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媒介空間集群與城市文化傳播研究

媒介與文化的協同關系運轉直接關乎著城市形象的發展動力機制，對于升級城市內涵、帶動城市空間布局和促進城市產業發展具有重要的推動作用。一個城市或城市群的形象塑造與文化傳播，離不開區域內媒介集群的挖掘、整合與宣傳，在媒介的本質屬性當中，作為連接傳受雙方的一種中介和通路，城市的外在形象主要通過新舊媒介鏈條來表達媒、城、人之間的互動關系。在城市散點群落內，新媒體與傳統媒體是一種空間耗散式集群，而在整個區域內，卻是一種集聚式的媒介空間，在媒介空間集聚模式下，城市間相互融合所內生的文化動力機制，為城市形象宣傳和文化軟實力的提升都提供了一種穩定的媒介傳播空間和協同發展平臺。

一、京津冀城市群媒介空間發展概況

京津冀城市群，是中國的政治、文化中心，也是中國北方經濟的重要核心區，整體目標定位為打造以首都為核心的世界級城市群、區域整體協同發展改革引領區、全國創新驅動經濟增長新引擎、生態修復環境改善示范區。在京津冀區域，包括傳統媒體與新媒體在內的媒體數量達到約3500余家，其中，報紙和雜志等平面媒體約1000余家，廣播電視臺約400余家，互聯網企業約1600余家，傳媒公司約500余家。按地理分布來說，北京市媒體數量最多，約2400家媒體，河北省次之，約780家媒體，天津市相對最少，約360家媒體。因為北京是首都，所以北京市“國字號”的媒介數量最多，且大多集中于五環以內。現階段，各個媒體形態之間加速融合，新媒體快速迭代發展，新老媒體之間以及新媒體之間的競爭越來越激烈，造成媒介群落的空間版圖正在逐漸擴大，諸如京津冀城市群中的一些三線城市，自媒體的數量也在不斷攀升，媒介空間的釋放所帶來的城際間文化交流也越來越頻繁，也為京津冀全方位協同發展提供了暢通的傳播渠道和傳播空間。

在京津冀城市群中，北京和天津兩個直轄市的媒體格局最為龐大，河北省各地級市的媒體空間相對分散，以省會石家莊的媒體數量最多。大眾媒介及自媒體分布是分散還是集中，對于城市影響力的擴散和城市文化的宣傳都是大有影響的，且呈正向聚合態勢，并逐漸耗散。媒介發展與城市形象的關系，除了在穩定的傳播空間能夠得以表征外，還可以在諸多媒介品牌混雜的城市文化脈絡中得以傳承。京津冀地域文化的同根同源，造就了這一地區的媒介文化空間發展也是彼此滲透、相互影響的。

二、媒介空間集群與城市形象塑造之間的齒輪效應

在京津冀地區，流行著京派文化、津派文化和燕趙文化等地域文化，在古代，這一地區統稱為直隸，因此，該區域文化特點相近、一脈相承。在京津冀協同發展的大背景下，三地媒介聯動日益加深，媒介傳播空間所覆蓋的區域逐步擴大，城市文化傳播的時代價值被賦予了媒介輿論宣傳的特性，所以媒介與城市之間相互影響的齒輪效應逐漸被發掘出來，促進城市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動力系統也被激活，共同推動城市形象與文化水平的提升。

（一）大齒輪——媒介空間的外部集群效應

媒介具有空間屬性，媒介空間的拓寬以及媒體環境的升級，會對媒介自身的長遠發展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作為平臺型的媒介空間，發揮著驅動社會環境改善的作用。京津冀地區的媒介構成，就像該地區的地理位置一樣，外圍比較分散，中間比較集中，呈環抱式分布。媒介空間的匯聚使這一地區的信息承載力逐漸擴大，城市空間體驗與媒介社會實踐之間錯綜復雜的構造關系，是一種城市中人與人、人與物的關聯問題。通過相互關聯，信息得以傳遞，從而建立了傳播與城市之間的相互平衡與多元融合，反過來也反哺了媒介空間的多層次、多維度集群傳播。

在京津冀城市群內，地理化分布的媒介成為嵌入和支配當代城市公共空間的新的傳播場域，通過信息交織的網絡內媒體間的內容與技術合作，來進行京津冀各城實間營銷與宣傳的意見表達和反饋。媒介即城市，作為媒介的城市，任何時間、任何地點，都創造著媒介空間，對空間定位的集群效應來說，媒介的消弭距離優勢將城市本土的文化挖掘出來并宣傳出去，并依靠互聯網連接在一起，從而驅動城市形象傳播的范圍進一步拓展，這就是齒輪效應。因此，媒介作為城市形象與文化傳播的外力，更像是一種大齒輪，兼容并包并驅動著城市社會經濟穩定發展。

其實，北京、天津與河北之間的媒體融合程度還不是特別深，急需加強城市媒體間的溝通，“可溝通城市”的概念來自美國傳播學者倡導的Communicative city，加里·甘蓬特和蘇珊·德魯克把“可溝通城市”的特征概括為三方面：（1）城市居民的日常傳播活動及其溝通模式應該提供交往空間或者機會，讓市民進行各種社會交往活動；（2）城市的基礎設施應該鼓勵城市中順暢的傳播；（3）城市應當創造鼓勵自由政治表達和公民參與的環境。對于城市的發展，媒體空間的有效整合與外部驅動恰巧形成了同構關系，在城市與傳播的現代性框架中，媒介化的建筑與空間建構了新的消費環境，這種人與人、人與物之間新的空間的拓展，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賴于媒介空間的關聯分布這個大齒輪的。

（二）小齒輪——城市形象與文化的內部傳播動力

在城市發展進程中，大眾傳媒構成的傳播網絡建造了一個虛擬的城市，城市形象與文化的信息傳遞全方位地實現了傳播的意義，這種內部傳播動力的生成是依靠城市本身的整體創造，以及現代化都市的人與信息交融。京津冀現代城市空間的傳播、勾連和彼此交融，賦予了每個城市形象展示與文化交流的公共平臺，并在網絡虛擬框架內進行復制與重構。

城市自身的驅動發展，是城市的物質實體與媒介的虛擬再現所互動形成的小齒輪，作為構筑城市的基本因素，城市文化的積淀和形象的塑造提供了經典意義上的公共領域擴張，不同城市間文化的溝通可以驅動城市融合式發展。因此，京津冀區域不同城市間的空間動態連接，由于具有了地緣相近的文化傳播與交流，才使得這一地區城市化進程中的歷史脈絡、地域脈絡與現實狀況找到了文化邏輯的契合和統一。

城市形象、城市文化、城市品牌等一系列促進城市軟實力發展的要素，在傳播進程中，不斷建構起一定的集聚效應，對京津冀城市群的空間布局與輻射效應超越了信息傳播的功能，在城市互動與新消費空間的鏈接中發揮著驅動城市內涵挖掘與外延拓展的重要作用。在城市發展齒輪的驅動下，城市品牌效應不斷被放大，構建了一種全域文化發展概念，即在一個文化背景相近的區域，城市融合發展的“全托邦”理念無處不在，這也非常適合京津冀城市間協同發展的決策和精神。京津冀城市間的文化流動越來越傾向于錯位與融合，利用地理媒介的網格化效應搭建城市空間發展的基礎設施和虛擬網絡，從而為整個區域的文化聚集創造公共領域擴張的可能性。

三、京津冀媒介與城市文化融合發展的意義

著名傳播學者斯科特·麥奎爾創造了“媒體城市”一詞，他認為，現代社會生活的空間體驗經由建筑結構與都市領地、社會實踐和媒體反饋之間的錯綜復雜的相互構造而崛起，城市中人與人、人與物的關聯問題在媒體技術的作用下漸漸消弭距離，不斷融合。長期以來，媒介被看作克服時空現實的技術，對于城市形象的塑造，媒體的功勞最大。那么，媒介在促進區域城市文化融合發展的過程中，究竟是如何發揮作用，闡釋意義的呢？

（一）媒介化的城市文本效應

作為城市文化宣傳中的文本，大多來自于城市內涵的凝練，現實與虛擬的城市文本也是媒介所制作的對象。在城市傳播中，媒介獨有的話語體系建構了城市的整體形象，無論是傳統媒體還是新媒體，在提煉城市文化的過程中，都創造了有關于本區域城市的新的消費空間，也形塑了這一地區城市品牌的趨同性與純正感。

對于京津冀地區來說，作為文本的城市實體與媒介虛擬的呈現之間的關系是一種城市與傳播的互動關系，由于該地區的地緣優勢非常突出，所以各個城市間的文本互動關系非常強，并以現代性的交流本質為基準點，來實現靜態文本與動態互動之間的偏向。在探索地緣相近的京津冀各城市間的建筑、街道和公共空間等過程中，媒介的連接與互動將城市間的文本信息交流轉化為提煉價值的文化過程，也建構了一種城市與傳播動態關系的消費社會圖景，形塑了城市文本品牌效應。

（二）地理媒介與媒體城市的傳播效應

在媒介與城市的關聯空間中，城市的形象塑造與傳播在很大程度上是依托于媒體技術的，并在不同的地理區域內進行公共空間的流動與重構。在京津冀協同發展的大背景下，各城市間的空間重疊性在不斷增強，并呈現出錯綜復雜的關聯軌跡，例如，雄安新區、京冀曹妃甸協同發展示范區和津冀蘆漢協同發展示范區的開發建設，在一定程度上都是京津冀城市空間的拓展，城市與媒體的融合，造就了媒體平臺與城市領域的交叉重疊，為社會空間提供了一種重構式的分析方法。

城市與媒體所建構的社會關系，所連接的將不是兩個點，而是紛繁復雜的傳播網絡，通過媒體中樞與圖像、視聽技術，將城市形象與文化的傳播效果通過媒介釋放和塑形，建立起現代城市主義的宣傳空間。通過建構京津冀三地間異質的空間連接，將城市傳播的主體性凌駕于媒體空間的集群效應上，使地理與媒介相互產生“矛盾游移”的關聯效應。這種矛盾游移主要體現在京津冀區域一二線城市與三四線城市品牌效應傳播的不對稱性與不確定性，因此，建構媒體城市的融通邏輯就成為這一區域媒體城市崛起的當務之急。而建立媒體城市公共空間的意義就在于逐漸消弭城市之間矛盾游移的傳播差異，使京津冀一體化步伐進一步加快，從而聚合媒介空間集群，促進城市形象與品牌傳播加強流動性、開放性與互動性。

本文來源：《視聽》：http://www.007hgw.com/w/xf/950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