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生就業，理性認同是關鍵

近年來，大學生就業難已經不是一個新鮮話題，據相關部門統計，2009年我國有2400萬勞動力需要安排就業，其中超過700萬大學畢業生。2009年高校畢業生高達611萬，2011年增長到758萬。2012年這一數字依然高達680萬。試想，在中國，超過700萬人口的城市有幾個，而全國僅一年的畢業生就有700多萬，再加上連續三年來未實現穩定就業的人數，何止1000萬。

隨著大學生就業問題的凸顯，中國社會已經形成了一個新的群體，他們被認為是繼農民工、下崗工人之后，出現的又一個特殊社會弱勢群體——蟻族，他們像螞蟻一樣弱小和無助，在大學畢業后奔走于各大城市，過著一種蝸居的生活。據統計，目前僅北京就至少有10多萬蟻族。上海、廣州、西安、重慶等城市都有大量蟻族存在。

當然，造成大學生就業困境的原因有很多，制度安排、教育體制、高校擴招、企業盲目人才高消費等等，但本文認為，造成這種“畢業即失業”現象的原因關鍵在于對大學生身份的非理性認同。

上個世紀，當中國高等教育還被定位為“精英教育”時，大學生可以享受“上學免費、發生活費，分配工作”等政策優待。這樣一種辦學模式成就了兩個基本理念：一是大學生成為一種社會榮譽，享有人們精神上的敬仰和尊崇；二是上大學等于把鐵飯碗攬在懷里，即在獲得較高社會地位的同時，又進一步確定了他們在現實利益上的優勢，即就業的優先權。這也就意味著，精英教育時代培養的是社會各領域的冒尖人才，這些人才組成了所謂社會精英階層。作為精英教育時代的大學生，承擔著社會教化和良化社會風氣的社會功能，往往個人的成才與整個社會的發展、國家的需要甚至與整個時代緊密聯系。

在這樣的教育背景下，大多數家庭都樂于把家庭的過半數收入用于教育投資。在中國一個大學生的培養年限是19年，包括幼兒園3年、小學6年、初中3年、高中3年、大學4年。不包括生活費用在內，一個學生在幼兒園3年的學費大致是15000，小學六年18000左右，初中三年的花費為13146，高中是18000，大學四年是80000左右。那么，在不考慮物價漲跌的情況下，從幼兒園到大學期間的教育花費為14萬左右，如再加上擇校費之類，一個家庭用于教育的經費投資將高達15萬左右。（這一數據是幾年前在內地城市調查所得，現在遠高于次數，比如本人所在學校。）15萬，對于一個普通工薪階層家庭來說，意味著可能需要用盡父母兩人畢生多半積蓄來供養一個大學生。

盡管15萬可能會壓得很多家庭喘不過氣，但是但凡有一點辦法的家庭，都會選擇讓自己的子女上大學，因為在多數家庭看來，這種教育花費是一筆投資，既然是投資，就意味著這是投資人在做出一番收入支出權衡之后做出的理性決定。的確，現代社會是理性社會，每一個社會成員都是理性經濟人，利益最大化是人們行動的根本動力。大學文憑是一種有效的文化資本，它可以及時地轉化為經濟資本、政治資本等社會資本。社會學認為，一個社會人的社會資本的多少，不僅僅取決于他個人直接擁有的社會資源，更多的取決于他可以有效調動的社會關系網絡的大小以及其社會關系網絡中的成員所有的社會資本。對于社會中上層家庭而言，父母期望子女獲得大學生身份和大學文憑，進而有效利用這種資本躋身于家族社會關系網絡中，占有大量社會資本，完成家族社會資本的世代傳遞、延續和擴大。另一方面，當人們相信社會階層的邊界具有通透性，即各種社會階層之間的壁壘可以打破，人們可以在各階層之間自由流動時，就回產生社會流動信仰體系，社會底層群體會努力爭取加入另一個地位較高的群體，從而獲得較好的社會認同。對于貧困家庭來講，正是懷著這種信仰，希望大學生身份和大學文憑能夠給子女帶來較好的社會認同，進而轉換為良好的經濟資本等社會資本，比如收獲一份體面的、穩定的工作，逐步改變家庭的經濟狀況和社會地位，實現整個家庭向上流動的夢想。這樣，大學教育被賦予了重要的社會回報功能，成為社會下層向上層流動的重要途徑。

在這種家庭和社會對大學生精英身份的認同下，大學生自身也會形成對自我的精英認同。從進入象牙塔的一刻起，很多學生便以天之驕子自詡，認為自己是胸懷天下的精英，是社會的棟梁之才。上大學對于自己來講，只不過是進入上流社會的一塊敲門磚而已。這種心理之下，導致大學生在擇業時表現出眼高手低、浮躁等。

這樣一來，這種對大學生精英身份的社會認同和自我認同無形中給“大學生”涂上了一層功利主義的色彩，大學生淪為家庭甚至自身用于相互攀比和改變命運的商品。

這種身份認同導致了大學生擇業觀的非理性發展。近年來，關于大學生擇業的非理性化新聞報道屢屢見諸報端：今年3月《重慶晨報》報道，2009年，河北人冉杰希從西南師范大學畢業后留在重慶工作，母親劉喜梅為勸說兒子回老家的國企上班，3年10次赴重慶，從最初的好言相勸，到后來打過、罵過，也鬧過……為躲避母親，冉杰希3年搬了3次家、女朋友沒了、工作辭了，手機換了……北大碩士畢業生月薪8000遭父親惡語相向，以其“沒能掙大錢、當大官”而感到丟臉。原來在這位父親的眼里，從北大畢業的學生，“每年賺上百萬毫無壓力”，而且“應該去當市長、省長”。 河北大學中國近現代史專業2008級碩士研究生苗衛芳，畢業后選擇回家種地，成為村民教育孩子的“反面教材”。其父不堪重壓，服毒自殺……望子成龍、望女成鳳的心理認同之下，使父母們忽視了“只有在自由、寬廣的環境里，龍鳳才能飛翔”這一事實。這樣一些悲劇的發生，凸顯了在精英身份認同之下形成的整個社會的非理性擇業觀。而這種非理性擇業觀無形中助長了社會職業之間的不平等性，比如，國企給人的印象是高福利、有保障、穩定。再比如公務員，國家公務員考試的錄取平均比例是1:64，甚至出現上千人爭搶一個職位的現象，這樣的火爆程度使公務員考試成為當之無愧的“國考”。公務員熱的原因在于人們看好公務員的職業發展、工資福利、退休養老、社會地位和社會聲望等。這種非理性擇業觀下形成的社會職業的不平等性反過來導致更加嚴峻的就業現狀，從而進入一個惡性循環。

如此說來，要解決大學生就業難的問題，當務之急是改變對大學生的身份認同，形成“大學生普通勞動者”的社會認同，這對促使大學生降低教育期望、轉變就業觀念是非常重要的。正如孔慶東所說：“北大不是不能培養富翁和官員，也不是不能培養賣肉的賣書的賣電腦的賣導彈的。培養什么不說明本質，關鍵是培養的人給社會做了什么貢獻和他自己得到了什么樂趣”。由此看來，北大才子陸步軒西安街頭開“眼睛肉店”、 復旦大學計算機專業學生顧澄勇創立“阿強雞蛋”、天津外國語大學日語系女生張維莎當“月嫂”、清華大學工商管理專業碩士生應聘酒店迎賓等等，已經不應該依然換來社會的驚呼和質疑，只有當全社會習慣了不以成功論英雄，不以學歷降人才，不以職業評得失，當三百六十行的各個職業，都有大學生的身影，整個社會的勞動價值觀念才會真正發生變化，這將有利于理性認同大學生的普通勞動者身份，進而使其在擇業的道路上更加理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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