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體育新聞報道主流敘事的嬗變

一、“高度政治化”與宏大敘事（1949—1978）

根據清華大學政治學教授景躍進觀點，我國建國70年有一條“正反合”的歷史發展軌跡：從高度政治化到去政治化，再到重新政治化。新中國成立初期，國內的新聞媒體并不發達，專業的體育媒體少之又少。1949年，新中國成立僅14天后，《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就報道了北京體育大會的相關情況，開啟了我國體育新聞報道的大幕。1950年7月1日，《新體育》的創刊標志著新中國最早的體育專業期刊出現。而中國最早的專業體育報紙《體育報》更是到1958年才出現（1988年7月1日更名為《中國體育報》）。當時體育專業報刊的讀者受眾是各體育機關或體育相關部門的領導，報道的內容大多是宣傳體育鍛煉的方法和競技體育取得的成績。體育新聞大多都政治色彩濃厚，專業性差，報道水平落后。

當時新聞媒介的功能單一，即為宣傳。這與拉斯韋爾（Lasswell）的宣傳理論不謀而合。國家行政機關有一個“精心策劃的長期宣傳策略”，將體育塑創造成新的象征符號，在受眾中形成“國運盛，體育興”的特殊情感。體育新聞報道都是絕對為國家的政策服務的。“黨直接控制各個信息傳送機構，使它們成為附屬于自己的工具”。①新聞業界表現出絕對的政治導向性，形成一種完整的使世界觀權威化的架構。

盡管當時的體育新聞對國外的報道很少，但其中對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這兩種國家形態的態度很是涇渭分明。對社會主義陣營的兄弟國家，媒體選擇“友誼第一、比賽第二”的報道范式，犧牲部分競技體育的對抗性來突出中國對兄弟國家的友誼之情。如：1961年，新中國首次承辦了國際性的體育大賽——第26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新華社發表了一篇《運動員之間友情洋溢》的報道，宣揚我國運動員與兄弟國家的運動員之間友好相處，到處都是歡樂、友好的氛圍。對于資本主義國家的報道，文中則無不用其極來諷刺與嘲笑資本主義國家制度的腐朽以及資本家的殘暴。

二、“振興中華”與集體記憶（1979—1992）

1978年以后，國家無論在經濟社會、文化教育還是科學技術上都算得上滿目瘡痍，在國內中國不僅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努力實現中國民族的偉大復興；國際上要重新樹立自強不信的民族形象，提高國際地位。所以，中國需要一種強烈地增強民族自尊心的精神。體育新聞自然成為傳播以“振興中華”的愛國主義情感的重要手段。1981年，中國女排獲得了第一個世界冠軍，北大師生喊出“振興中華”的口號。此后女排贏得五連冠，中國女排成為了中華復興的代名詞。前中國奧委會秘書長魏紀中坦言：“奧林匹克精神和理想，首先是愛國主義的，有著明確的民族復興、國家富強的目的”②。

“中國女排”一詞是80年代整個中華民族構建得最鮮明的集體記憶。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在其導師涂爾干“集體意識”概念的基礎上，從社會文化的層面，將集體記憶定義為社群、階級或民族對過去共同經驗的記憶，且集體記憶的形成就是群體認同的誕生。對于形成集體記憶，首先是社會群體對自己共有的身份有一種認同意識。那個時候，國族身份意識通過女排奪冠這種國家符號激發了國家意識的覺醒。“中國女排”更是一種對于中華民族的認同，是愛國主義情感的另一種表達。魯光1981年在《當代》雜志上發表報告文學《中國姑娘》，一時間洛陽紙貴。其中寫道：

這是一曲振奮人心的搏斗之歌。它的主旋律，就是祖國的榮譽高于一切！人們把體育比喻為一個民族精神的櫥窗。③

三、“娛樂至死”與“再政治化”（1993—2008）

在全球化的洪流中，我國進一步推進市場經濟制度的變革。經濟成為社會發展的主要動力，迅速滲透到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新聞媒體不能再像原來那樣，只靠國家財政撥款，“媒體必須自己去打拼市場，自己養活自己，自己發展自己。”④媒介產業化開始啟動。以競技體育為主的體育競賽在國際上頻頻獲得好成績，同時體育產業高速發展，國內不管是職業化體育賽事的增加，還以健康觀念為核心的群眾體育的興起，這都造就了體育新聞的消費市場。

新世紀以后，主流媒體的體育新聞報道又有了再政治化的趨勢，特別是在2001年，我國獲得奧運舉辦權后，國內一些體育報道不僅以宏大的題材為敘事主體又采取一種宏大敘事的方式——一切皆為奧運服務。景躍進教授也將這一時期的中國劃分再政治化階段。所謂再政治化，不僅是指面對日益沖突的社會問題與日益尖銳的社會矛盾，無法繼續就事論事的進行技術型應對，而必須重拾總體性的政治化思路⑤。體育新聞中提到的基礎建設、民眾的志愿服務甚至小到環境衛生，一切與奧運掛上鉤。這段時間的體育新聞廣泛使用“新北京”、“百年奧運夢”等詞語營造一種——贏得舉辦權=實現中國現代化的錯覺，來規訓大眾的認知。這種意識形態和民族復興這種抽象概念聯系在一起，有時被稱之為“空洞的政治功能化”的宏大敘事。⑥

盡管這一時期體育新聞娛樂化傾向明顯，但在社會“大轉型”的趨勢下以及成功申辦北京奧運的具體影響，體育新聞政治性的話語還是潛伏在體育新聞中。

四、新聞專業主義與“以人為本”（2009—至今）

對于新聞專業主義的內涵，學界眾說紛紜，并沒有形成確定的概念。上世紀40年代基于“社會責任論”，“自由表達”思想成為調整政府和報刊關系的“職業化”思路⑦。2008年以后其觀點的表達更為自由，媒體包容了更多元、看上去甚至“冒犯”的觀點。2016年初，著名記者趙瑜披露了他的報告文學《馬家軍調查》中被刪的一個章節。讓大眾知道了當年“馬家軍”的優異成績是被藥灌出來的。17年前，那樣的內容因條件所限并不能公開，而現在終于可以自由表達。傳媒是“社會公器”，要“培養公共責任意識”⑧。體育新聞報道中涉及更多對體育界發生貪腐等問題的揭露，媒體起到輿論監督的職能。例如在中國足球打黑行動中，相關媒體的系列報道。記者是社會的觀察者、事實的報道者，強調記者對自身的“身份認同”。所謂“鐵肩擔道義，妙筆著文章”，新聞從業者更多強調社會責任感與人文精神來消解娛樂化傾向。

2008年成功舉辦奧運會后到現在也就是我們通常說的后奧運時代，正是因為北京奧運會的成功舉辦，它成為是中國體育發展的一個拐點，人們對體育的認識發生了巨大轉變。科學發展觀的引入，使體育從重視競技體育的“錦標主義”帶關注人本身的“以人為本”。體育報道不再至重點報道奪金點、奪金人，也會注意在體育比賽里追逐夢想的失意人。群眾體育也廣泛受到關注，觀眾對非熱門賽事和娛樂性內容投入更多注意力，甚至群眾更多的積極參與體育運動，馬拉松等體育賽事活動多地開花。關于北京申辦2022年冬奧會成功的報道，特別是民間輿論場在中，不再像2001年時那樣絕對地將體育與“國力強盛”、“民族復興”聯系在一起，更多的媒體注意到的是“人民”，所謂新中國最鮮明的社會本色，例如北京—張家口地區的空氣污染情況、北京地區的交通情況等直接與群眾息息相關的眾多情況。

五、余論

“新聞是時代的鏡子和脈搏，它記錄著歷史的進程，反映出時代的動向。”建國70年來，我們發現體育新聞的主流敘事一直隨著社會的發展而變化，每一階段的體育新聞都相對于其他階段有明顯的特點，這種階段性與時代的變動密不可分。

本文來源：《視聽》：http://www.007hgw.com/w/xf/950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