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被遺忘權”在新聞版權保護領域中的矛盾與適用

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和飛速擴張，個人主義開始覺醒。在現如今的環境中，公民越來越注重公民自身權利，這些權利不光包括財產等實物權利，也包括關于一些精神上的權利。在這些精神權利之中，“被遺忘權”因2014年5月14日的“岡薩雷斯案”而逐步進入大眾視野。2014年5月13日，歐洲法院對“谷歌西班牙案”作出判決，確定 《歐盟數據保護指令》 對互聯網搜索服務提供商適用，搜索引擎應負有對“不適當、不相關、過時的數據信息”的刪除責任，否則將侵犯公民在網絡領域所享有的信息“被遺忘權”。①

一、“被遺忘權”的基本概念及研究現狀

研究“被遺忘權”的現狀以及適用中的一些矛盾，我們應該從其概念入手研究。被遺忘權的基本涵義是:賦予信息主體要求信息控制者刪除與信息主體相關的歷史信息的權利。②這樣的概念本是針對于那些犯罪之后接受處罰回歸正常社會生活時，這些罪犯有權要求自己的犯罪記錄不再向他人公開的權利。作為人的常態的遺忘在如今數字社會，反倒變成了罕見的事情。你不記得或者是你不想記得的東西，每一個你所使用過的數字平臺都幫你記得一清二楚，這儼然已經成為了我們“數字皮膚”上的一道刺青。

“被遺忘權”的明確定義最早出現在1995年由歐盟頒布的《歐盟數據保護指令》中。2012年，歐盟又對這個法案進行了完善與修改。被遺忘權是指信息主體有對已被發布在網絡上的，有關自身的不恰當的、過時的、繼續保留會導致其社會評價降低的信息，要求信息控制者予以刪除的權利。③法國、意大利、西班牙也都在本國的法律修訂中緊隨歐盟的腳步。

2012 年，韓國在修訂后的《信息通信網絡的促進利用與信息保護法》中也增加了“被遺忘權”的規定 。④在這個權利實施過程中的重點在于信息自決和這些負面消息的時效，也就是說我們完全有權可以自己決定一些關于自身的負面消息的去留，以來避免這些“過時的”負面信息帶來的消極影響。

對于“被遺忘權”，歐盟與美國有兩種不同的態度。在有關版權的法律法規上，歐盟的法律法規一般在用戶方面讓渡的更多，而美國則更加嚴格。美國的相關法律法規對“被遺忘權”的權利主體進行了更加嚴格的限制。2013 年 10 月，美國加州第568 號法案——“橡皮擦”法案正式簽署，并于 2015 年 1 月 1 日正式生效。⑤這一法案的頒布表明在美國，未成年人也有權對自己的上網痕跡采取一些行為。

二、“被遺忘權”在實際中的矛盾和問題

互聯網時代，我國在新聞版權保護領域也在不斷做出努力。“避風港規則”的出現給許多例如今日頭條這樣只做“新聞的搬運工”的公司打法律“擦邊球”的機會。隨著網絡新聞版權侵害案例不斷增多，我國相關監管部門針對“避風港原則”修正提出了“紅旗原則”，即明確標出作者以及不準轉載的文章在被發現侵權時，不得以“避風港原則”進行申訴。這些關于網絡版權的法規出臺和最近幾年對網絡新聞侵權案件的審理等，表明相關部門對網絡新聞版權的重視和廣大民眾版權保護意識的增強，但在具體實踐中，仍需要進一步探索其適用范圍和可行領域。

“被遺忘權”和“隱私權”上有一些相關之處，但也不是完全對等的關系。在大數據時代下，我們可以把“被遺忘權”看作是“隱私權”的延伸，權利主體完全有權利自主決定將哪一些信息公開給他人。而與此同時，“被遺忘權”與受眾的知情權和言論自由三者之間產生了博弈。

美國國內對“被遺忘權”的態度沒有歐盟國家那么熱烈，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被遺忘權”的適用情形與美國國家所倡導的“言論自由”在一定程度的違背。可預見的結果是，谷歌等互聯網公司為避免高額罰款必定會寬泛對待用戶的刪除申請，最終對言論自由產生寒蟬效應，減少 “意見市場”。⑥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言論自由的空間被壓縮，使得因為“被遺忘權”的后顧之憂，導致發聲的人越來越少。

除了上述的矛盾以外，“被遺忘權”在以下幾個方面也都存在這一定的矛盾。第一，被遺忘權將使新聞傳播公信力面臨挑戰。網絡新聞是網絡數據的重要組成部分，當“被遺忘權”的使用主體范圍擴大之后，網絡新聞的發展必然會受到阻礙，這會使新聞公眾和專業人士面對一個信息困境；當新聞中出現的人物主體開始有權決定新聞事實能否公之于眾的時候，我們就要思考衡量新聞價值的標準是否已經發生了改變？

第二，被遺忘權將阻礙互聯網行業的高速發展，影響企業經營能力，甚至成為企業發展的阻礙。“被遺忘權”在實行過程之中，需要實行刪除義務的是相關的網絡平臺，這些網絡平臺可能因為這些附加義務的出現或增多，產生負面效果；當一個行業的準入門檻變高的時候，這個時候的市場就會容易出現寡頭壟斷的現象，使得市場的競爭不再是一個良性有序的環境，這自然不利于互聯網行業相關公司的發展與運作。

第三，被遺忘權一定程度上可能會損害公眾的信息知情權。在面對一些惡性犯罪事件面前，這些關于罪犯的相關信息理應保留時間較長，即使這對改過自新的罪犯是一種名譽上的侵犯。在受到法律判決的相關罪犯回歸社會時，我們有理由相信這些罪犯在回歸自己的生活的時候，是金盆洗手，改過自新的；但是在面對一些重罪罪犯時，普通民眾也應該擁有自己的知情權，從而保障自己的人身安全和財產安全。

2015 年，任某在某度公司的網站上搜索時發現該公司網站上有大量“陶氏教育公司任某”等信息及相關鏈接。任某多次請求某度公司刪除與其相關的信息，但該公司并未理睬。任某認為陶氏教育存在頗大爭議社會評價較差，與其有直接的利益相關性，于是其將該公司訴至法院主張依據被遺忘權要求某度公司能作出技術處理，在搜索其名字時將“陶氏教育”等關鍵詞屏蔽。⑦這是中國國內首次認定“被遺忘權”的案件，但是在這起案件中，法院作出了與“岡薩雷斯案”相反的判決。此案中，任某某在網上的相關信息并不是負面的，而是其真實的工作經歷，并不能因為其主觀的判斷，就刪除這些內容。

一個人決定一個信息刪除與否，理由大多出于其內容已經過時代，或者其對自身的控告已經不再真實；在新聞傳播領域之中，決定一篇新聞的傳播范圍和時間的是一篇新聞的新聞價值，新聞價值的界定又因為主體的多樣性而改變。在某些特定場合，二者就會起沖突。“岡薩雷斯案”中，最后谷歌敗訴，刪除了相關報道。但是只是刪除了他以自己名字搜索時的鏈接，通過其他相關關鍵詞仍然可以搜索到這篇報道，并沒有完全的刪除這篇新聞報道的來源。也就是說，這篇文章還沒有完全地“被遺忘”。關于岡薩雷斯的新聞報道只是一個法院的通告，即使刪除也不會有太大影響，但是在韓國素媛事件中的嫌疑人趙斗淳作為一個嚴重的危害社會安全并且毫無悔改之意的犯罪嫌疑人，理應讓社會民眾知道這個犯罪嫌疑人的照片和其他一些相關信息，能夠在加強社會治安上起到一定作用。而如果讓這樣的犯罪嫌疑人行使“被遺忘權”，對社會其他民眾的權利其實上是一種侵犯與危害。

三、結語

“被遺忘權”的出現代表著個人數據權的內容范圍的擴大。在現如今數據時代，公民的財產權利不僅包括物質財產，也包括用戶在相關數據平臺上的數字遺產。而數字遺產的出現與監管，也標志著研究的重點將轉移到個人數據財產權上。

在大數據時代，面對大量的隱私泄露和信息販賣，“被遺忘權”的出現以及逐步受到重視，固然是公民對自身相關權利的一種覺醒。雖然關于被遺忘權在國內學者中還未達成一致，但這進一步推進了大數據時代個人信息保護的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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