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至兩漢宴饗音樂流變考

宴饗音樂的形態在先秦時期主要反映了當時的宗法體制，又有著一定的政治倫理因素的隱喻，體現“禮”政治教化的意義。隨著時代變遷宴饗音樂發生了由“神化”到“人化”再到“俗化”的轉變過程。在漢代宴饗用樂向更加專業化、獨立化方向發展，宴饗樂舞與先秦時期相比從表演形式、樂人技藝、音樂結構各方面都有很大的發展，宴饗音樂不僅具備政治功能而且其平民化和娛樂化的色彩也更加濃厚。

一、先秦宴饗音樂形態發展流變

（一）先秦宴饗音樂的發展演變

關于宴饗的歷史演變來看，最早的文獻記載于《史記·五帝本紀》，早期宴饗一般作為“朝拜”或“祭祀”之意。在堯舜時期，根據《尚書·舜典》記載：“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遂服。”。文獻記載了舜舉行了盛大的宴饗活動，這時的宴饗活動具有了禮樂文化屬性。到了夏代，文獻中說啟即位時在鈞臺和璿臺宴饗諸侯，此時宴饗活動更加頻繁，說明在夏待在宴饗禮儀有了進一步的發展。

殷商和西周時期，在出土文物中，曾在商代后期的王陵墓葬中，出土有隨葬的禮樂器以及陪葬的樂人等，如在湖南寧鄉出土的象紋銅鐃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說明在殷商時代宴饗禮樂得到進一步的發展，禮樂的樂器規制更加完善，此時的宴饗禮樂中鐃作為其中的一種樂器形態。周初的制度更多沿襲了殷商的禮制，關于宴饗活動的記載：“（周武王）十二年辛卯夏四月，王歸于豐，饗于太廟，命監殷，遂狩于管，作《大武》樂。”之后，歷經周代幾代君王的努力，直到周公“制禮作樂”，使宴饗禮樂的制度最終被確立。在西周關于文獻記載的宴饗活動更加頻繁，尤其從周穆王時期開始這一現象更加明顯，這時的宴饗禮樂嚴格準守周代禮樂體制。

到了春秋、戰國時期，隨著“禮崩樂壞”的出現，這一時期的宴饗禮樂，表現僭越現象時有發生、饗禮和燕禮逐步合二為一以及宴饗禮樂逐漸民間化，宴饗禮樂不在是王族上層的專利。《左傳》記載了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的描述。這一時期，隨著對“禮”的淡化，宴饗禮樂的政治教化功能的逐步瓦解而其娛樂功能提升，正如宮文華所說：“宴饗禮樂日益進入普通百姓的生活當中，實現了從“娛神”向“娛人”的轉變”。出土文物反映了這一歷史演變趨勢。如山西長治分水嶺戰國墓群出土樂器25件，紹興306號戰國墓出土了樂舞俑等，這充分說明了該時期宴饗禮樂功能的轉變，也說明了宴饗音樂的已經由王室貴族向民間演化過程。

（二）先秦宴饗用樂的形態及其功能

先秦宴饗用樂的形態跟隨禮樂的發展演變，在不同的時期不同場合也具有不同的特征和功能。

在《儀禮·燕禮》中記載出燕禮所用樂器以瑟、笙為主，所奏曲目《鹿鳴》、《四牡》、《南陔》、《白華》等也有《周南·關雎》、《葛覃》、《卷耳》等各地民歌。燕禮所用用樂形式正式為了突出政治功用和訴求，通過禮樂的名稱、內容和音律與器樂等在外在形式和規格的要求，彰顯禮樂的規范性和等級性，從而達到統治者的政治倫理意圖。在《儀禮·鄉飲酒禮》中記載了用樂的流程和基本形態。先工歌部分，演奏的樂器是瑟；其后是吹笙者入場，位于磬的南邊，說明有磬的伴奏，吹笙者與堂上鼓瑟兩者交替進行；最后歌樂和器樂進行合奏。說明在西周雅樂中，歌樂合奏已普遍存在和流行。

西周至春秋時期的燕禮、鄉射禮和鄉飲酒禮中都有音樂的伴奏。在宴饗禮樂活動中樂器、樂人的規制和音樂的曲目的選擇以及演奏的流程等都有嚴格的規定。宴饗音樂的形態既體現了當時的宗法體制，又有著一定的政治倫理因素的隱喻，具有一定的政治教化的意義。

二、兩漢宴饗音樂形態流變

（一）兩漢宴饗音樂的發展演變

漢代宴饗禮樂制度繼承了先秦的禮樂體制，并在此基礎上進一步發展，呈現出新的發展趨勢。漢代宴饗禮樂由初期的更顯禮儀性向后期娛樂性方向轉變，漢廷專門設“樂府”成為掌管樂舞的機構。在桓譚《新論·離事》載：“昔余在孝成帝時為樂府令，凡所典領倡優伎樂，蓋有千人之多也。”西漢成立了一個規模龐大的音樂機構--“樂府”，在東漢時期設有“黃門鼓吹署”。漢代專門官方音樂機構的設立，使宮廷用樂向更加專業化、獨立化方向發展，宴饗樂舞與先秦時期相比從表演形式、樂人技藝、音樂結構各方面都有很大的發展。

《漢書·藝文志》記載：“《安世樂》鼓員二十人，十九人可罷。沛吹鼓員十二人，族歌鼓員二十七人，…齊謳員六人，竽、瑟、鐘、磬員五人，皆鄭聲，可罷。”武帝時期，樂府的規模和職能因此得到極大拓展，樂府不僅掌管祭祀和宮廷宴饗禮樂，還負責采集和整理各地的娛樂音樂，李延年曾對南北民間音樂以及西域少數民族的民歌進行整理并將其引入宮廷樂中，使漢代宮廷音樂形成了與先秦相對枯燥宮廷音樂截然不同的風格，這種多元化的音樂形式的改進和豐富對后世音樂形態產生了深遠影響。《漢書·東方朔傳》記載了武帝時樂人擊中鼓奏樂，舞女舞蹈的大型宴飲場面，類似的描述在《漢書·禮樂志》也常見，豪門貴族以擁有鄭聲、名倡豪富的象征以至于出現大量豪門貴族，過渡奢淫享樂，出現相互爭女樂的現象。從以上文獻中看出漢代宮廷宴饗音樂中音樂形態發生了重要變化，樂員、鼓員規模之大。在宴饗音樂形態中從用樂規模、合樂形制和樂器的種類等都發生了重要的變化。《漢書·元后傳》載“后庭姬妾，各數十人，僮奴以千百數，羅鐘磬，舞鄭女，作人，倡優，狗馬馳逐。”《漢書·成帝紀》中更記載到公卿、列侯、親屬、近臣“多畜奴婢，被服綺縠，設鐘鼓，備女樂……吏民慕效，漸以成俗”。從以上所描繪的貴族飲宴作樂的狀況看出，在漢朝宴饗音樂中有鐘鼓管弦，歌舞相伴，宴饗禮樂的娛樂閑享功能進一步擴大。

根據《鹽鐵論·散不足篇》記載: “今富者，鐘鼓五樂，歌兒數曹; 中者鳴竽調瑟，鄭舞趙謳……今俗，因人之喪以求酒肉，幸與小坐，而責辦歌舞俳優，連笑伎戲。”可以看出宴饗樂舞已經不是皇家貴族的享樂行為，已經逐步民間化，民間富有家中蓄養歌舞伎人，提供敲鐘擊鼓歌舞享樂現象已經普遍存在。正如王旭曉所述：鐘鳴鼎食、以樂侑食成為漢代貴族的飲食風尚。宴飲歌舞在漢代流行起來正逐步演化為為一種民間風俗，也充分反映了漢代的人的精神審美需求。

（二）兩漢宴饗音樂的形態與功能

漢代宴饗樂舞種類相比較先秦時期更加豐富，宮廷雅樂在先秦禮樂規制的基礎上進一步發展，既保持這宴饗禮樂的政治功能，同時俗樂興起，宴饗音樂的娛樂化功能進一步發揮。

根據蔡邕所言：“三曰《黃門鼓吹樂》，天子所以宴樂群臣，《詩》所謂‘坎坎鼓我，蹲蹲儛我’者也。其短簫鐃歌，軍樂也。”在漢代黃門鼓吹作為皇室樂隊其中一個重要功能就是宴樂群臣。 宴飲用樂分為先秦雅樂和雜舞曲。宴饗雅樂也是繼承先秦用樂規制，包括升歌、吹笙、間歌、合樂與先秦一致，選用曲目也是《詩經·伐木》《詩經·鹿鳴》等。《后漢書·顯宗孝明帝紀第二》記載：“閏月甲午，南巡狩，幸南陽，祠章陵。日北至，又祠舊宅。禮畢，召校官弟子作雅樂，奏《鹿鳴》，帝自御塤篪和之，以娛嘉賓。還，幸南頓，勞饗三老、官屬。”說明在漢代宮廷宴饗禮樂繼承了符合封建禮制的先秦雅樂的基本形態。

雜舞曲根據《樂府詩集·卷第五十三》記載：“蓋自周有縵樂散樂，秦漢因之增廣，宴會所奏，率非雅舞。漢、魏已后，并以鞞、鐸、巾、拂四舞，用之宴饗。”雜舞曲中的一些曲目為時下為封建統治者進行歌頌，同時天子、王室也存在“宴私之樂”，這是天子與其后宮進行歡宴、家宴時演奏的樂舞。張衡《西京賦》：“然后歷掖庭，適歡館，捐衰色，從嬿婉。…秘舞更奏，妙材騁伎，妖蠱艷夫夏姬，美聲暢于虞氏。…嚼清商而卻轉，增嬋娟以此豸。”描述了天子在“歡館”宴私時的情景，說明私宴中樂舞現象在當時普遍存在。

三、結語

在漢代，多種類型的宴饗音樂的演變過程伴隨當時經濟社會的發展歷程。漢初宴饗禮樂形態較為簡單，強調禮的作用，更重于政治功能。西漢中期，由于對周邊少數民族的樂舞的交流互動并引入到宮廷宴饗禮樂中，這一時期宴饗音樂特征具備了更多的娛樂功能和文化功能。隨著士族崛起，宴饗奢靡之風的發展，宴饗音樂日漸走向豪奢，其平民化和娛樂化的色彩也更加濃厚，宴饗音樂也逐漸強調在輕松愉悅的環境制造和個人的一種精神享受。宴饗音樂的發展演變進一步表明漢代的審美意象以及人對自身全面感官享受審美追求達到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

參考文獻：

[1][清]阮元.十三經注疏[M].北京:中華書局,2009.

[2][漢]班固.漢書藝文志[M].北京:中華書局,1962.

[3]宮文華.宴饗禮樂與古代戲劇[M].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2020.

[4]王旭曉.漢代宴饗之風與漢人審美追求[J].河南教育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3(2):48-53.

[5]鄭茜方.漢代官方宴饗研究[D].西安:西北大學,2019.

[6]鄭明璋.漢代文化視角下的漢賦研究[D].濟南:山東大學,2006.

[7]季偉,沈利兵.漢武帝擴建樂府對兩漢樂舞的影響[J].南都學壇,2012(3):16-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