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氣短、兒女情長及其背后——項羽《垓下歌》的文學與歷史解讀

漢高祖劉邦五年，即公元前202年，項羽身處垓下（今安徽靈璧東南）之圍，兵少食盡，四面楚歌。他自知大勢已去，于是悲歌慷慨，自為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這就是著名的《垓下歌》及其寫作背景。

在《史記·項羽本紀》里，太史公司馬遷以如椽的巨筆刻畫了項羽豐滿的形象，造就了一位叱咤風云的歷史人物，也塑造了一位文學史上的悲情英雄。尤其是這首《垓下歌》，更成為英雄失路的千古悲歌，令人扼腕，令人嘆惋，更令人深思。本文擬結合相關的歷史記載對這首詩進行文學與歷史的解讀。

“力拔山兮氣蓋世。”首句似破空而來，一個不可一世的英雄形象如在目前，豪氣凌云，唯我獨尊。這句詩是項羽對自我的判斷，雖有夸張的成分，但基本是符合實際的。項羽（公元前232—前202），名籍，字羽。下相(今江蘇宿遷西南)人。世為楚將。他少年時便不好書劍，而欲學“萬人敵”。及長，身長八尺余，“力能扛鼎，才氣過人”。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秦始皇游會稽，渡浙江，項羽與叔父項梁俱觀，項羽曰：“彼可取而代也。”當年他只有23歲。第二年，即秦二世元年（前209），陳勝、吳廣起義反秦，項羽隨項梁起兵于吳中（今蘇州），在具有決定性意義的鉅鹿之戰（秦二世三年，前207）中大破秦軍主力。秦亡后自立為西楚霸王（漢元年，前206），成為實際的霸主，建立了不朽的功業。

可是，這樣一位戰功赫赫的英雄，卻遭遇到重大的失敗，在與劉邦的斗爭中最終被逼上絕路。這一切他不能接受，不能理解，也無法解釋。于是只能歸之于天命：“時不利兮騅不逝。”騅是毛色蒼白混雜的馬。項羽有駿馬名騅，常騎之。“騅不逝”的意思是他的烏騅馬不能奔馳了。但這只是個比喻的說法，實際上指的是他所遭遇到的失敗，也是“時不利”的形象化表達。此時的項羽，其“拔山”之力與“蓋世”之氣已經大打折扣了。司馬遷記其歌罷此詩后“泣數行下”，虞姬《和項王歌》中亦有“大王意氣盡”之句。第一句和第二句形成巨大的反差，悲劇意蘊陡然而生。

第三句承接第二句，用了頂針的手法：“騅不逝兮可奈何。”既然天命如此，又能怎么樣呢？“可奈何”的意思就是無可奈何。面對著眼前的困境，英雄為之氣短。而就在這時，另外一個問題浮現出來了，即作品的最后一句：“虞兮虞兮奈若何。”項羽有美人名虞，常幸從，此時就在他身邊。兵敗之后，一個女人的命運，可想而知。“奈若何”仍是束手無策、不知所措之意。英雄一世的西楚霸王，竟然無力保護自己的女人，他內心的絕望是不能用語言來表達的。而在生死存亡的時刻，他還能心系虞姬的安危，則充分展示了其性格中柔軟的一面，可謂兒女情長。沈德潛云：“‘可奈何’、‘奈若何’，嗚咽纏綿。從古真英雄必非無情者。”

項羽的一生，少年得志，又以敗亡收場，具有悲劇性。而尤為可悲的是，他至死也未能對自己的失敗做出深刻的反思。這首《垓下歌》，將其失敗歸結于命運。在《項羽本紀》中，他也多次說過亡之者在天，非戰之罪。對此，錢鐘書分析說：“馬遷行文，深得累疊之妙，如本篇末寫項羽‘自度不能（原文“能”作“得”）脫’，一則曰：‘此天之亡我，非戰之罪也’，再則曰：‘令諸君知天亡我，非戰之罪也’，三則曰：‘天之亡我，我何渡為!’心已死而意猶未平，認輸而不服氣，故言之不足，再三言之也。”顯然，項羽的思考還僅僅停留在“未平”、“不服氣”的階段上。然而，就旁觀者而言，卻可以通過這首詩，對項羽失敗的原因作出進一步的思考。

“力拔山兮氣蓋世”一句，能夠看出項羽對于個人能力與武力的推崇和重視。先說前者。項羽的個人能力當然是無與倫比的，并且其勇武的氣勢足以攝人心魄。略舉兩例。楚漢兩軍對壘于廣武（漢三年，前204），項羽令壯士挑戰，漢有善騎射者樓煩，楚挑戰三合，樓煩輒射殺之。項羽大怒，乃自被甲持戟挑戰。樓煩欲射之，項羽瞋目叱之，樓煩目不敢視，手不敢發，遂走還入壁，不敢復出。又項羽率部突出垓下之圍，至東城，只有二十八騎。漢騎追者數千人。項羽為證明“此天之亡我，非戰之罪”，為其騎快戰，潰圍、斬將，殺數十百人。赤泉侯楊喜為騎將，追項羽，項羽瞋目叱之，赤泉侯人馬俱驚，辟易數里。

然而個人的力量再強，也難以維持和鞏固他對天下的統治。清人顧嗣立《宿遷西楚霸王故里》詩云：“拔山扛鼎力難支，有勇無謀敗故宜。”韓信評項羽云：“項王喑噁叱咤，千人皆廢，然不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耳。”“有勇無謀”、“匹夫之勇”這樣的評價過于貶低了項羽，他在軍事上還是很富于謀略的，不然也不能成就其霸業。但項羽的確過多地依靠個人，不重視人才，不善于利用人才，這是他最終失敗的一個重要原因。范增是一個深謀遠慮、識見超群的謀士，但是在很多重要的關頭，如鴻門宴和劉邦被困滎陽時，項羽都沒有采納他的建議。后來項羽中了陳平的反間計，疏遠了范增并對他產生猜忌。范增辭歸，未至彭城便因疽發背而死。于此，宋曾鞏《垓下》詩云：“泫然垓下真兒女，不悟當從一范增。”宋陳洎《過項羽廟》詩亦云：“學敵萬人成底事？不思一個范增多。”韓信和陳平，都曾是項羽的部下，因為得不到重用，結果都為劉邦所用，并在劉邦擊敗項羽的戰爭中立下大功。所以，劉邦說：“夫運籌策帷帳之中，決勝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饋餉，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軍，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為我擒也。”揚雄《法言·重黎》云：“或問：‘楚敗垓下，方死，曰：“天也。”諒乎？’曰：‘漢屈群策，群策屈群力。楚憞群策而自屈其力。屈人者克，自屈者負，天曷故焉？’”相比較而言，劉邦看到了人才的價值，他“好謀能聽”，知人善任，又頗有自知之明，取得了最終的勝利。

再說后者。項羽臨終前曾經總結其一生的功業：“吾起兵至今八歲矣，身七十余戰，所當者破，所擊者服，未嘗敗北，遂霸有天下。”可見他解決問題的法寶就是武力征服。最具代表性、也是奠定其霸業的例子是鉅鹿之戰。項羽救趙，引兵渡過黃河后，破釜沉舟，持三日糧，與秦軍九戰，絕其甬道，大破之。此時，楚兵冠諸侯。諸侯軍救鉅鹿下者十余壁，莫敢縱兵。及楚擊秦，諸將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以當十，楚兵呼聲動天，諸侯軍無不人人惴恐。已破秦軍，項羽召見諸侯將，入轅門，無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視。項羽由是始為諸侯上將軍，諸侯皆屬焉。司馬遷總結說：“然羽非有尺寸乘執，起隴畝之中，三年，遂將五諸侯滅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號為‘霸王’，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也充分肯定了項羽的功績。

但是，武力只是建立功業的重要手段之一，對形勢的判斷和利用、人心向背的問題等都是影響成敗的重要因素。項羽過于依賴武力，而不注重采取策略性的措施，這也是其失敗的重要原因。而這方面，劉邦與項羽則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他曾經對項羽說：“吾寧斗智，不能斗力。”因此司馬遷評價說：“及羽背關懷楚，放逐義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難矣。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謂霸王之業，欲以力征經營天下，五年卒亡其國，身死東城，尚不覺寤而不自責，過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豈不謬哉！”

由于項羽出色的個人能力和卓越的軍事天賦，使他產生了極度的自信，這種自信又發展成自負與自大，以致剛愎自用，并且最后也未能對自己的失敗做出深刻的反省，因此他并沒有得出正確的結論。“時不利兮騅不逝”一句，項羽將自己的失敗歸結于命運，歸結于天，甚至在總結失敗原因的時候想到的是他的戰馬而不是他的將士，而烏騅馬實質上也還是他個人的外化而已，充分說明其“奮其私智”的癥結。所以，當處于四面楚歌的境地時，項羽已經不知所措，極度絕望，只能感慨“騅不逝兮可奈何”了。

項羽的失敗，還在于他有太多的牽絆。“虞兮虞兮奈若何”一句，說明他在最后的關頭還關心虞姬的安危，可見他是一個有情有意之人，這是值得肯定的。但單純就事功而言，這種情意顯然會限制他的手腳。我們看一下同樣的情況發生在劉邦身上時，劉邦的反應。漢二年（前205），項羽以騎兵三萬大破漢軍，劉邦與數十騎敗逃，道逢得孝惠、魯元，乃載行。楚騎追劉邦，劉邦急，推墮孝惠、魯元車下，滕公常下收載之。如是者三。對陣廣武時，項羽曾為高俎，置劉邦父太公其上，告劉邦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劉邦曰：“吾與項羽俱北面受命懷王，曰‘約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則幸分我一杯羹。”很明顯，親情對劉邦的束縛力是很微弱的。

當然，導致項羽失敗的因素很多。人性是復雜的，項羽有一些人格缺陷，都或多或少地發生了一些影響。首先，項羽好名。漢元年（前206）十二月，項羽引兵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秦宮室，收其貨寶婦女而東。有人說之曰：“關中阻山河四塞，地肥饒，可都以霸。”項羽見秦宮皆以燒殘破，又心懷思欲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誰知之者！”遂都彭城。不能不說這是一個戰略性的失誤。其次，項羽有婦人之仁，甚至小家子氣。范增曾評價他說：“君王為人不忍。” 韓信曰：“項王見人恭敬慈愛，言語嘔嘔，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印刓敝，忍不能予，此所謂婦人之仁也。”陳平對項羽的這一弱點也看得很清楚，他曾對劉邦說：“項王為人，恭敬愛人，士之廉節好禮者多歸之。至于行功爵邑，重之，士亦以此不附。”高起、王陵也曾向劉邦表達過類似的見解。第三，項羽也比較殘暴。秦二世三年（前207），懷王在決定項羽和劉邦誰西略地入關時，懷王諸老將皆曰：“項羽為人僄悍猾賊。項羽嘗攻襄城，襄城無遺類，皆阬之，諸所過無不殘滅。”項羽拔襄城皆坑之之事在秦二世二年（前208），又前文已述及項羽西屠咸陽事。此外，《項羽本紀》還記其阬秦降卒二十余萬人新安城南（漢元年，前206），以及漢二年（前205）冬，北伐齊大敗田榮后，北燒夷齊城郭室屋，皆阬田榮降卒，系虜其老弱婦女，徇齊至北海，多所殘滅諸事。這都使其大失人心。

其實，《項羽本紀》里有這樣一個細節，即項羽率軍伐彭越，攻外黃，外黃不下，數日后乃降。項羽怒，悉令男子年十五已上詣城東，欲阬之。外黃令舍人兒年十三，往說項羽曰：“彭越強劫外黃，外黃恐，故且降，待大王。大王至，又皆阬之，百姓豈有歸心？從此以東，梁地十余城皆恐，莫肯下矣。”項羽然其言，乃赦外黃當阬者。東至睢陽，聞之皆爭下項羽。這里項羽聽從了一個年僅十三歲的少年的建議，雖然我們很難判斷他是否已經開始對自己的過去進行反思并力圖糾正錯誤，但這是一個積極的信號，可惜的是為時已晚了。

很多人在談到劉項之爭的時候都會忽略一個基本的事實，那就是二人年齡的差距。劉邦生于公元前256年，項羽生于公元前232年，兩人相差二十四歲。項羽烏江自刎時年僅三十一歲，而劉邦已經五十五歲了。劉邦起自底層，為泗水亭長，長期與各色人等交往周旋，經歷復雜，經驗豐富，老謀深算，城府頗深。又不好儒，不受禮義之束縛。而項羽本隨項梁起兵，無奈項梁過早戰死，故以少年獨當重任，又過于自矜，不善審時度勢。因此二人在權謀的較量上高下的差距是很明顯的。

項羽最終失敗了，但他仍是一個頂天立地的英雄。我們看一下他臨終自刎前與烏江亭長的一段對話。烏江亭謂項羽曰：“江東雖小，地方千里，眾數十萬人，亦足王也。愿大王急渡。今獨臣有船，漢軍至，無以渡。”項羽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為！且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縱彼不言，籍獨不愧于心乎？”顯然，項羽寧愿一死，也不想茍活。所以，他選擇了自殺。李清照《烏江》詩云：“至今思項羽，不肯過江東。”她對項羽是持欣賞和認同的態度的。

《垓下歌》這首詩，雖只有四句，但其歷史蘊涵是很深厚的。項羽的功過，也值得我們深思。在藝術上，這篇作品單純、質樸、自然，富于本色美。情感真實、充沛而激烈，有感人的力量。朱熹評云：“（《垓下歌》）其詞慷慨激烈，有千載不平之余憤。”林庚也說它“帶著草莽粗野悲壯的力量”。千百年來，它曾撥動一代又一代讀者的心弦，悲歌慷慨的項羽也成為文學史上不朽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