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析中國電影的海外輸出對中國國家形象的影響——社科論文

隨著互聯網的發展，媒體成為人們獲取信息的主要渠道，因而一個國家人民對另一個國家總體印象主要來源于媒體對他國的報道。華中科技大學新聞與信息傳播學院院長教授張昆認為，“‘國家形象’一方面可以理解為一個國家留給本國公眾的總體印象和評價，還可以理解為其他國家公眾對本國總體特征和屬性的感知。”①而據《中國國家形象全球調查報告2016》顯示：中國整體形象得分為0.8分（總分為10分），經濟發展迅速但貧富差距較大是海外受訪者對中國的主要印象。②當下，全球化與信息化所帶來的“流動”將成為今后各種要素功能的集中再擴散的主導因素。因此，在當下，跨文化傳播對于日益崛起的中國重塑明清時期閉關鎖國的中國形象尤為重要。電影作為一種特殊的傳播媒介，軟宣傳更易于被國際民眾接受，因此，電影的對外輸出在跨文化傳播中對于國家形象的塑造有著十分重要的作用。
一、中國電影業海外輸出的現狀
（一）國產影片對外貿易總量小，中外電影貿易逆差顯著
根據中國電影海外推廣公司統計：2011年中國電影銷往海外22個國家和地區，共計163部次。2012年，我國電影銷往海外的影片共計75部，共計199部次，合拍電影46部，占海外影片的61.33%。2013年，我國共有17家制片單位在海外銷售42部影片（33部為合拍片），共計247部次。
據統計，2018年上半年（截止6月27日），中國內地院線共上映207部（包括部分提前點映），國產影片39部，全國影片總票房為263.28億元，國產影片票房產出占36%，海外引進票房產出占比64%，進口影片成為我國2018年上半年的票房主力。
由此分析得出，國產電影生產數量少，中國電影的國際競爭力不強，對外貿易的總量小，中外電影的貿易逆差大。
（二）國產影片海外票房少，經濟回收效益低
2016年，中國票房達到457億人民幣，本土生產的電影票房為266.6億人民幣，海外發行的票房為38.2億，合計304.8億人民幣，45.5億美元。2016年，北美票房達到114億美元，大部分由好萊塢生產，2016年全球票房為386億美元，好萊塢生產的電影票房為289億美元，占比74.87%。
據《2018年全球電影歷史票房排行統計分析》，TOP10的電影中五部是漫威的，我國電影僅有一部。而《毒液》只花了兩天的時間就擠進了第八位，取代了《唐人街探案2》的前十名。
二、中國電影的海外輸出對國家形象的影響
（一）主導文化電影政治色彩濃厚，國外觀眾難以接受
主導文化（Dominant Culture）意為國家領導集團所倡導的文化，即主流文化。改革開放后，是中國傳統的主導文化電影海外輸出的主要時期，海外輸出效果不佳。首先，海外觀眾對中國歷史文化缺乏相關認知，在觀影時存在文化隔閡和文化理解障礙。其次，中國電影制作者、宣傳者缺乏前期鋪墊和跨文化傳播相關經驗，“硬”宣傳色彩太過明顯。再次，黨管媒體環境下，黨和國家強調電影的國家形象宣傳職責，中國電影制作者會下意識的創造出一批反映主流價值觀的主導文化電影。例如《焦裕祿》、《周恩來》《開國大典》以及2017年新熱映的《建國大業》等等。這些電影題材較為單一，主題趨于雷同，目的在于號召人民樹立正確的三觀。這些直奔主題的主導文化電影說教色彩濃厚，海外觀眾不易接受。
近年來，我國主導文化電影將鏡頭回歸大眾，在創作手法、敘事方式等有了明顯進步。如2018年的《紅海行動》中國的總票房突破35億元人民幣。在世界上其它國家和地區也已上映，相比下架的越南院線，《紅海行動》在美國上映時上座率和口碑相當不錯。
但許多電影宣傳色彩仍然濃厚，并未取得理想效果。反觀美國，不僅牢牢占據世界第一大經濟體的地位，更是全球重要的文化產品出口國。如漫威的《復仇者聯盟3》、《頭號玩家》等好萊塢電影將向海外輸送時也在潛移默化地將美國的意識形態輸入世界其它國家。
（二）大眾文化電影中外審美不一致，敘事色彩低調暗沉
大眾文化（mass culture），也就是我們所說的通俗文化，以普通民眾為目標市場。③20世紀90年代是中國內地大眾文化開始崛起的時期，也是大眾文化電影也崛起的時期。
盡管中國建國將近70年，但是某些封建惡習仍然是民族內心深處的痛點，而大眾文化電影通常會選擇某些痛點進行創作。如張藝謀導演的《英雄》，在海外上映時，不了解中國文化的海外觀眾一度把“秦始皇”看成“希特勒”般的人物。這部電影奪得2002年華語電影票房的桂冠，而國內媒體卻狂罵張藝謀。再如華語電影歷史上第一部榮獲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外語片的影片《臥虎藏龍》在國外大受歡迎，在國內票房慘淡④。
近年來，中國國產影片在國際各大電影節獲獎的影片多為題材或內容未通過廣電總局的審查的“地下電影”⑤，這種影片多凸現種種社會矛盾。如姜文導演的《鬼子來了》獲得“戛納國際電影節評委會獎”，講述了人性的愚昧和無知。呂樂導演的《趙先生》獲得“第51屆瑞士洛迦諾電影節金豹獎”，該片因詆毀社會主義形象在國內禁映。
綜合來看，盡管許多大眾文化電影獲得國際性大獎，但獲獎影片一律基調陰暗沉重而在國內禁映。因此，他們對于新時期中國國家形象的建構是極為不利的。
（三）高雅文化電影藝術特性表現明顯，受眾范圍狹窄
相對于“大眾文化”和“主導文化”，“高雅文化”（ high culture）是針對社會精英而言，高雅文化在電影中具體表現為文藝片，相對于大眾文化電影，高雅文化電影商業化程度低，受眾人群小，藝術性更強。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第五代導演拍攝的高雅文化電影表現為對傳統和社會的反思，但在國際獲得不少好評。如1993年，陳凱歌導演的《霸王別姬》揚威歐美各大電影節，在全球多個地區上映，創下了中國內地文藝片在美國票房最高紀錄，張國榮也因此5次入圍歐洲三大影展影帝。由此可見，高雅文化電影的影響力不容小覷，在海外輸出的電影中，也承擔著塑造國家形象的責任。
近幾年來，我國的生產的文藝片現狀沒有太大改變，在國內的票房持續走低，有不少影片在國外獲得贊賞。斬獲2011年東京FILEX國際電影節評審團大獎、2011年意大利羅馬亞洲電影節評委獎等多項大獎的《光棍兒》，講述了中國農村一群老光棍的荒唐性事，該影片先在國際斬獲獎項，在國內票房差強人意。
高雅文化電影主要是對精神生活反思，它通過對歷史、文化和社會“看不見”的角落的拍攝來滿足高級知識分子的需求，對人生和社會的剖析發人深省。但是，高雅文化電影往往采用和大眾文化電影背道而馳的敘事手法，以鏡頭和畫面來支撐整部影片，限制了高雅文化電影的發展，有的高雅文化電影由于和主流審美不一致甚至出現“下跪求排片”的事件，2016年上映的《百鳥朝鳳》就是一個典型的范例。
三、中國電影海外輸出在構建國家形象中的困境
（一）電影起步晚，尚未形成完整的電影產業鏈
世界電影起源于法國盧米埃爾兄弟的《火車進站》，美國電影開始于1893年，20世紀初期，好萊塢崛起。⑥兩次世界大戰以后，明星制度等電影產業鏈完善，西方世界牢牢把握了世界電影市場。近代中國的電影起源于1905年，一般認為《定軍山》是我國歷史上的第一部電影。盡管我國電影已經有100多年的歷史，但電影真正納入國家的發展是在1984年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問題的決定》中首次確立了電影的“商品性”。院線制也于2002年在全國逐步推廣開來。自此以后，我國的電影才真正步入產業化生產的軌道。目前，我國電影業尚未形成完整的產業鏈，電影資本市場發展相對落后，電影產業的規模小，缺乏國際化營銷策略。
（二）電影發展風險大
電影是一種高投入、高收益的產業，其風險性也十分巨大。目前，我國尚未形成統一的電影市場化運作生產線，其風險性具有不可控的特點。中國電影要走出去，就必須要有高投入。如2015年國務院通過的《電影產業促進法》不再要求從事電影攝制業務的企業“有符合國務院廣播電影電視行政部門認定”，對社會資本投資電影攝制等業務不做限制。此項舉措拓寬了電影企業的資金來源，解決了電影企業的后顧之憂。因此，中國電影要走出去，成為電影強國，政府部門就需要加大支持力度。
（三）海外觀眾刻板成見現象嚴重
近年來，好萊塢電影中經常出現中國的元素，如《功夫熊貓》、《殺死比爾》等等，但這些電影仍然使用好萊塢語言、敘事策略，而這些新現象并沒有改善中國國產電影海外傳播現狀，如《英雄》中的秦始皇一角色常常被認為是西方的希特勒，其實，整部電影講的是中國古代的集權主義。究其根源，一方面是因為中外文化背景的差異，缺乏廣泛的意義空間；另一方面，國外觀眾無法接受中國電影的敘事手法。
（四）外媒對中國海外輸出電影的再加工
電影本身是工業化背景下形成的文化工業，各個國家電影都會有意識的維護本國家、本民族的利益，與本國文化相同的或相似的便是好的文化，與自身本國文化相差甚遠的便是不好的文化，國內外媒體對中國海外輸出電影的再加工實際上是跨文化傳播困境的表現⑦。西方受眾知曉的“中國形象”其實是外媒長期營造的媒介印象，久而久之，中國人民在西方媒體眼中便形成了落后、愚昧的印象。國際上，“我們東方，你們西方”的說法屢見不鮮，我們對于西方媒體的“妖魔化中國”理應保持應有的認知與警醒。
綜合來看，近年來，中國的電影海外輸出對于本國形象宣傳狀況有所改善，國內的電影工業產業鏈也在不斷完善。但是要取得期待中的政治效果和社會效果，傳播背后的中國立場和世界眼光能夠與國際潮流切合，即能夠在國際傳播中有全球視野，在全球的戰略高度思考自身的電影國際傳播。在國家敘事并未成為歷史的國際社會中，堅守國家和民族本位的利益訴求必定有其合理性，但不能忽視國際社會的主流價值取向，這個電影對外傳播獲得國際權威性必須要考慮的價值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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