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姆雷特的自覺及其悲劇性命運

1、痛苦的自覺

    再次回到奧古斯丁對“捕鼠機”的解釋：“主的十字架就是魔鬼的捕鼠機，誘餌就是主的死。”——顯然，主很明白自己的行為是在用自身生命來換取魔鬼的滅亡。這是一個自己知道自己在想什么，在干什么，會怎么樣的“自覺”的過程。哈姆雷特的復仇就蘊含著“自覺”這一重要的元素，他懷有一種“痛苦的自覺”。“不幸的人”，這正是哈姆雷特對自己的清醒認識。帕斯卡爾曾經說：“人的偉大之處，就在于能夠認識到自己的可悲。一棵樹并不覺得自己可悲。”

    自覺的痛苦不因其身份的高貴而消失，相反，卻因為哈姆雷特智力水平的出眾而有了更深的程度。“到了人，這種痛苦也達到了最高的程度；并且一個人的智力愈高，認識愈明確，就愈痛苦。具有天才的人則最痛苦”。哈姆雷特就明顯符合這一論述。他有著出眾的哲學和藝術能力（當然，這個評價更適用于其作者莎士比亞），他想成為“胡桃殼中無限空間的君王”；但是他又必須承擔為父報仇的任務。他自知精神生活和世俗生活之間的矛盾不可調和，故他在對自己性格的評價、對自身行為的看法以及對命運無常的感嘆上，總是體現出其特有的驚人的深度。在這樣的深度背后，我們亦能感受到他內心的痛苦。天才“所缺陷者與人同，而獨能洞見其缺陷之處”。這點也是我們理解哈姆雷特悲劇命運的關鍵之一。

    在整個復仇的過程中，哈姆雷特總是自覺的，至少他努力地做到自覺。他不斷地提醒自己復仇這件事和復仇的對象，反復區分對母親的愛和對她不忠行為的憤怒和仇恨，多番審視自己對奧菲利亞的愛情。哈姆雷特冷靜的自覺似乎給復仇這一暴力舉動消去了很多的罪惡。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罪與罰》里曾對犯罪表達過這樣的看法：“一個人在單純的犯罪過程中應該保持相當的鎮定，但是由于犯罪這件事本身，他們不可能保持冷靜，相反往往會在犯罪的過程中那些最應該冷靜的地方更加嚴重地體現出狂熱和非理智。”如果將陀思妥耶夫斯基對犯罪的這個表述和哈姆雷特的行為進行比較，那么我們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哈姆雷特的行為從終端反應上來看是一個刺死克勞狄斯的殺人過程，其行為的結果是有罪的（復仇本質上即是一個以暴易暴的過程，因此不可能全然符合正義），但是其過程似乎并沒有十分濃厚的犯罪意味。也就是說，超乎常人的自覺一方面給哈姆雷特個人帶來無限的痛苦，但另一方面這些自覺的苦難又為之帶來旁人眼中（或許在他自己眼中也是）對罪惡的救贖和洗清。這里的罪惡不單是他自己的，也是克勞狄斯的，是王后的，甚至是奧菲利亞和雷歐提斯的。縱觀全劇，幾乎所有人都處在一種不自覺的和缺乏反思的懵懂狀態中，只有哈姆雷特一個人始終清醒地認識到自身（小我）的可悲，并進而同情地感受到他人（非我）的不幸與痛苦，乃至對全體人類（大我）產生了悲憫，哈姆雷特身上也因此有了一些神的色彩。

2、最終命運的悲劇性

    “捕鼠機”的目的在于捕捉魔鬼，最后的結果也無非是兩個：抓到了還是沒有抓到。應該說，隨著克勞狄斯的死，魔鬼被抓住并被消滅了。但是《哈姆雷特》的主角是哈姆雷特，我們不應該因為克勞狄斯的死而停止對哈姆雷特的思考。哈姆雷特有兩方面的理想：一方面是世俗上為父報仇的愿望，這個愿望隨著克勞狄斯的死已經實現；另一方面，他想走出囚籠，擺脫噩夢，成為“胡桃殼里無限空間的君王”，而這個夢想因為哈姆雷特自己的死亡破滅了。

    其實，哈姆雷特的理想注定無法實現——他有太多世俗的工作要做。他受制于自己的出身，他的意志不屬于個人。他永遠具有雙重的身份與命運：一方是他的世俗事務，另一方則是他的天性與精神追求。二者雖然有被動接受和主動選擇之分，但它們都是先定的：分別出于綱常倫理的必然命令與欲罷不能的生命程序。黑格爾曾斷言：“在真正悲劇性的事件中，必然有兩個合法的、倫理的力量相互沖突。”那么，哈姆雷特的確是真正的悲劇：他的身上同時出現兩種相互沖突的同樣合法的力量，他自身即構成了悲劇性的反諷，他的命運分裂了。這實際上導致了他被人詬病的“行動力欠缺”。他想把自己徹底關在屬于自己的那個純潔的胡桃殼里，躲避“命運的暴虐的毒箭”，“人世的鞭撻和譏嘲”，“壓迫者的凌辱”，“傲慢者的冷眼”，“被輕蔑的愛情的慘痛”，“法律的遷延”[1]。最后，肉體的消亡標志著這一理想追求的失敗[2]，可以說，這是作者對哈姆雷特的一種殘酷，亦是一種寬容。

    哈姆雷特因自覺而懷疑，而動搖，這固然打破了信仰的結，卻也失去了存在的解。他的命運成了一道無解的難題[2, 7]。他哀嘆著自己的不幸，但是卻無路可逃。于是他絕望、清醒地等待著那個必然的結局——死亡——的到來；在此之前，他唯有忍受。這就是哈姆雷特的悲劇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