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經》賦比興釋例

《詩經》是西周初年到春秋中葉最高文學成就的代表，其最基本也是最成熟的表現手法是賦、比、興。古今很多學者對賦比興的概念都有自己的界定。宋代朱熹的解釋最有代表性，他在《詩集傳》中說：“賦者，敷陳其事而直言之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興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詞也”。 朱熹的解釋突出了賦比興的特征，對讀者判斷別賦比興手法有很好的指導意義。魏晉時期的鐘嶸在《詩品序》中說:“文有盡意有余，興也；因物喻志，比也；直書其事，寓言寫物，賦也。”鐘嶸的解說突出了賦比興的文學功能，即增添詩歌的表現力，使之更加生動感人。這對創作和鑒賞詩歌都有很大影響。宋人李仲蒙說：“敘物以言情謂之賦。情物盡者也,索物以托情謂之比。情附物者也,觸物以起情謂之興。物動情者也。”他對“賦、比、興”的解說，最后都歸結到一個“情”字上面，這就更符合文學的審美特征了。朱、鐘、李三家從不同角度解說賦比興，各有其妙，是我們理解和鑒賞賦比興手法及其審美特征的鑰匙。下文試就賦比興的特征及其表達情感的功能玩味品賞一些篇目。

一曰賦。

“敷陳其事而直言之”、“直書其事，寓言寫物”、“敘物以言情”，這些界定告訴我們：賦，在表達方式上是兼有敘事、描寫、抒情和議論的；在修辭方式上是直接的，也就是不用婉曲的修辭手法，這一點與比興是截然不同的；在結構形式上是鋪陳排比的；在表達目的和審美效果上是抒情的。

賦是《詩經》最基本、最常用的表現手法，三百篇中大多數都用了賦的手法。《豳風·七月》鋪敘了奴隸們一年各個月份繁忙沉重的農事和雜役，描寫了一年四季自然環境的變化及其帶給奴隸們的感受，抒發了被壓迫被剝削者的痛苦和無奈。從開頭到結尾通篇平鋪直敘，幾乎很難找到什么婉曲的修辭。在形式結構上，篇幅較長，鋪陳與排比相結合，全詩八章的結構基本相同，語氣也基本一致辭。詩歌以一個奴隸的口吻來敘事，字里行間依稀可感勞動者在王公貴族的統治下終日勞碌卻不得溫飽、心有怨氣卻不得不討好主人的無奈與哀傷。賦是長于敘事和抒情的，《衛風·氓》就用賦的手法陳述了女主人公從戀愛到出嫁到操勞家務到被遺棄的經過，生動地描寫了氓求愛時的狡黠、急躁和信誓旦旦以及女主人公熱戀時的甜蜜相思和被棄后的痛苦抱怨。在敘事與描寫中，女主人公的哀傷甚至于憤怒的心情得到了很好地抒發。這首詩也成了描寫棄婦遭遇與心態的經典。《魏風·伐檀》一唱三嘆地描寫奴隸們在河邊砍伐樹木的勞動場景，表達他們對王公貴族不勞而獲的剝削生活的強烈不滿和諷刺。每一節都由兩個反詰句和一個感嘆句組成，用具有對比色彩的反詰句質問統治者不勞動豐盛的食物何來，用感嘆句反語諷刺統治者是不干活吃白飯的。《邶風·靜女》亦用賦的手法記敘和描寫男女青年約會、贈送信物的情景和幸福愛戀的心情。

《詩經》中十五國風有很多詩篇運用了賦的手法，但在《大雅》和《頌》中，賦的成份更多。《生民》、《公劉》、《綿》、《皇矣》、《大明》這組周民族的史詩，用賦的手法記敘了周民族自始祖后稷至武王滅商的傳說和歷史；三頌是祭祀樂歌，用賦的手法歌頌祖宗神靈的睿智圣德和文治武功。

二曰比。

“以彼物比此物”、“因物喻志”、“索物以托情”。比就是比喻。一般說，用來喻體總比本體更生動具體、鮮明淺近而為人們所知，以引起人們的聯想和想象。使用比的手法可以間接委婉而又形象地抒發情感。

比，在《國風》中俯拾皆是，而且形式多樣，有的詩篇用整體形象作比，但多數篇章是具體的比喻；有的用明喻、有的用隱喻。比的廣泛運用使得詩歌的語言更加生動傳神，表達的情感也更加含蓄蘊藉。老鼠因偷吃太多糧食和農作物嫩苗而長得肥碩無比，招人厭惡。《魏風·碩鼠》用碩鼠的形象來整體隱喻靠貪得無厭地剝削勞動者而養尊處優、長得油光水滑腦滿腸肥的統治者，生動形象而又委婉巧妙地表達了被剝削者的憤恨情緒。“蘧篨”、“鴻”、“戚施”都是指形貌丑陋、讓人惡心的癩蛤蟆，《邶風·新臺》以此委瑣卑鄙的整體形象來隱喻荒淫好色的衛宣公，對其強占兒媳的丑行極盡調侃挖苦之能事，表達勞動者對寡廉鮮恥的統治者的嘲諷。《衛風·碩人》以“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蠐，齒如瓠犀，螓首蛾眉”這六個明喻把貴族女子莊姜的美麗描畫得鮮活靈動，而“膚如凝脂”也因此被后世不斷沿用，成為描寫女子美麗的習語。

《國風》還常用比喻把抽象的心情甚至品德具象化，例如“我心匪鑒，不可以茹；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心之憂矣，如匪澣衣。”“未見君子，惄如調饑。”“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彼其之子，美如英；彼其之子，美如玉。”這些新穎活潑的比喻，大大增強了詩歌語言的表現力。

三曰興。

“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詞”、“文有盡意有余”、“情附物者也,觸物以起情”。興，就是先描寫非詩歌抒情對象的物象，以引出對抒情對象的描寫。《國風》中借以起興的物象大都是自然界的花草樹木、鳥獸蟲魚、山川河流、日月星辰，如爛漫的桃花、和鳴的雎鳩、猗猗的綠竹、皎潔的月亮等。這些物象本身就有優美的詩意。當然用來開頭的物象和詩歌的抒情對象之間或疏或密是有一定聯系的，因此興的作用也是有所不同的。興，從特征和作用上大致可分為以下三類：

第一類，只是開頭，起興的句子與下文意義不相關聯，且可套用。朱自清認為起興的原則是“由近及遠”，由于所歌詠的事物往往非當前所見所聞，或許不易驟然領受，于是乎從當前習見習聞的事指指點點地說起，這便是“起興”。又因為初民心理簡單，不重思想的聯系而重感覺的聯系，所以起興的句子多了，漸漸會變成套句，為人沿襲。我覺得朱先生的這些認識是很有見地的。《王風》、《鄭風》和《唐風》中各有一篇《揚之水》，都以“揚之水”起興，描寫河水激蕩之勢，引出的下文卻不一樣：《王風·揚之水》描寫征夫戍守邊關不能與妻子團聚的思念與憂傷；《鄭風·揚之水》寫兄弟二人不要聽信讒言而互相猜疑產生隔閡；《唐風·揚之水》寫一個癡情女子對心上人的追慕。《唐風》有《杕杜》和《有杕之杜》兩篇，前者抒發無兄無弟者的孤苦無助，后者表達女子對心上人的思念。《陳風》中的《東門之枌》、《東門之池》、《東門之楊》三首詩用以起興的物象相類似，表達的情感也有所不同。這些現象都表明：興，有時只是個起頭，而且可以套用。

第二類，興中含比，比興同體。起興句是發端，又是譬喻，在開頭的同時又能揭示詩歌描寫對象的特征或詩歌的主旨。《周南·關雎》的開頭“關關雎鳩，在河之洲”，既引出下句“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這一描寫男女情愛的主要內容，又以河洲上雎鳩鳥的關關和鳴聲暗喻男女好合，表達抒情主人公對理想伴侶的思慕。《周南·桃夭》寫女子出嫁，它開頭描寫桃樹燦爛的花朵、豐碩的果實和濃密的葉子，引出對女子出嫁的美好祝福。“桃之夭夭”的形象無疑會引起人們對新娘子的美麗容顏、婚后多子多福、興家旺夫的聯想，這就是因為這個起興的物象本就含有暗喻之意。《鄘風·墻有茨》三章分別以“墻有茨，不可掃”、“ 墻有茨，不可襄”、“墻有茨，不可束”起興，引出對宮闈淫亂的諷刺。同時以宮墻上的蒺藜既無法掃干凈又無法加以約束的特點巧妙地暗喻宮闈亂倫的丑事是掩蓋不住、抹煞不了的。墻上的蒺藜這一形象在一開頭就奠定了此詩辛辣調侃的基調。

第三類，在開頭的同時，描寫抒情主人公所處的環境，起到象征、烘托渲染氣氛等作用。《秦風·蒹葭》是一首蕩氣回腸的戀曲，訴說著癡情男子對可望而不可即的“伊人”的向往，而那用來起興的蒼蒼蒹葭、清清白露和主人公憂傷悵惘的心情互相映襯，為全詩營造了一個朦朧迷離、凄清傷感的氛圍，使全詩都籠著一層淡淡的哀傷，給讀者留下廣闊的想象空間，增添詩的韻味。王國維曾經贊譽它“最得風人深致”，而這正得力于“興”的烘托渲染之功。著名的《王風·黍離》描寫西周舊臣悲悼故國的憂傷心情。三章都以描寫行列整齊、長勢茂盛的黍子起興，只是按時間順序從苗寫到穗，又從穗寫到實。莊稼長勢喜人本是值得高興的事，但卻引起了抒情主人公的綿綿憂傷，因為這莊稼是生長在周的宗廟遺址上的，這象征著周室的被顛覆，作為周的舊臣怎能不觸景傷情呢？這就是以樂景襯哀情。這樣的開頭可以說是反向起興，從反面烘托抒情主人主的情感。《鄘風·相鼠》也反向起興，用“相鼠有皮”引出“人而無儀”，在反差巨大的對比中揭示詩的意旨——連人人喊打的老鼠都還顧及體面，你堂堂之人卻不講臉面，還活著干什么？對無恥之徒的斥罵毫不留情。這樣的反向對比式的起興手法讓詩歌言簡而意豐。

《詩經》中賦、比、興的手法常常綜合運用，只不過《國風》多用比興，《大雅》和《頌》多用賦。賦比興手法的運用，使《詩經》具備了永恒的藝術魅力，對后來的詩歌、散文，甚至名歌的創作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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