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應與再造：美術教育價值取向的歷史演進問題

美術教育是以美術技藝為主要教學內容的教育實踐活動，根據教育目的的不同可以劃分為教育取向的美術教育和藝術取向的美術教育[1]。其中，教育取向的美術教育指通過教育方式來有目的培養個體的審美觀、創造力、意志力等基本素質，并提供心理疏導和藝術療愈的功能。[2]美術教育自晚清時期就已經系統性地出現在學校的教學內容中，并在1929年實施的小學暫行課程標準中明確了美術教育是傳授“圖畫、形象藝術”的科目，工用藝術和勞作科目等內容另行設置，但在美術教育的發展演化中，美術的概念已經不再局限于某種美術技藝和技巧，其包含的范圍和含義更加豐富，更能傳遞出美學理念與人文情懷。對于更高遠美學理念的追求會隨著時代變革而發生，從而影響到美術教育的價值取向，價值取向指的是個體根據價值觀對價值選擇進行的定位和定向，美術教育的價值取向指的是對美術實踐活動的肯定與選擇。美術教育價值取向既是對技藝應用程度的偏好，也是對美術教育背后所傳達社會價值的強調，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時代特征與社會需求。

一、中國古代對美術技藝傳承的價值取向：共性與統一化

先秦時期，圖像所展示的形制、色彩和紋樣都與尊卑秩序有著緊密的關聯，因而當時的美術價值取向是以展現秩序、培養共性為目的的。如《論語·鄉黨》中提及“君子不以紺緅飾，紅紫不以為褻服”，規定了士大夫階層應當避諱的服飾顏色。春秋時期的《考工記》記載了“畫績之事，雜五色：東方謂之青，南方謂之赤，西方謂之白，北方謂之黑。天謂之玄，地謂之黃。”[3]提出中國傳統色彩中的色彩觀，規定了東方的代表色是青色、南方是赤色、西方是白色，北方是黑色，而天地分別以玄黃為代表。這種將色彩賦予社會意義是早期美術發展過程中必不可少的過程，把美術符號與特殊的意義相聯系，從而構建起美術教育中的共性培養。漢代，雖畫院體制尚未出現，但仍可在《漢書》、《后漢書》等相關史籍中發現端倪，其中《后漢書》便出現有“黃門畫者”或“尚方畫工”奉詔令圖畫圣賢、忠臣、烈士、孝子于宮室堂廟的記載，可見，這時期對共性培養的美術教育價值取向一定是占據了主導的地位。時至唐宋時期，以教化與培養共享的價值取向更為明顯。在技藝傳承方面，《古畫品錄》中記錄“志守師法”“事事宗票”[4]，表明美術技藝出現了師徒傳授的方式，根據技法、風格等標準劃分不同的派別，代表不同社會身份和社會關系的教化與傳承。

兩宋時期，鄧椿在《畫繼》中描述“所作多泥繩墨，未脫卑凡，殊乖圣王教育之意也”[5]。可以看出，當時美術是作為一種服務于統治階級的工具，承擔著教化與傳承的功能，上位者通過對美術內涵的規定和要求，使得畫師們在完成美術作品的同時完成了對規則的服從，以及將這種服從借助作品傳播給其他階層的群體。明清時期，通過崇古分宗的方式來構建美術領域的標準與規范，從而樹立起美術教育中的權威與共性。龍在其在《畫說》中提及“畫之南北二宗，亦唐時分也”[6]，表明當時對于確立正宗的時代需求。但是這種崇古風氣本身并不是真正地為了追溯美術發展起源，而是為了確立起美術教育的共性，使畫師們在這種共性之下能夠形成一定的慣習。這種對于共性的培養就是將美術視為教化的工具，讓美術來完成教化民眾、傳承規訓的一種手段。

中國古代封建時期，美術教育的價值取向更多的是為了進行教化和傳承，從而培養出一種共性和慣習，使美術教育成為統一思想的一種工具。所推行美術教育時也更多地強調傳習師門風格技藝、服從上層需求，較少強調個性與創新。可以說，保守與統一是當時美術教育價值取向的關鍵詞。

二、中國近代對美術教育推廣的價值取向：純粹與個性化

 近代中國開始關注、引進和學習西方教育體系，逐漸形成以高等院校為主體進行知識與技藝的傳遞。受西方文化與觀念的沖擊，傳統與追求共性的美育觀念開始發生變化，更多地追求個性與純粹的美感。

《蔡元培美學文選》（圖1）曾提及蔡元培先生對于美術教育發展的觀念，認為美術教育的目的在于陶冶性情，即美育是“超秩乎政治者”[7]。可見當時的美術教育更傾向于美感教育，是超越功利和一切利害關系的存在，正如蔡元培先生所說的“圖畫，美育也。而其內容的包含各種主義：如實物畫之于實利主義，歷史畫之于德育是也。其至美麗至尊嚴之對象，則可以得世界觀”。可以說，蔡元培所推崇的美術教育是一種充分尊重多元化個性的價值導向，能夠容許各種類型主義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使得當時的美術教育理念更具包容性。魯迅在《擬播布美術意見書》中提出美術教育能夠發揚真善美，是梳理道德觀的重要輔助。他提到“顧實則美術誠諦，固在發揚真美、以誤人情”“美術可以輔冀道德”等內容[8]，均表現出他心中的美術教育價值取向是對于美的純粹感受，并將美術教育視為一種能夠修正個體思想的渠道。

這樣的價值導向下，近代美術教育領域普遍存在“革故鼎新”的共識，旨在突破封建時期服務于統治和共性的美術教育理念。而需注意，突破并不代表清除或廢止，在美術教育價值取向的建構問題上我們不應該拋開“教化”談“表現”也不可放棄某種“個性的發揚”而只一味地去強調一種“共性的培養”。“表現與個性的發揚”從字面上理解，應該是在人類美術教育價值取向中與某種有關與共性培養相對應的價值取向。具體到對美術教育價值的選擇與評判，以及對人們美術教育實踐活動的“表現與個性發揚”指導，將看到一定歷史情境中有關美術教育價值取向的“共性”與“個性”之間其實又存在著達成某種和諧，形成一種平衡狀態。

徐悲鴻吸取西畫寫實主義繪畫風格，在中國美術和美術教育領域內提倡關注現實、反映生活，創造純粹的藝術作品，表達當下生活。民國時期的美術大師林風眠在《東西藝術之前途》中提到，“藝術為人類情緒的沖動以一種相當的形式表現在外面由此可見藝術實系人類情緒得到調和或舒暢的一種方法。藝術根本是感情的產物，人類如果沒有感情，自也用不到什么藝術；換言之，藝術如果對于感情不發生任何力量，此種藝術已不成為藝術。依照藝術家的說法，一切社會問題，應該都是感情的問題”[9]。體現了當時對于美術教育的非功利性和純粹性的考慮，也將美術教育與個體情感相聯系，強調了個性在美術教育中的重要性。民國時期的文人們普遍認為，個體能夠在美術教育中提煉出代表美好、高道德水準的個性化特質，因而當時的美術教育的價值取向是超越功利目的的“美”，體現個性的表現形式。以蔡元培、林風眠等為代表，這種對美術教育的理解納入課程并形成了當時追求純粹美育的教育理念。因此，中國近代對于美術教育轉變了古代中國傳統美術教育對教化與傳承的追求，更強調自由、創新，期望能夠將美術與至純至善等出世概念相連接，同時又重視個體對美術創造的獨特作用，體現了純粹與個性并存的價值取向。

三、新中國成立至今確立社會主義指導的美術教育價值取向：人性與普適化

經過了近代中國教育體系的探索，新中國成立以后的中國美術教育已經具備了一定的知識儲備和管理基礎，結合了社會主義理念呈現出更加普適化和人性化的美術教育價值取向。

誠如上述，近代時期美術教育的價值取向是出世的、超越功利的，但是這種教育理念具有一定的門檻，有“陽春白雪”之嫌，需要擁有一定的知識和閱歷的人才能夠掌握或者欣賞。但是，新中國成立以后，廣大人民群眾得到解放，人民對于文化知識的渴望、需要空前高漲包括美術在內的文化變成不僅是知識分子欣賞的東西，更要滿足人民群眾的精神需求，即為人民的藝術。《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圖2）中提出的指導性建議，“現在是‘陽春白雪’和‘下里巴人’統一的問題是提高和普及統一的問題”“我們的文學藝術學校、文學藝術刊物、文學藝術團體和一切文學藝術活動就應該依照這個方針去做”“文學藝術都是為人民大眾的，首先是為工農兵的，為工農兵而創作，為工農兵所利用的。”[10]指明了新中國美術教育的發展方向與價值取向，與人民群眾始終保持緊密聯系和文藝為人民群眾服務的本質思想，扎根人民、扎根生活，表現人民、表現人民的生活，即美術教育應當構建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美術教育體系，形成一種普及化的、尊重人民群眾訴求的美術教育氛圍。

這種對美術教育普適化的追求使得當時各種各樣的“美術創作班”“美術培訓班” “冬學”“夜校”“炕頭學習小組”“地窖學習班”等在鄉村和工廠大量出現（圖3），也有許多在過去沒有機會受到藝術培訓的工農兵有機會撿起畫筆，接受美術教育，使中國美術教育在新中國成立初期得到了迅速的發展并奠定了厚實的群眾基礎。盡管當時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指導思想在政治變動的影響下，出現了絕對化、程序化的極端趨勢，短時間內出現了偏航。但是，這一問題很快在后續的發展歷程中得到了修正。在社會主義指導下的東方美術教育理念與改革開放帶來的西方美術教育理念的交互與碰撞下，現代中國美術教育既具有社會主義所奉行的以人民為中心的普適化與集體主義理念，又包含西方自由主義所推崇的個性與創新。

近年來，隨著我國傳統文化的不斷復興、中國美術教育水平的不斷提高，中國美術教育已經形成了當前以人民需求為核心的、以美術教育為立德樹人重要環節的美術教育價值導向，能夠充分兼容集體與個性、實現共性與創新的融合。

正如2018年習近平總書記在給中央美術學院老教授的回信中提出：“做好美育工作，要堅持立德樹人，扎根時代生活，遵循美育特點，弘揚中華美育精神，讓祖國青年一代身心都健康成長。”“以美育人、以美化人、以美培元”，把美育貫穿于整個教育教學過程，可以看出，當前的美術教育理念就是要在傳統中進行創新迭代、在教育中實現修身養性、在美術里增強文化自信，是一種更加凸顯人性與普適化的美術教育思路。因此，當前的美術教育價值取向應當是共性與個性的兼容、傳承與創新的融合，是一種辯證的中國式美術教育理念。

美術教育作為現代教育的重要學科，不僅為美術事業的開展提供人才，而且為社會培養品德高尚的人，以培養人為主要目的，因而具備普惠性。一方面，對美術技能的訓練和美術創作重要思想的傳承，使中國的美術事業得以繼承、開展；另一方面，根據蔡元培的美育思想，將美術作為一種重要的認識世界的形式，通過美術教育的熏陶，使學生形成正確的人生觀、價值觀。 

通過對上述中國美術教育價值取向的梳理，可以看出中國美術教育理念是具有社會性的，會隨著時代需求而發生相應的變化。在中國古代封建地主的統治占據絕對的話語權，美術教育也被冠以服從、傳承、教化等內容；在中國近代中西方文化碰撞、社會動蕩的時期，美術教育也被視為純粹的、有別于殘酷現實的個性化產物，代表了當時知識分子對于美好社會的追求與憧憬；在新中國成立以后，社會主義社會下對于集體利益和個體利益相統一的追求，使得中國現代美術教育展現出一種共性和個性的兼容狀態，期望能夠實現“在傳承中創新、在創新中傳承”的融合發展。因此，經過幾千年的美術教育價值取向的轉向，當前中國美術教育價值取向是普適化與多樣化并存的，呈現出更加復雜的發展趨勢。

本文來源：《新美域》http://www.007hgw.com/w/qk/2946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