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邊城》的性別符號與民族形象一體化

自《邊城》問世以來，其中的意涵通過一代又一代人的閱讀而不斷增添新的內容，同時也在用新的角度去解讀文章的內容，展現了豐富多彩的文章解讀內容。在《邊城》的敘事中，主要以一種優美健康、自然和諧但又合乎人性的敘事形式，為人們重構了牧歌式的中國形象，也從側面反映了農業文明與工業文明之間的沖突，人們在解讀《邊城》時，忽略了另一個視角，即性別視角敘事。許多文章將分析角度放在了翠翠形象的分析上，但沒有將其上升在女性的角度，也沒有將其融入民族文化的敘事中，本文主要以文章中展現的民族倫理意識和性別符號表達作為切入點和分析的對象，將少數民族文化背后的淳樸與現實的人生常態緊密的聯系，張揚民族形象。

一、性別不平衡的作品表現

文學的主要來源是生活，但同時又高于生活，藝術作品的構造主要是為了作品的需要而不斷的構成各種各樣的情節，以此來展現人物的形象，而這些展現都是一種不自覺的行為。在文學作品中的性別特征和性別描寫，主要受人們的文化觀念影響，人們通過自己的文化觀念為作品中的人物設置不同的條件因素，當然在性別的描寫中，與人們所處的環境、社會、經濟、文化等關系密切[1]。如今，性別敘事也成為了一種藝術表現形式，人們可以通過作者表現的性別符號來解讀作品的基調和情感的特征，以及與性別有關的文化觀念。

在沈從文的筆下，描寫了許多與女性有關的文章，主要圍繞女性的戀愛、婚姻、家庭等題材展開，以湘西民族的獨特性為背景，描寫了少數民族的奔放與率性。比如在有關苗族系列故事中，《七個野人與最后一個迎春節》、《龍朱》、《神巫之愛》、《旅店》等，將湘西少數民族的率性展現出來，也通過人物塑造將少數民族的野性充分的展現，他們的野性是自然的，是不加修飾的，具有原始的大自然的蠻荒性格。此外，作者也為讀者塑造了一個人間樂園式的民族居住環境，一切都是美的，沒有世俗雜陳的眼光和評判標準，無論是鄉村的婦女還是妓女，都具有生命的活力，也是美麗的象征，她們率真直爽，個性張揚，體現了作者健康、自然的人生形式。

在《邊城》的敘事中，對于少數民族彪悍、率性、雄強的一面充分地體現出來，對于細碎的事物的描寫，反而讓讀者更容易感受到的卻是詩意的生活畫面，在人物的敘事中，有些被作者省略性的描述，比如對于文章中的人物翠翠、順順的妻子、翠翠的母親以及吊腳樓的妓女等，都在作者帶過式的描寫中展現，這些被作者忽略掉的女性，也體現了現實生活中女性社會地位的地下，作品中的男性成為活動的主體，他們是慷慨豪放、誠實勇敢的代表，他們擁有正直和平、淳樸的理念，而女性則被大的環境所忽略，也被人們的意識所忽略[2]。

二、詩性藝術表達的性別符號

對于性別的不同敘事看法主要體現在兩個層面，第一層面是自然的性別屬性，自然界中的性別區分，另一層面是社會中對性別的區分，社會中的性別地位是隨著社會的變化而不斷變化，主要與政治、經濟、文化等關系緊密。在《邊城》的敘事中，主要以詩性的敘事為主，以人性的善美為基礎，并與自然的景物相融合，與人們的樸實相聯系，最終譜寫的是典雅的民族之歌[3]。

第一，性別敘述主要體現在以女性為敘述焦點背后的文化邏輯。《邊城》的敘述視角以第三人稱的全知全能的視角為主，將故事的發生環境以及故事的人物關系等全面的展現出來，但不同的是，在《邊城》的全知視角中，又有不同程度的聚焦，作者將主要的焦點放在了翠翠和她爺爺的生活方面，以翠翠和爺爺的思緒作為故事發展的線索，推動故事向前發展。同時在余暇時間里，將有關的人物一一融進了翠翠和爺爺的生活中，比如儺送、中寨人過渡等事情都是在他們的生活中才出現的。而從整體的敘事來看，女性又成了被動的，翠翠的生活是被動的，她的生活狀態也是被動地展現在大家的面前，也在被動中由他人介入，因而，在主要描寫女性的文章中，女性又成了被動的個體，文章中充滿了詩意的矛盾。

第二，《邊城》中婚戀關系中性別權力結構。在傳統的婚姻中，主要以男性占主導，女性多是被動的，在這種傳統的模式下，人們已經成為習慣，但在《邊城》的敘事中，卻給人們以反差性別審美，翠翠的母親為了自己的愛情大膽主動的追求，以自然的婚戀方式展示了男女平等、愛情自由的浪漫。然而，浪漫的婚姻愛情在現實生活中形成了悲劇，翠翠的母親是自主的，也是勇敢的，給人們展示了不一樣的性別敘事視角。而翠翠則是沉默的，她在婚姻中是一個服從者，在家庭地位相差比較懸殊的情況下，男方成為了主導者，女方卻成了邊緣人[4]。而爺爺在身份的處境尷尬中，也成了沒有話語權的邊緣人。性別地位的交錯，讓詩性的敘事充滿了歡愉的悲劇色彩。

第三，《邊城》中對女性角色的選擇。在該文學作品中，作者對女性的角色有偏向性的選擇，比如翠翠，她是作者集中筆墨描寫的人物，但她被作者集中筆墨描寫為一個由小姑娘向少女過渡的人物形象，她具備小姑娘的單純與可愛，她整天與爺爺一起擺渡，送人接人過河，在渡河人的眼里是可愛的。但是，作為女性，她是不自由的，她有自己的情感，有自己的人生追求，她不是男性的附屬品，然而在文章中，她是被動的，也是孤獨的，她要被動地接受婚姻的安排，要被動地參與到他人的生活中，她的心思無法向爺爺訴說，只能寄托在大自然的事物中。作者以全知視角的敘事方式將翠翠的內心感受全部展現出來，讓這個充滿神秘色彩的角色真實存在于讀者的腦海里，直到最后，這個沉默的女性主動地選擇了自己的生活，她依然作為擺渡人出現在渡口，她的目的是要等二老儺送歸來，但是，這個等待是沒有交代結果的等待，在作者詩意的敘事中，女性的悲劇就在悄無聲息中鋪展開來。

第四，《邊城》中兩代女性的悲劇展現了民族文化歷史。在作品的開頭就交代了人物的身世背景以及生活的環境，作者利用人物的身世背景從側面反應了爺孫二人的生活環境和生活狀態，為爺爺的頑強與勇氣做了補充說明，同時也為主要人物的愛情悲劇埋下伏筆，翠翠在生活中沒有像母親那樣積極主動，她以被動的生活狀態參與著每天的生活，但是最終她的愛情也迎來了悲劇，由此可見，生活方式完全不同的兩代人，最終的結果卻完全相似[5]。通過兩代人的愛情悲劇演繹，反應了現實生活中女性生活的悲劇。

三、性別文化體現的民族形象

湘西文化是沈從文先生開辟的新的創作環境，將鄉土文化與審美深入地結合，沈從文先生用獨特的敘事視角將少數民族的淳樸與野性很好地展現出來，讓少數民族生活的環境以健康向上的基調展現出來，給人們展示別樣的湘西世界。

在《邊城》的描寫中，性別的文化價值在文中起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少數民族生活的大環境中，依然無法完全脫離傳統的男性積極主動而女性被動的思想，同時，也由于社會地位的差別，使得女性在話語權方面成為了一個“沉默者”，在淳樸的鄉民中間，也存在不單純的心思。而在翠翠婚事中，也隱約反應了新工業與農業之間的沖突，在傳統的社會中，只要提倡“男主外，女主內”，說明女性在家庭中有她們的用武之地，但在工業發展的環境中，女性在主內方面也會被質疑，這是對女性能力的質疑，同時也是女性地位向邊緣化轉型的前奏。

《邊城》敘事時間仍以農業為主，但與此同時也夾雜資本主義經濟因素時代的敘事，比如在茶峒城街中依靠船運和人力進貨的方式就是商業社會的因素，而這些因素的構成者全為男性，女性的地位卻成了最模糊的，女性的社會地位、經濟地位以及家庭地位都成了比較模糊的描寫，由此也將女性的地位放置在了最底層。文章雖然以翠翠與大老、二老的感情婚姻進程，但實質卻用詩意的敘事反映了民族倫理和農業文明與工業文明之間的矛盾，以及少數民族文化和儒家文化乃至性別的沖突。但在文章的敘事中卻以優美的文筆表現出來，用詩意的形式表現了非真實的湘西世界。

結束語

在《邊城》的敘事中，作者用全知視角敘事模式將少數民族婦女與大自然聯系在一起，通過對大自然的描寫反映了現代社會的發展與落后人們的生活之間形成的對立，也讓工業文明的發展與農業文明之間產生沖突，反映了人類社會的發展與前進方向。

本文來源：《文學教育》：http://www.007hgw.com/w/wy/6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