的從大氣磅礴感轉變為平易近人，這種變化也對它們的影片風格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從而呈現出了不一樣的表達效果。

畫面造型。紀錄片《故宮》于2005年在中央電視臺播出，《故宮》帶給觀眾的宏大感源自于風格的定位，2005年恰逢故宮博物院建院80周年,故宮博物院和中央電視臺聯合推出了大型電視紀錄片《故宮》來紀念故宮博物院建院80周年。在紀錄片《故宮》中，使用了大量的固定鏡頭以及全景的展現，將故宮建筑群的歷史滄桑感和文化厚重感展現給了觀眾，在第一集《肇建紫禁城》的34分55秒處，影片開始講述明成祖朱棣在北京新建成的宮殿——奉天殿中舉行朝賀儀式的故事，影片從34分55秒到35分45秒，連續使用了幾個固定鏡頭，從宮殿的正面、側面等多個角度來展現宮殿的雄偉，宏大的場景一覽無余，配合上延時攝影技術，天空中的云朵急速的飄過，巨大的太陽在宮殿后緩緩升起，再加上對于宮殿全景的拍攝，故宮的莊重歷史感油然而生。2012年的100集短紀錄片《故宮100》在影片的風格上就與《故宮》產生了較大的差異，與《故宮》帶給觀眾的大氣磅礴不同，《故宮100》已每集6分鐘的方式，共分為100集向觀眾展現故宮文化，其在影調的處理上也與《故宮》有了很大的區別，雖然與《故宮》一樣講述的都是故宮內的歷史時間和歷史人物，但是《故宮100》的影調就要比《故宮》明亮的多，再加上6分鐘的短記錄片時長，從一種更加生活化的角度去向觀眾傳播了故宮文化。而后來的紀錄片《我在故宮修文物》更是對故宮的拍攝開辟了新的路徑，將文物修復的過程以及工匠們的生活作為了拍攝對象，播出后在各大網絡平臺上都獲得了極高的評價。《我在故宮修文物》將運動鏡頭和靜止鏡頭相結合，鏡頭的種類豐富多樣，不斷的更新觀眾的視覺感官體驗，避免產生視覺疲勞感，整體風格顯得輕松活潑。在第二集中織繡組的陳楊和同事們在壽康宮內修復一些屏風，這些屏風長超過三米，上面寫著各種不同形式的壽字，畫面中屏風破損的地方都很直觀的出現在觀眾的面前，特寫鏡頭近距離的掃過屏風上的文字，紀錄片最重要的真實感被呈現的淋漓盡致，通過客觀鏡頭為觀眾展現了整個修復過程，從細微之處展現了故宮的文化底蘊。

聲音元素。《故宮》是向全國乃至世界展現故宮建筑群的雄偉與莊重，整體配樂風格充滿著濃濃的“中國風”與“古典風”，體現著中國特色，這歸功于對于中國傳統音樂的選擇與使用，在片中我們經常會聽到像傳統戲曲、民樂等配樂，這與畫面內容的呈現有著高度的統一，體現了著中國古代的時代特征，歷史的滄桑感體現的淋漓盡致。在《故宮100》中，莊重大氣的配樂還是有較大占比，但是我們也偶爾也會發現時不時的傳來例如鋼琴的現代音樂，這與畫面內容中的現代場景有著很大關系。后來的《我在故宮修文物》中優美的配樂與之前《故宮》以及《故宮100》的莊嚴緩慢相比，《我在故宮修文物》通常在展示文物修復工作時會選擇節奏比較明快的配樂，帶給觀眾輕松愉悅的感覺。《我在故宮修文物》拍攝的是故宮文物的修復工作，所以在拍攝時將工匠們的話記錄下來也使得內容真實感更加強烈，同期聲的使用展現了工匠們修復文物日常的一面，將故宮文化的傳播從之前大氣磅礴的視聽體驗轉為了平易近人的觀感。

敘事文本從“宏觀”到“微觀”

《故宮》拍攝的內容主要為故宮建筑群的設計、故宮的功能、故宮內的國寶以及故宮博物院80年的歷史，故宮歷史悠久，發生在故宮中的那些歷史事件、生活在故宮中的歷史人物都早已隨風飄散，我們只能通過那依然屹立的故宮建筑群看品讀這里曾經發生的故事，所以《故宮》的敘事具有著濃重的歷史滄桑感和文化厚重感，是以一種宏大的敘事角度來進行拍攝和制作，由于《故宮》的創作也包含著對外傳播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任務，所以在制作上盡顯大國風范，講述的多為帝王家的歷史事跡歷史人物，將深刻的意義和宏大的主題通過故宮的歷史講述了出來。2012年的短記錄片《故宮100》已經開始將故宮文化向大眾化的視角開始轉移，《故宮100》每集時長只有6 分鐘，一個個看似獨立的碎片故事，加以整合后則發現是一種串點成線的敘事方式，在內容方面，《故宮100》公開展示了許多故宮不曾對外開放的區域，例如一些皇室的私人空間、宗教活動場所等，為觀眾一層層的解開了紫禁城過去不曾提及的神秘面紗，更加拉近了與觀眾的距離。另外除了建筑群的由來、皇家秘史等一眾故宮系列紀錄片的“常客”，在片中也增加了許多現代游客參觀故宮的鏡頭，時空的穿梭增添了生活化的氣息，豐富了敘事內容。《故宮100》保留了與特定收視人群之間的觀眾黏性，又符合年輕人快節奏等特征的收視習慣，是故宮題材紀錄片的一種全新的突破。而到了2016年的《我在故宮修文物》，這一以文物修復工作為敘述視角的故宮題材紀錄片，視角的創新成為了該紀錄片備受好評的重要原因，觀眾們面對的不再是看似冰冷故宮的建筑、遙遠的故宮歷史，而是一個個形象鮮活的修復師們以及他們手中的那些故宮文物，這些歷史久遠的文物不單單只是歷史留個人類的寶藏，也是歷史文化的載體，以各種各樣的形式呈現給了世人，以修復師作為橋梁，連接了屏幕前的觀眾，使得觀眾可以感受到其中的溫度、在文物的歷史感與修復師的“煙火氣”之間嗅到濃濃的“人情味兒”。

時代背景造就表達差異

故宮題材紀錄片這一路走來的表達變遷，與我們的社會語境變化有著很大關系，上個世紀九十年代的中國，紀錄片曾是電視臺的立臺之本，是品味、實力和創作能力的重要體現。然而在進入新世紀之后，紀錄片慢慢的走下了神壇，在商業資本的驅使之下，廣告收益成了各大電視臺追逐的目標，經濟利益慢慢的成為了考慮的首要因素，一些收視率不高的紀錄片也遭到了播出時間的調整甚至停播。在那個年代，整個電視行業呈現出一種“泛娛樂化”的樣態，各大選秀節目成為觀眾們追捧的對象，綜藝娛樂節目、愛情偶像劇占據了市場主流，文化類紀錄片的生存空間被無限的壓縮，在這樣的社會表象下文化的傳承就值得令人反思，《故宮》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下應運而生，恰逢故宮博物館80周年，一部展現我國優秀歷史文化，大氣磅礴的紀錄片就這樣出現在了觀眾的視線中，在那個娛樂至死的年代投入了一顆文化的重磅炸彈。而到了后來新媒體時代的到來，慢慢的短視頻占據了市場的主流，記錄片也順應著時代的潮流，越來越多的短紀錄片出現在大眾的視野中，迎合年輕人的大眾審美，以短平快的特點占據了傳播的優勢地位。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四個自信”的提出使得文化越來越深入人心，人們也都紛紛意識到了文化強國的重要性，社會的文化氛圍日益濃厚，人們提高了傳統文化的保護意識以及加大了文化傳播的力度，尤其在近些年，例如《朗讀者》、《見字如面》、《如果國寶會說話》等各種優質文化類節目、紀錄片紛紛收到觀眾的好評，足以見得文化在受眾心中已然占據了重要的地位，所以文化的傳播不再像過去一樣需要一種“高大”的姿態，而是以平民化視角、大眾化的視角來進行制作與傳播。 （作者單位：河南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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