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受與流變：《大堰河——我的保姆》——在不同時期文學史中

艾青作為中國20世紀30年代現代派詩人代表，其詩歌自誕生以來就受到較大關注。艾青的代表詩作《大堰河——我的保姆》創作于1933年，詩中艾青飽含深情地表達了對自己乳母大堰河的贊美與追思，深刻揭露了舊社會下勞動婦女所受的壓迫。隨著時代的變化，艾青的詩歌在文學史中的評價也發生著改變。本文將分階段討論以《大堰河——我的保姆》為代表的艾青詩歌的文學史評價時代特點與接受流變。

一、與“左翼”話語策略的契合

《大堰河——我的保姆》誕生之初，便受到了兩位頗具影響的“左翼”文學批評家茅盾和胡風的關注。茅盾在《論初期白話詩》中對該詩作了極高的評價，認為他在寫底層勞動人民的痛苦生活時使用了細膩沉郁的筆調，而不像當時同主題的白話詩那樣普遍缺乏表現上的深入與情緒上的熱烈。

而另一位權威的“左翼”文學批評家胡風對于該詩從現實主義角度進行了剖析，肯定了艾青的創作價值：“健旺的東西原是潛在大眾里面，當不會使他孤獨的。”[1] 胡風更進一步剖析了艾青詩歌中的階級性，認為該詩體現了詩人對于自己階級的背叛。

在當時的“左翼”話語策略之下，文學批評帶有鮮明的政治色彩與階級意識，而艾青的《大堰河——我的保姆》正與這一歷史思潮相契合。在詩中，艾青背叛了自己的階級，痛恨自己是地主的兒子，并對勞動人民乳母大堰河表達了無限的愛意。

艾青雖出身于地主家庭，但自幼生長在乳母大堰河家中，與普通農民接觸密切，因而能深刻體會到農民的辛勞。反觀自己所出身的地主階級，艾青認識到，農民出身的大堰河才是自己真正應該感念的母親，于是他寫詩歌頌大堰河，歌頌中國大地上千千萬萬的善良的勞動人民。而這樣的對于自己出身的地主階級的反叛思想，正是“左翼”話語策略之下與讀者們的閱讀期待相契合的思想。由此，該詩在“左翼”話語策略之下受到極大的關注與肯定，并為其走向“經典”創造了良好的輿論環境與條件。

二、戰爭之下的邊緣化

《大堰河》出版不久后，中國進入了激烈的戰爭時期。隨著抗日戰爭的全面爆發，全民族抵御外辱情緒被點燃，此時國家正處于生死存亡之際，在這一時期的中國，讀者所需要的是激情洋溢的戰爭文學，需要的是能振奮人心、鼓舞士氣的熱烈文風，而詩中艾青對乳母的脈脈溫情顯然與這一時代的氛圍格格不入。

當時的中國所面臨的主要矛盾是抵御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一致對外，抗擊敵國，這是家國之情懷，而不只是局限于國內的階級斗爭。詩中艾青所控訴的是農民階級所遭遇的不幸，這是地主與農民之間的階級矛盾。在當時一致抗戰的歷史背景之下，人們無暇顧及國內階級矛盾，所以詩中所反映的問題就不那么引人注目了。

可以得出結論，在抗日戰爭時期兩個因素使得該詩被邊緣化。一是詩中對乳母無限的眷戀與溫情無法滿足抗戰時期讀者們所要的戰斗激情與高昂的士氣，二是當時中華民族反對日本侵略的主要矛盾已遠遠超出了詩作中所反映的國內階級矛盾。因此這一時期艾青的詩歌中，讀者較為青睞諸如《黎明的通知》、《火把》和《雪里鉆》等反映戰爭精神的詩歌，而《大堰河——我的保姆》則因為基調平和、溫情被明顯束之高閣，少有人問津。

三、新中國成立后的價值重估

新中國成立后，新文學發展重回“左翼”、革命道路，并且現實主義成為唯一合理的創作準則，該詩歌在新文學史書寫的熱潮下，又重新得到重視。表現為，在新文學書寫的熱潮下，《大堰河——我的保姆》因其階級性鮮明的現實主義特征而再次得到高度關注。

當時的文學史對于該詩在階級立場的問題上普遍給予了較高的評價。王瑤在《中國新文學史稿》中對艾青作了如下評價：“《大堰河》一首以真摯的感情刻畫了一個勤勞善良的舊中國農村婦女的典型形象，描繪了窮苦悲慘的舊中國農村，暗示著詩人對地主階級的叛逆和回到農民中去的愿望。”[2] 劉綬松在《中國新文學史初稿》中評論道，這首詩不僅屬于艾青個人，更屬于時代與社會。艾青背叛了他的家庭所屬的地主階級，而將自己的思想感情完全獻給了中國廣大勤勞質樸卻深受苦難的勞動人民。

正是由于艾青在這首詩上所表現出的對所出身的地主階級的背叛，使得其階級立場在當時是站得住腳的。文學評論也傾向于將這一詩作為艾青階級立場的自白書，同樣由于它的階級意義，此詩在“左翼”文學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四、文學評論的去政治化

20世紀80年代，受改革開放政策影響，文藝評論去政治化，不再局限于階級立場與政治價值取向。跳出了這一范疇，錢理群等著的《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對該詩在詩的藝術與形式上進行了肯定。認為它全詩雖不押韻，但每一節的首尾句短小而重復，中間幾行基本采用排比句式，且多長句，長短結合，利于確定基調與色彩，詩人得以盡情抒發與描摹，并贊譽艾青的詩體現了抗日戰爭時期主流派的自由詩體所達到的歷史高度。

《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雖也對《大堰河——我的保姆》一詩的階級立場進行了肯定，但它將視野擴展到了詩作本身的藝術成就之上，對于艾青的自由詩體作出了極大的肯定。這使得該詩的文學價值更為豐富和飽滿，而不只是一面階級斗爭的旗幟與意識形態的宣言書。

五、艾青創作之開端

大多數的文學史評價賦予了艾青的這首詩極高的地位，認為它是艾青詩歌創作的開端。如《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中評價道，艾青的“蘆笛”吹出的第一首歌便是給乳母大堰河的贊歌，作為起點，它密切聯系著我們民族多災多難的土地與人民。

《大堰河——我的保姆》作為艾青創作起點的看法在近20年的艾青研究中相當流行，謝冕稱此詩奠定了艾青詩創作的基石，楊匡漢、楊匡滿稱它是艾青詩歌的新紀元。諸如此類的評論都將它作為艾青寫作的重要起點，可見此詩的文學史地位之高。也有一些文學史在注重探索艾青早期詩歌的同時，削弱了該詩作為艾青詩歌創作的開端意義，如程光煒等著的 《中國現代文學史》中《艾青與七月詩派》一章。

總體來說，文學史將它作為艾青的創作開端，這在賦予此詩極高的文學地位的同時肯定了艾青在此詩后創作的成熟。但無論是否作為艾青的創作起點，該詩始終是一個受重視的重要歷史聯結點。

六、經典地位之確認

作品通過入選不同時代的選本而被逐漸認可，作品的經典地位往往是通過不同選本而共同參與確認的。

20世紀50年代，重要的詩歌選本如臧克家的《中國新詩選（1919-1949）》收入艾青的包括此詩在內的5首詩。20世紀80年代的詩歌選本如《中國新文學大系（1927-1937）》，收入艾青包括此詩在內的16首詩，其他重要選本如謝冕、楊匡漢的《中國新詩萃》、周興紅的《現代詩歌名篇選讀》在收錄艾青詩歌時均選入了《大堰河——我的保姆》一詩。

2000年以來的新詩選本，如楊曉民的《百年百首經典詩歌（1901-2000）》，只選入艾青的該首詩；張新穎的《中國新詩：1916-2000》與伊沙的《現代詩經》各收錄艾青四首詩歌，其中均包括此詩。

以上的詩歌選本不論選入的詩歌篇目有多少，都無一例外地選入了該詩。而某些選本則體現出了對于此詩不同的價值取向，如聞一多20世紀40年代在西南聯大編訂的《現代詩鈔》，其中選入艾青11首詩，卻沒選入艾青的該詩。在遠離戰爭和意識形態的西南，聞一多可以撇開政治等外在因素，專注于詩本身的藝術特色而進行選編，“可見，這首詩的重要性——至少在聞一多看來——并不在于其詩藝的成熟”[3]。

七、小結

自《大堰河——我的保姆》一詩誕生以來，文學史對其評價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階級、政治、意識形態等因素的影響，因詩中所表現出的對農民階級的贊美而受到“左翼”文學批評家的高度肯定。但更多時候我們忽視了這首詩本身的藝術特點，這首詩的階級意義之光環太過耀眼，而使得其藝術價值變得黯淡。或許在今后的文學史中，我們能夠看到更多客觀的、不帶有政治色彩的對于該詩的評價。

本文來源：《文學教育》：http://www.007hgw.com/w/wy/6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