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學院”語境下科學家角色分化及社會影響

科學家這一職業化的社會角色，是伴隨近代科學誕生而出現的，并于19世紀后期趨于成熟和穩固。在現代科學龐大的社會建制運作下，科學家以其智識優勢和獻身精神不僅在增長知識、傳播科學等方面作出卓越貢獻，而且以知識造福社會，極大促進了人類社會發展和文化積累。自20世紀中后期以來，隨著科學技術社會化進程加速推進，科學家職業角色的演變出現新趨勢和新特點，即學院科學家不斷向產業與政府部門分化，形成了學院科學家、產業科學家和政府科學家等多元角色并存及相互轉化的普遍態勢，極大促進了產學研融合,提升了科技創新水平?？茖W家的角色分化使科學邏輯、市場邏輯和政治邏輯深度交織，也給科技治理帶來諸多難題和挑戰。但是長期以來，無論是理論研究還是實踐領域，人們基于傳統的致思框架對科學家職業角色進行考察，往往難以準確分析不同類型科學家的社會功能，進而極易在科技發展和創新實踐中走入誤區。在此背景下，深入探討后學院科學時代科學家角色分化趨勢、動因及社會影響，有助于更好地應對新興技術時代科技與社會互動中的種種矛盾和沖突，對于進一步推動我國科技創新體系建設、優化科技治理具有重要意義。

1 科學家角色分化的歷史演繹與理論探究

科學家作為科學技術發展主體，其職業角色經歷了一個長期發展演變過程。從16世紀至18世紀，科學還主要是一種業余愛好，“科學家”專有名詞也尚未出現，直至19世紀中后期，“科學家”一詞才被提出并被社會普遍接受和使用[1]，科學開始作為獨立的社會建制運行于社會中。這是傳統意義上的科學家角色分化，即科學家作為專門的職業角色從其它領域中分離出來。自20世紀以來，尤其是“二戰”后，科學職業化的規模迅速提升，極大地促進了科學發展，同時，也使科學家角色在社會發展中的地位越來越重要，他們在相對獨立于社會的“象牙塔”里從事科學探究，而其研究成果可以通過應用轉化為技術創新，使社會經濟受益，這就是學院科學與社會間的社會契約所帶來的線性模式[2]。

進入20世紀70年代，科學知識生產活動日益呈現出應用情境、跨學科合作、知識與社會影響交織互動的結構性特征，并不斷趨向集體化、效用化、政治化、產業化和官僚化[3]。齊曼(John Ziman)將這種科學模式轉換描述為一種“平淡的革命”，即由學院科學轉向后學院科學。隨著科技活動與社會互動程度的日益深化，越來越多的科學家進入產業部門和政府機構從事科學研究，進而形成了學院科學家、產業科學家和政府科學家等角色并存且相互轉化的常態，刷新了學院科學家與社會場域疏離的傳統形象?？梢哉f，19世紀后期從社會其它職業領域分離出來的科學家又以一種新面貌和行為方式參與社會交往?？梢姡鲜隹茖W家角色的新分化發生在科學共同體內部，是伴隨科學、技術、社會一體化進程出現的一種顯著現象和發展趨勢，也是科學共同體社會功能日益強大的現實表征。

科學家角色的分化既是后學院科學實踐下的突出現象，同時，也是理論研究的重點問題，更是科學社會學、科技哲學和科技史等關注的前沿領域。自從本-戴維(Joseph Ben-David)[4]在《科學家在社會中的角色》中系統分析科學家社會角色的產生、發展、體制化原因及進程以來，對于科學家職業角色及其發展的探討日益深化、不斷拓展。有研究認為成熟的科學家角色應具有諸如知識淵博、目標堅定、主動精神等特性、素養[5]以及創造性特征[6]等；也有學者從科學家角色特點、品德和秉性等方面進一步揭示科學家角色的多重化特點。隨著科學家角色在社會中日益穩固，人們越來越關注其社會功能的發揮。有研究者觀察到，科學家在科學研究中逐漸形成自覺服從共同目標而不喪失他們成就的個性[7]，其職業演變是在科學家、價值與社會等關系中展開與形成的，在此過程中傳統的學院科學家生活方式發生重大變化(如向企業科學家轉變)，而這種變化既與科學生產的組織形式及整個社會的經濟增長方式相關，又與某學科發展契機相聯系[8]。由于學術創業場域中知識邏輯與商業邏輯交織[9]，學院科學家向企業科學家角色的分化在帶來經濟價值的同時，也給科學事業帶來一定負面影響[10]，進而引發關于產學結合中科學家角色和責任的探討[11],而且科學與政治互動推進了科學家多元角色的演變并對其職業發展產生深刻影響[12]。此外，新興科技爭端中科學家角色選擇等問題[13]也日益成為學界探討的熱門話題，更是科技治理中亟需解決的重要問題。

這些卓有洞見的研究深刻揭示了科學家職業角色的動態演繹及其社會影響，為科學家角色分化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論基礎和學術資源，有助于理解學院科學與產業科學密切關聯的復雜狀態以及科學家職業角色發展的新趨勢。但是，仔細考察不難發現，目前關于科學家角色分化的具體態勢和角色樣態研究尚未充分展開，尤其是對學院科學家轉向政府科學家的角色分化缺乏充分關注。而從科技發展實際情況看，科學家角色分化不僅體現在產業領域的分化，而且包含政治場域的分化。由于科學研究活動主要在大學(或者學術研究機構)、企業研發實驗室和政府科研機構內進行，因此科學家也從學院科學時代的單一角色分化形成學院科學家、產業科學家和政府科學家等多元角色。巴伯(Bernard Barber)[14]在其對科學社會功能的分析中指出，科學家主要在大專院校、工業研究集團和政府研究集團3種不同類型的社會組織中履行自身角色和發揮功能，而上述3種科學研究類型被布萊德斯托克(M Bridgstock)[15]直接稱為學院科學、產業科學和政府科學；齊曼[3]在《真科學》中將后學院知識生產機構劃分為學院的、商業的和政府的，也大體刻畫出科學研究類型以及科學家角色的多元樣態，且不同角色類型的科學家在社會各領域均發揮重要作用，并出現角色流變、拓展及迭加趨勢，即科學家在教育領域、咨參輔政、商業經濟領域的角色拓展等[16]。可以說，科學家角色分化是科學技術社會一體化推進的結果，同時，其反過來強化了該過程并使科學活動中的利益關系日趨復雜。鑒于此，有必要思考以下問題：科學家角色分化的表現及動因是什么？學院科學家、產業科學家和政府科學家的社會表現如何？科學家角色分化為社會發展帶來了何種優勢、難題以及如何應對？對此有必要在現有研究基礎上展開深入分析。

2 “后學院”語境下科學家角色分化表現及樣態

從歷史角度看，科學與工業的結合早在19世紀就悄然發生，科學與政府的“聯姻”歷史也非常悠久，但那時的科學工作高度分散且個體化，科學主要(盡管不是毫無例外)是擁有實驗室的教授的獨占物[17]，尚未實現專門化和職業化。1850年以皇家學會會員標準的修訂為標志，科學家開始以專業化面貌出現，并逐漸在大學、科學院或國家博物館等擁有專業職位[18]。在現代科學龐大的社會建制下，科學家擁有著不同于其它職業的獨特精神氣質和行為范式，其研究活動也具有較高的獨立性和自主性。到了20世紀中后期，科學與社會場域的整體協調成為“后學院”知識生產活動的重要影響因素，它“雖然體現了科學‘研究’的觀點，并且在內容上依賴于學術性科學，但是它是圍繞把科學作為實現具體目標手段的工具觀念，而不是按照科學是一個發現過程的觀點來設計的”[19]。效用因素成為后學院科學的一個重要價值標準，并普遍與社會直接相關。例如從20世紀中后期開始，得益于大商業企業或少數主要執行軍事研發的大公共機構中研究科學家和技術專家的推動，產業科學原型逐漸建立，他們的研發實驗室也發展成為多學科矩陣和臨時項目組的全球網絡[3]，而且，“國家贊助(state patronage)也必然將政治帶入科學，將科學帶入政治中。這種贊助越慷慨，它所卷入的政治活動就越多”[3]。這種情況對科學家職業角色的分化和演變帶來了深刻影響，突出表現就是學院科學家越來越普遍地與工業、政府相結合，形成了學院科學家、產業科學家和政府科學家等科學家角色“三足鼎立”、齊頭并進的現實態勢。

第一，學院科學家向產業科學家的角色分化。學院科學家在大學和其它學術機構主要從事基礎研究，體現了“象牙塔”文化的超功利色彩。隨著科技社會化進程加快，后學院科學的應用性、商業化等趨勢特征不斷地從外部對學院科學產生影響。越來越多的學院科學家通過承接橫向課題研究為工業組織服務，將自己的研究成果直接轉化成實際的市場效益。他們有些是兼職進行，有些則直接脫離學院科學而轉變為產業科學家，還有些學院科學家則基于自己的研究基礎創辦新公司，直接從事成果轉化活動，成為具有科學家氣質的企業家或者具有企業家風范的科學家，扮演 “真理代言人”和“財富創造者”的雙重角色。例如，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的生物學家文特爾(J.C.Venter)是一名典型的學院科學家，他于1998年創建營利性公司塞雷拉基因組公司，開展與人類基因組計劃相互競爭且具有商業目的的研究計劃，由此轉變為名副其實的產業科學家[9]。在我國市場經濟大潮中，越來越多的科學家涌向高技術和實業開發行列，對科技進步和經濟發展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如我國清華大學教授施一公從科學家變身企業家，成為知識創造財富的典型[20]。

第二，學院科學家向政府科學家的角色分化。后學院科學時代，社會發展不斷趨于精細化分工和高度專業化，政府決策涉及的專業問題也日益增多，越來越需要借用“外腦”制定科學決策。隨著20世紀中期以來政策科學(Policy Sciences)[21]運動的推進，越來越多的學院科學家轉向官方、半官方或者民間政策研究組織，“發揮專業優勢提供咨政功能，進而因科研成就突出接手科研管理，甚至‘研而優則仕’地參政，直至擔任國家行政要職”[16]，極大推動了科學與政治的結合。例如英國自20世紀60年代設立政府首席科學顧問職位以后，先后有多位科學家入職，就國家建設發展等議題展開研究并為政府提供科學服務，研究重點涵蓋氣候變化、知識產權、學術研究商業化、國際科技合作等領域[22]。在我國，自改革開放后學院科學家積極參與政府議題的現象日益普遍。例如20世紀80年代旨在追蹤前沿高技術發展的“863計劃”，就是在科學家建議基礎上制定的，而且在歷次國家“五年規劃”制定過程中均有大批科學家參與課題研究、方案制定和報告撰寫，為規劃經濟社會發展建言獻策。

第三，不同科學家角色之間的相互轉化和迭加?？茖W家角色并非一個靜態存在，而是隨著科技活動推進發生動態演繹和分化，不同類型科學家在科學實踐中不斷呈現出互補、溝通合作以及角色轉換、迭加的發展態勢。不僅學院科學家越來越多地與企業合作，政府科學家也開始為企業研發提供科學咨詢，許多產業科學家也時常在大學、政府內兼職進行項目研究。尤其是隨著政府科學與大學、研究所和工業機構科學工作的一體化 [23]，科學家身兼學院科學家、產業科學家和政府科學家等“三棲”角色的現象也越來越常見。正如齊曼分析的，“學院科學與社會總是有許多雙向聯系。它不能把自己從分享‘科學’名號的多種多樣機構和事業中分離出去。事實上許多資深科學家在分隔的領域間往來是可行的”[3]。這在當前學術機構的研究格局上體現得較為明顯，即“學術機構中有以學科為基礎的研究所和以跨學科為特征的研究中心的并存，研究項目也有以學術興趣為導向的縱向項目和以社會、產業問題為指向的橫向項目”[24]。

第四，三類科學家的角色特點及社會表現。從不同科學家角色的職業特點和表現樣態看，學院科學家(academic scientist)[25]主要是那些在大學等學術性機構從事基礎研究的科學家，產業科學家(industrial scientists)[26]是那些受雇于企業實驗室、研發部門的科學家，而政府科學家(government scientist)[27]一般是被政府科研機構雇傭、靠政府資助進行研究的科學家。不同角色科學家的科學研究類型和職業特點存在諸多差異，極大豐富了科學共同體的社會表現并發揮重要社會功能，如表1所示。具體為：①學院科學家，一般集教學與科研于一身，主要從事基礎科學研究，為社會積累知識和傳授知識作出貢獻。他們通過發表論文爭取優先權，這是獲得科學共同體學術承認的重要條件。近年來在學術研究的應用導向和科研績效的外在壓力下，學院科學家也日益加大對創新項目的研究投入；②產業科學家，主要在效用原則和企業戰略下從事科學研究，通過將研究成果申請專利以確立知識產權，提高企業效益和服務社會。除應用性質研究外，產業科學家非常注重具有長期戰略價值的基礎研究，這是因為很多企業為了解決生產過程中的問題或者開發出更先進的新產品而進行基礎研究投入，以獲得尖端科技前沿知識，進而極大提高了技術創新能力和水平；③政府科學家，主要進行政府決策咨詢和公共產品研究。他們有的在政府決策咨詢機構正式任職，有的通過社團活動、政府論壇和輿論參與等間接方式參與政府決策，其科學研究主要集中于公共產品領域，這些公共產品具有社會共有或共享屬性，例如清潔空氣、安全食品、天氣預報等[15]，有時候還需要彌補市場失靈，在具有良好社會效益前景但耗資巨大、收效緩慢的基礎科學技術等領域開展研究，還有一些諸如航天探測、南極考察等涉及國家利益的研究也需要政府科學家的卓越貢獻。

表1 不同科學家角色特點及社會功能
Tab.1 Main role characteristics and social functions of different scientists

總之，基于科學家職業角色演變的總體趨勢，后學院科學時代的科學家角色呈現出分化、轉化、彼此交叉狀態，并隨著科技實踐深入和科技政策調整呈現出動態性、流動性。需要注意的是，基礎研究并不是學院科學家的專有活動，應用研究同樣并非產業科學家的“獨角戲”。也就是說，從當前的科技實踐看，學院科學家主要進行基礎研究，同時，在競爭和效率的壓力下開展見效較快的應用研究并申請專利；企業科學家以應用驅動為主，但是在基礎研究方面也堪稱先鋒；政府科學家主要依靠政府資助進行公共產品研發，隨著政府財政壓力增大，越來越多的政府科學向政府以外尋求財政支持，主要包括為工業提供咨詢、競爭獲得國家課題等[15]。而且，隨著科學和技術二分界限的日漸消融，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科學與技術已經開始深度融合并產生科學技術復合體——技性科學(technoscience)[28]，這種發展態勢使科學家的研究活動變得日趨復雜，同時，也為不同類型科學家之間的交流合作、開放式創新[29]、共同創造社會財富提供了條件和契機。

3 后學院科學時代科學家角色分化的主要動因

通過對科學家職業邏輯的歷史考察可知，社會需求的外部動力和科學共同體的內在訴求是科學家角色分化的主要動因，正是這兩種力量在社會中塑造了科學家的全新形象。

從社會需求的外部動力看，科學家的角色分化是社會效用和科技政策帶來的一個必然結果。二戰以后，各國深刻意識到科研成果轉化率、科技創新能力對于一個國家國力提升的重大意義。在美國，科學共同體與政府、社會之間長期存有一種默許的社會契約，即聯邦政府給予科學共同體科研資助，科學共同體在高度自主自治的情況下開展科學研究，且科研效益被認為能夠自動產出[30]。隨著科研誠信問題增多和科研產出率降低，公共財政對學院科學的資助力度也逐漸減弱，學院科學研究對社會經濟發展的貢獻率日趨低迷，大學與企業間關系松散和學院科學成果轉化率不高等癥結問題日益凸顯。為了促進科學更好地服務于社會，聯邦政府將刺激大學、學術研究機構、企業與政府科研機構合作作為科技政策調整的重要內容，旨在克服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的二元化弊端、促進科研成果快速高效轉化以及政府決策科學化。正如齊曼[3]所言，科學政策是誘使科學新體制(new regime for science)轉變的一個主要因素。

由此，在強有力的政策刺激和社會需求推動下，傳統學院下的科學家角色迅速向多種角色分化，科學與工業、科學與政治之間的聯結得到前所未有的強化。大學和學院中的科學活動、工業科學研究、政府機構中的科學研究活動等均得到了快速發展，尤其是在學術界與工業界的科學合作方面有了更多投入[31]。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在“科教興國”戰略目標下，不僅大學和各類學術研究機構的科學研究獲得穩健發展，以振興實業為目的的產業科學也日趨活躍，同時，政府也大力開展科學研究和科學咨詢以應對公共領域的科學問題?！半S著科技體制改革不斷深入，科技治理結構與資源分配方式日趨完善，各類創新主體的創新能力大幅提升，形成了建設科技強國的中堅力量”[32]，大量科學家從學院科學家群體中分化出來，積極投身于更為廣泛豐富的科學研究與實踐，在科技進步和社會發展中發揮舉足輕重的作用。

從科學共同體的內在訴求看，科學家角色分化是學科發展和科學家個人學術動機推動形成的一種客觀趨勢。科學研究活動需要經費支撐才能順利開展，而學院科學家常常因公共財政縮減而面臨“無米之炊”的窘境。于是，為了解決科學研究的經費問題，許多學院科學家通過開展橫向課題研究為工業組織提供服務，承擔起除教學、研究外的第三重任務(the third mission)[33]，有些科學家則直接脫離學院科學而轉變為專職產業科學家，也有些科學家自己創辦新公司、擔任企業顧問、從事研發成果轉化，有學者將此現象概括為“學術資本主義”(Academic Capitalism)[34]，可以說是對學院科學家向產業科學家角色分化的一種形象描述。另外，當學院、大學和研究所的研究經費不能滿足日益增加的公共需求時，還需政府予以支持[35]，基于此，相當一部分科學家兼職或者全職從事政府科學研究或提供政策咨詢，從而不斷拓展學科發展格局。

如同其它職業一樣，科學家職業的成就感和責任感是推進科學家角色拓展與分化的內在動力，也是科學可持續的價值基礎。理性價值觀在科學中具有重要意義，科學家將工作、事業中的智力滿足置于首位，其次為所做工作的社會價值[14]，換而言之，對真理的熱愛、對學術理想和人生價值的追求是激勵科學家向外開拓、跨界發展的最持久的深層動力。從科學家責任看，在學院科學時代科學家主要承擔為科學而科學的學術責任，隨著后學院科學時代科技、經濟和社會一體化趨勢不斷加快，科學家積極參與社會發展和公共事務的社會責任感日益增強，不斷推動他們積極投身到為社會創造財富、為政府決策提供參考的社會實踐。

4 科學家角色分化的社會影響：優勢與挑戰

后學院背景下的科學家角色分化是科技與社會一體化邏輯的合理展開，使得科學家在研究類型、動力機制和成果形式等方面呈現出多樣化、復雜性等特征，在對社會產生積極影響的同時也帶來諸多難題和挑戰。

4.1 科學家角色分化帶來的發展優勢

第一，從整體來看，加速了科學與社會的融合，使科學更好地服務大眾。相對而言，在傳統的學院科學時代科學活動是“純粹的”、非工具主義的，對社會的影響往往是間接的，而科學家角色分化改變了科學家超然于社會之外的傳統形象，填合了科學世界與外部世界間的“壕溝”，使科學真正成為社會中的科學且與發展實踐相結合，極大推動了科學活動與社會經濟生活的深度交織和密切融合。身在科學建制中的科學家，在一切科學活動中都處于核心地位，除掌握和評價科學信息、生成新科學知識與傳播科學知識外，還扮演發明者、預測者、闡釋者、組織者和實踐者等重要角色[36]。在每一個重大的科技攻關、疾病救治、生態危機、氣候變化、智能挑戰等問題上，不同角色科學家在各自的科學場域中都發揮至關重要的作用。

第二，突破了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截然二分的線性模式，極大提升了科技創新效率和水平。許多新技術、新設備在大學、企業和政府的合作下迅速問世，越來越多的科研成果被轉化為實際應用產品，進而轉化為實質性的社會福利。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以科技產業園建立為主要標志的大學-企業合作迅速推進。例如美國“三角科技園”(the Research Triangle Science Park)在加強學院科學和產業、社會合作方面堪稱典范[37]；我國一系列國家大學科技園的設立在促進融通創新和培育經濟發展新動能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為高等學校產學研結合、服務社會、培養創新創業人才提供了重要平臺；歐盟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實施的“研究與創新框架計劃”(The EU Framework Programme for Research and Innovation)先后推行“科學與社會”(Science and Society)、“社會中的科學”(Science in Society)、“為了社會的科學”(Science with and for Society)[38]等項目，將科學與社會融合作為社會經濟發展的首要戰略因素，有效提升了歐洲社會競爭力。

第三，促進了科學與政治互動，提升了科學服務公共事業的水平。政府科學廣泛涉及經濟社會發展、民生、安全等領域的理論研究和決策，并與產業科學、學院科學相互交織，與公眾利益具有更直接、密切的聯系。學院科學家向政府科學家的分化進一步提升了政府服務社會的能力，提升了決策科學化水平，同時，更好地促進了科學發展，“國家或政府資助與某一門類科學發展之間存在著某種必然的聯系，例如核科學、航天技術、信息科學等”[39]。尤其是隨著政府技術轉移辦公室和科技評價機構等組織的成立及發展，架起了科學與政治、公眾間溝通的橋梁，極大地增進了公共福祉，使社會公眾更多地受惠于科學研究。

4.2 科學家角色分化帶來的挑戰及應對

科學家角色分化使得學院科學家、產業科學家和政府科學家各自形成了遵循不同價值邏輯的亞科學共同體，“一個科學家很可能涉及兩類交換系統：一類促使他與雇主、贊助人聯系，另一類促使他與科學共同體聯系”[6]。上述情況在給科學帶來發展契機的同時，也引發了諸多社會關切。因此，當看到科學家角色分化帶來的社會進步和優勢時，也不能忽視隨之而來的諸多難題，需采取積極的應對措施。

第一，從科學共同體的整體角度看，迫切需要關注的問題是如何促進科學秩序與倫理秩序的內在統一、推動科學共同體健全發展。在后學院科學時代，科學研究活動日益趨向社會經濟發展的實際需要，公平競爭、效率產出等市場經濟理念也極大激發了全體科學家投身社會改革發展實踐的積極性。但是，不可忽視的是，在科學與社會深度互動的背景下，科學活動中的利益沖突和價值沖突也日益復雜，科學共同體有時不可避免地像商業企業一樣運作，因此面臨前所未有的道德挑戰。在此情境下，為了促進科學共同體健康發展，在強調適度外部介入的同時，不應忽視學術共同體的自律、自查和自治，應構建一套自律自查自治的科研誠信辦法，在實踐中動態“落地”，并且行之有效[40]。尤為重要的是，“除加強社會責任感和自律意識外, 科學共同體也要設法抑制和消弭社會結構中的科學異化源泉”[41]，以高度的自覺和自律執著堅守科學精神、遵守科學規范，抵御不合理的利益導向和行政權力對科學秩序的干擾。尤其是科學共同體應有支持科學理想的義務和獻身科學的信念，行使自己的權威或服從同行權威[42]。只有這樣，科學共同體才能成為具有科學良心的團體，在感情上和道德上向科學臣服[42]。

第二，就學院科學家而言，突出的問題是如何在科學自治與社會型塑之間保持合理的張力。學院科學家是最接近傳統科學家的原型，保留了更多傳統科學的精神氣質，他們主要通過基礎研究擴展科學前沿知識，通過教學和培養學生為社會輸送科學人才。在后學院科學模式下，默頓所描述的科學自我控制、自主運行狀態發生了較大改變——大多數學院科學家在研究經費和績效管理的雙重壓力下減少基礎研究投入，轉而投向短期問題研究的現象越來越普遍，繼而從長遠上弱化社會整體的創新能力。在此境遇下，更需要學院科學家對學院科學進行支持和關注，加強基礎研究，同時，更需要樹立將好奇心、創造力等智力品質置于科學首位的科學理念[43]，強調客觀性、祛私利性等認識論美德對塑造科學家精神氣質的關鍵意義，恪守科研誠信，堅持對科學真理的持續批判性探求。只有在科學自主與社會型塑之間保持合理張力，學院科學家才能不僅以科學主體身份增進知識和傳播知識，而且以道德主體的自覺正確處理科學研究活動中的利益關系，以知識造福公眾與承擔社會責任。

第三，就產業科學家而言，特別引發關切的是如何在企業利益和社會福祉之間保持平衡以使創新更好地服務公眾。產業科學遵循的末端創新機制能夠更好地將科研成果直接轉化成商業價值，還可以通過開拓研究領域反向激發學院科學的研究活力，同時為政府科學提供經濟和技術支持。但是，隨著產業科學實踐的深入開展，產業科學是否值得信任的問題也提上日程[44]。由于對現金的競爭往往優先于作為科學驅動力的科學可信性[3]，科學家為雇主謀利而損害公共利益的現象時有發生，從而引發人們對產業科學的倫理反思。雖然產業科學家為企業謀利具有合法性，但當雇主利益與科學價值、公眾利益沖突時，需要他們基于道德標準作出理性選擇。因此，應該重視產業科學“負責任創新”模式的構建，通過預測(Anticipatory)、反思(Reflective)、協商(Deliberative)和反饋(Responsive)等原則對企業科技活動進行倫理規制[45]，將倫理考量納入研究與創新全過程，為企業創新的可持續發展奠定軟實力基礎，實現企業效益和社會效益的共贏[46]。

第四，就政府科學家而言，尤為需要思考的是如何構建科學與政治的有機邊界以避免科學淪為政治的附庸。政府科學家進行與社會公眾聯系密切的科學活動和決策咨詢，而隨著科學不確定性、多元價值沖突等后常規特征逐漸凸顯，科學的公眾信任問題和可靠性問題日益引發社會關注[47]。例如有些科學家將個人利益置于公共利益之上，為利益集團的不當行為辯護，甚至以“知識+權力”雙面形態左右科研資源的分配和使用等。皮爾克(Pielke)[48]指出，科學家在政府決策中應扮演誠實代理人角色，為決策者提供不帶有價值偏好的科學知識和決策信息，以更好地服務社會為目的而出借自身的知識合法性?？梢哉f，科學顧問受到尊重并不是因為他們的觀點是正確或者被采納，而是因為他們給予政治行動以合理性和合法性的論證[37]。由此，可以將誠實的代理人作為政府科學家角色選擇和定位的參照，堅持科學的社會責任，促進科學與政治的良性互動，從而提高將科學納入政策情境的能力，促進科學以最佳方式參與社會治理和服務公眾。

第五，從科技治理角度看，面臨的突出挑戰是如何促進不同類型科學研究、不同科學家角色間協調發展、互動合作。由利益沖突引發深層次的角色沖突以及市場邏輯、政治邏輯向科學邏輯的僭越和滲透，這是引發諸多科技倫理問題的深層次原因，必須納入政策意涵考慮中。由此，在進一步深化科技體制改革、優化科技治理的過程中，應通過完善各種規章制度為構建良好的科學秩序提供制度保障，構建知識互補和智力互補的多元主體治理模式，“只授予專家在特定條件下的有限權力，在需要專業知識的事務上為公眾代言”[49]，促進不同類型科學家的角色認同和角色定位，進而在科技實踐中帶來良好的角色同化效應。另外，在后學院語境下，科學場域與社會場域深度交疊，利益沖突和義務沖突相互交織，默頓規范已經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范型約束力，因此應基于默頓規范的理想圖景重構科學倫理規范，建立學院科學、產業科學和政府科學的倫理規范體系，為不同角色科學家提供倫理價值規約和指引，這無疑是進一步推動科學與倫理、理性與價值融合的重要途徑。

5 結語

黨的十九大報告強調，科技創新是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應建立以企業為主體、市場為導向、產學研深度融合的科技創新體系?？梢哉f，正確認識科學家角色分化態勢并積極促進不同科學類型和不同科學家角色的互動合作、協調發展，對于推進科技創新體系構建具有重要意義。我們正站在新一輪科技革命的風口，為了更好地把握這一戰略機遇期，有必要對科學家角色分化進行持續的動態觀測和倫理審視，進一步優化科技治理，促進科學活動與經濟社會發展的良性互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