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幅職業記者的藍圖——試析邵飄萍《實際應用新聞學》對記者的構想

邵飄萍是中國20世紀初期的著名報人和新聞學家，1909年畢業于浙江高等學堂，1911年任杭州《漢民日報》主編開啟職業報人生涯，后在《申報》、《時報》及《時事新報》主筆，并于1918年10月在北京創辦《京報》。

邵飄萍擅長新聞采訪，著有代表作《實際應用新聞學》，北京京報館民國十二年（1923年）出版，是我國最早的新聞采訪專著之一。該書以“外交記者”的工作為主線，“外交記者”一詞據邵飄萍書中記載，系取自日本人所著的《新聞學》，所指的就是進行采訪取材的記者，在英語中稱為reporter，與“評論記者”相區別。

20世紀初的中國新聞界，可以說處于“野蠻生長”的萌發階段，隨著社會變革的擴大，報業呈現出混亂多元的局面。《實際應用新聞學》一書提出了高水準的新聞業規范，并勾勒了一幅中國現代職業記者的藍圖。

一、去個人化的職務行為

從19世紀70年代國人開始自辦報刊至20世紀20年代，報人被認為是論政報國的文人，其最佳歸宿是通過辦報實現政治理想后，掌握政權從而達到“從政治國”的人生理想。民國初期，社會職業開始相對自由地流動，這是形成民國初期新聞職業的社會條件，職業意識也終于開始萌芽，而職業組織的漸漸建立，為新聞職業團體捍衛自己的利益提供了基本陣地。

邵飄萍對于記者的理解，反映了這股的新的思潮。縱觀邵飄萍的論述，可知在他的思想中，記者首先是一個職業，是以完成報道任務而存在的，即使記者的工作對于個人而言可以產生附帶的功能，比如結識名流、影響局勢等，但都不能看做是記者的第一要義。

既然記者是一種職務，就應當需要具備職務規范。邵飄萍在《實際應用新聞學》中多次對記者作為一種職務提出要求，主要為三點：第一，記者心中不能抱有階級觀念；第二，記者的職務高于黨義；第三，個性拋棄。

首先，“記者絕無階級之觀念”，理解這句話，需要放到當時的語境中去。

在談及記者的品性時，邵飄萍先指出，“上自國務要人、大政治家、大學問家、大資本家，奸人敗類、以至卑官小吏、輿夫走卒，皆外交記者所可與接觸之人物。”基于這個判斷，邵飄萍提出論點，“外交記者心目中絕無階級之觀念，惟以如何乃可盡其職務為交際活動之目的，故其品性為完全獨立，不受社會惡風之熏染，不為虛榮利祿所羈勒，是為養成外交記者資格之先決問題。”

在這里，“階級觀念”理解為“階級偏見”較合適，意思是，記者不可抱有自身的階級預設，先入為主、戴著有色眼鏡去看待周遭的各色人群，而是應該本著實事求是的態度，廣泛交際各種人物，無論是上層的要人，還是底層的人們，甚至是“奸人敗類”，出于采訪報道的需要，都需要充分接觸。記者作為一種獨立職務，應當以職業的眼光，實事求是地去同人接觸。

第二，記者的職務高于黨義。在論述政黨記者的時候，邵飄萍提出了“職務第一，黨義第二”的論點。這里所論述的政黨記者，指的是報社派駐政黨進行常務報道的記者，他指出，即使是個人作為黨員的政黨記者，也應當將記者的職務放在優先位置。

第三，“個性拋棄”。這里所說的個性拋棄，指的是記者應當作為報社的一個組成部分開展工作，而非突出自我的面目。邵飄萍的一大主張，就是認為記者從事報道不應署名，而應以報紙整體示人，邵飄萍論道，“凡報館之外交記者等，皆應盡忠于報紙，為報紙造成名譽而拋棄個人之出風頭。凡所活動，皆為報紙而非為個人之名譽，故主張個性拋棄。”

二、靈活的工作手段

在《實際應用新聞學》中，邵飄萍不僅介紹了當時采訪器材使用方法，還傳授了訪問的方法，以當今新聞界的術語而言，就是突破信息源的手段。記者的工作手段集中在于三個方面：交際、應變和用計。

第一，專于交際。邵飄萍說：“外交記者活動之第一關鍵在于交際”。對于記者而言，交際是必須擅長的技能，新聞工作的重要內容就是獲取人際間傳播的信息，通過交際獲取信息自然成為一種重要的手段。值得注意的是，記者的交際不在于自己的私利，或對于個人的好處，而在于收集報道材料，“惟以如何乃可盡其職務為交際活動之目的”。

第二，臨機應變。邵飄萍指出，記者的職務，都是在時間分秒上競爭，所以“外交記者之態度，每因人而施，臨機應變，不能拘于常格。”

記者以取材為目的進行交際，但當交際不能順利達到原本的取材目的時，邵飄萍建議記者應當臨機應變，充分利用已有的條件，從旁突破，搜集相關的信息。例如當等待訪問某人的時候，等候兩三個小時是常有的事，這時候記者除了等待采訪，還可以做兩件事：“1．注意其建筑及陳設之字畫寫真、書籍玩品、往來電話、男女仆役之言動……以研究其人之嗜好知識、往來友朋、家庭生活以及鴉片賭博等事，但決不可翻閱函件，或竊窺竊聽，以免有損尊嚴，此為與偵探行動相異之點。2．如同座有來賓甚多，不妨擇其佼佼者略與攀談，知其來意，或反得意外的新聞之線索也。”

第三，善用計謀。上文所說的臨機應變，具體到手段上而言，便是記者需要在不同的計謀、采訪技巧上轉換使用：

不露真面。這種手段的理由基于記者的“去個性化”，記者的采訪是一種公務，因此不必表露真實的個性面目，這也是面對不同對象開展工作的一種“偽裝”。書中寫道：“無論何種人物皆須與之周旋，只問其人當時所處地位與新聞有無又系，不問其功罪善惡，有時精神上固稍覺痛苦，然為盡其職務計，不使以真面目示人也。”

善用擒縱。擒縱就是通過挑戰或附和的手段使對方說出記者希望得到的信息。邵飄萍的方法分兩步，首先需要掌握對方的背景信息，如黨派、經歷、地位，來判斷采取何種擒縱的方法；然后，“當其談話奔放時，則設法擒之。若其沉默，則設法縱之。”在“縱”上面 ，可以“略提其生平得意之事”；在“擒”上面，可以“以被反對之人挑之，或反面質問，令其自證”；或者采取“旁面質問”的方式，使對方不易于察覺。

利用反對黨。這是邵飄萍在政治采訪上提出的一種手段，思路就是利用兩個競爭的政治勢力，來互相針對對方取材，這樣能取得對方所想遮掩的東西，新聞也就此出現。同時，利用反對黨獲取的信息也需要核實，因為“反對黨所宣傳者半為不實，則又當從他方面證之，行則即為一方所利用矣。”

“不發表”的策略。記者采訪的目的是取得材料，最理想的狀態是取材可以立刻發表，但是在一些客觀條件的限制下，取得的信息可能不被允許發表，邵飄萍寫道，“外交記者對于不能發表之新聞仍須視為重要而切記之，蓋世間所有之事實，原非盡供發表者，惟知其秘密，則與觀察他種有關系之事，亦屬有益，且遇秘密性已過去而敘述原因結果時，即可資以應用，不能謂不可發表之事遂無足重輕而置之度外也。”

三、系統的職業保障

邵飄萍提倡記者的職業性。記者作為一種獨立的職業，新聞自身就是目的，要反對為政治派別說話、為資本財團說話的思想，新聞不是某一勢力的工具。

作為一種職業，邵飄萍重視記者的從業規范。

第一，來源保密。職業記者只從屬于報社的領導，所以沒有義務主動告知消息源，尤其在一些觸及利益的敏感信息上，對信源實行保密是合理的，“若不守此義，而以其來源告知社外之人或陳述于官廳，乃為最不道德之事……故嚴守來源之秘密，一方為道德問題，一方又為利害問題，外交記者及報館主任，皆不可不知也。”

第二，職務行為權責分明。邵飄萍認識到記者與文人、作家的區別，那就是記者絕不是以個人形象出現的，不是“獨行俠”，而是有組織化的報社中的一個職員，是一種工作。他指出，“各國之大新聞社，內部分科組織，階級繁復而井井有條。我國則新聞事業尚在極幼稚時代，即如上海所稱全國最大之報館，然內部亦尚嫌其過簡。”在邵飄萍看來，報社的“每部之中，又分為若干門，皆有專任之記者，此與編輯部之分科成不紊之系統者也。”

之所以強調記者是報社系統中的一環，而不突出自己個人的分量，在邵飄萍這個辦報經驗豐富、屢受當局迫害的資深報人看來，實際上是對記者工作的保護。一旦限定了記者只是一個職員，所寫的報道是報社的指派任務，那么對外面對壓力、承擔責任的便是報社主管領導，而非勢單力薄的記者個人。

第三，內外互勤。這一主張旨在解決記者的職業可持續性問題。采訪記者的工作生活常不規律，“外交記者之活動，與醫生、律師等同—階級。政治上、社會上之事故，不知具何時發生，外交記者隨之而活動，有時不眠不食亦不覺其苦：故外交記者之生活，每最不合于普通衛生之規則。”

長期從事不規律、高強度的工作，記者人員無論是生活質量，還是工作質量都不免受到影響。邵飄萍給出的解決方法，便是實行記者和編輯的“內外互勤”的方案：“二年或三年令外交者歸為編輯，而編輯者出為外交（此就一二最要者言）。蓋永遠在外、過于辛勞；永遠在內，久則不知外間之空氣，編輯人實有在外活動之必要也。”

邵飄萍的新聞理念，對后世的影響是巨大的，當代的重要新聞學理念都可以在他的論著中找到影子和源流。在《實際應用新聞學》中，邵飄萍的一個重要思想就是記者的“職業化”理念，作為職業的記者不僅既脫離了文人的隨意性，而且通過新聞機構的體制建設，各個“工種”的記者達到權責分明。當代的新聞專業主義，無不體現著這一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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