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設性新聞：一個“傘式”理論的建設行動、哲學和價值

2018年2月15日，《衛報》推出《正面(The Upside)》新聞系列，關注那些可能解決世界上最緊迫問題的創業項目、創新方案、創見領袖和創導運動。迄今為止的19篇全球性新聞報道，共通之處在于為解決全球最為棘手的問題挖掘答案、尋求解決、推進運動和發起倡議。不再甘當鏡像世界，而是力求塑造世界，這類新聞形式正在歐美國家迎來一段快速發展時期，它們有一個共同的術語標簽：“建設性新聞(Constructive Journalism)”。

“建設性新聞”明確的概念形式始現于2008年的丹麥，在歐美新聞業界的實踐已達十年，有賴于業界的推動而頗受新聞教育界的青睞，學術研究的累積影響在近兩年尤其引人矚目。國際新聞傳播學知名SSCI期刊《Journalism Practice》和《Journalism》先后在2018年和2019年推出主題專刊，前者以“Constructive Forms in Journalism(新聞的建設性形式)”為題集納學術專論9篇，后者直接以“Special Issue：Constructive Journalism(特刊：建設性新聞)”為名收錄學術論文10篇。學者們從不同的視角或表述，或概括，或分析，或例證，或質疑了建設性新聞，對這一方興未艾的新聞變革模式給予了適時的學術關注。

星火燎原，未來可期，與社會化媒體幾乎在同一時期共興的建設性新聞，是當下值得一探的西方新聞學理論。它的一位創始人曾稱這是一個“umbrella term(傘式術語)”①，即涵蓋或囊括多個要素或因素的概念。系統而觀，歷史來看，形象而言，建設性新聞都是一個當之無愧的“傘式”理論。它邊際模糊、輻射寬泛，卻又具有一定的概念統攝力、現實貼近度和實踐可行性。那么，關于建設性新聞，何以為？以何為？為何有？對其建設行動、哲學和價值這三個問題加以系統回答，探明前因后果，厘清前世今生，就顯得極為必要。

一、何以為“建設性新聞”：一個“傘式”新聞運動的建設行動

建設性新聞的傘式術語屬性決定了它的引領者、推動者和實踐者雖然都在嘗試解釋，卻未能在學術層面獲得公認的概念定義，但是這似乎并不妨礙越來越多的新聞從業者和研究者認同和投身于這場新聞運動。在難以從常規定義起步去認識“建設性新聞”的情況下，描述這把“傘”作為一場西方新聞改革運動的概貌未嘗不是一個穩妥的開端。

(一)理論引領

建設性新聞作為一種獨特而專業的新聞形式能在近十年來獲得較大的社會發展動力和新聞實踐投入，始于兩位丹麥記者的努力——Ulrik Haagerup和Cathrine Gyldensted，他們也是當前建設性新聞運動中最具影響力的兩位領跑者。

2008年，時任丹麥國家廣播公司新聞經理的Haagerup，在一場關于新聞報道標準的論爭中撰寫報紙專欄，以“konstruktive nyheder(建設性新聞)”為標題首次明確清晰地使用了這一術語，并以2400字的篇幅闡釋了作為傳統新聞標準補充的建設性新聞理念。②此后Haagerup長期致力于建設性新聞的業務實踐、研究推進和教育建設，推出實踐指南性質的著作《建設性新聞：為什么消極性摧毀媒體與民主以及未來新聞如何改進》(2012，丹麥文版；2014，英文版)。全書以思想立文，以案例釋意，奠定了建設性新聞的關鍵性理念。

Gyldensted同樣擁有丹麥全國廣播公司的工作背景，在赴美進行碩士深造、學習積極心理學的過程中，開始致力于將心理學研究方法和認知理念引入新聞創新研究中。③在Haagerup思想的啟發下，2014年，Gyldensted開始了她的建設性新聞“轉向”。她引導和啟發Karen McIntyre撰寫了博士論文《建設性新聞：積極情緒與解困信息在新聞報道中的效果》，并借此聯合提出了“Constructive Journalism”一詞，認為有必要以建設性因素補充當前媒體的消極世界觀，呈現一種不僅能反映世界問題，還能推動世界進步的新聞，并著力于夯實建設性新聞的積極心理學基礎(Gyldensted，personal communication，April 1，2014)。④此后積極投身于建設性新聞學術化的Gyldensted在這一領域的主要著述包括教材《建設性新聞手冊》(2014，丹麥文版)和專著《從鏡子到推動者：建設性新聞的積極心理學五要素》(2015，英文版)。

(二)運動推進

與大多數西方新聞術語的推廣相仿，建設性新聞并非首先作為一個新聞學理論為人所知，它倚借的正是線上和線下的新聞實踐運動，它的思想源于實踐亦付諸實踐。2017年創辦的建設性新聞網絡公共窗口“Constructive Journalism Network(建設性新聞網)”是一個包含“新聞”“研究”“培訓”和“綜合”等主題論壇的數字空間，123名活躍其中的專業記者、編輯、媒體管理人員、教育和研究工作者一起自稱為“COJO”。

除了前文特別提到的兩位概念引領者，建設性新聞運動的重要活躍者還包括網絡季刊《Positive News(積極新聞)》的發行人Sean Dagan Wood，非營利機構“Solutions Journalism Network(方案新聞網)”的聯合創辦人、《紐約時報》方案新聞專欄“Fixes”的主創David Bornstein和Tina Rosenberg，BBC方案新聞的倡導者BBC World Service編輯主管Emily Kasriel。他們都是在致力于“積極新聞”或“方案新聞”等新聞運動多年之后，開始參與并集聚至建設性新聞運動中。

該項運動的推進當然亦有賴于學者的助力。前面提到的三位之外，英國學者Jodie Jackson則以《所讀即所是》一書加盟，將心理學、社會學和新聞學的研究與現實生活實例相結合，著意分析了當下為什么需要建設性新聞。⑤除了著書立說，學者們還活躍在非營利機構和大學院系，開展新聞記者和專業學生培訓，而他們所在的機構則成為不斷推進歐美新聞編輯室建設性新聞潮流的中心樞紐。目前知名的非營利機構主要有兩個，一是Ulrik Haagerup創辦的Constructive Institute(建設性學院)，自視為運動核心，試圖通過提供報道方法、組建全球伙伴、開設培訓課程和開展學術研究來推進建設性新聞，主要合作機構為丹麥奧爾胡斯大學；二是Seán Dagan Wood與人聯辦的Constructive Journalism Project(建設性新聞項目)，立足英國和荷蘭，面向全球，志在為新聞記者、媒體機構和專業學生傳授建設性新聞的知識和技能，核心項目也是舉辦培訓課程、提供媒體咨詢和支持教育研究。Gyldensted則直接出任荷蘭溫德斯海姆應用科技大學建設性新聞系主任，為世界各地的專業記者和編輯提供咨詢、培訓和講座，并在賓夕法尼亞大學積極心理學方向主講建設性新聞。此外，美國和歐洲的多所新聞學校都在教授關于建設性新聞的課程，美國的波恩學院等專業新聞培訓機構亦對此持積極倡導態度。

(三)新聞實踐

不同的推進者在術語表達和實踐維度上普遍存在著起點或焦點上的差異，他們的努力主要體現為建設性新聞的理念推廣和操作普及，前者初現共識，后者別有成效。2016年，Gyldensted所在的荷蘭溫德斯海姆應用科技大學建設性新聞系結合教學和實踐，提出了建設性新聞報道的六大要素⑥，并在界內取得了一定共識：

·方案性：報道問題的同時要有解決框架；

·未來導向：新聞5W要素之后追問“What Now?”，對未來有所產出，對現在有所擔當；

·包容性和多樣化：吸納更多的聲音和觀點以對抗傳統新聞的兩極化；

·賦權于民：報道對象要多樣化，采訪問題當側重于探求資源、達成協作、建立共同基礎；

·解釋新聞及其語境：運用數據創建清晰的信息圖表，從報道事件轉至關照背景；

·協同創作：注重公眾互動和公民賦權，協同創作新聞內容。

從中不難發現，一直以積極新聞作為理論起點的Gyldensted，有意兼顧了近年來投身于建設性新聞的各方人士所關注的不同焦點，特別是方案新聞、解釋性新聞、公民新聞和未來新聞。或許正是得益于這種傘式策略，建設性新聞經過10年的耕耘，業界實踐行動日漸增多，影響可圈可點，在公共和商業媒體的新聞欄目、機構部門，以及另類媒體上均有引發公眾關注的作品和作為。

除前文提及的部分知名主流媒體新聞欄目，比較有影響的還有力圖為世界問題提供出色方案的BBC國際頻道“People Fixing the World”欄目和“World Hacks”系列，《西雅圖時報》由問題聚焦轉向解決可能的“Education Lab”，以及丹麥電視二臺的“19 Nyhederne(19點新聞)”和瑞典SVT電視臺“Uttrikesnews(烏特特里克斯新聞)”。

媒體機構層面，國際性日報《基督教科學箴言報》宣布突破傳統“好壞皆報，不為責備，但求更好”，《波士頓環球報》教育報道團隊期冀通過公眾參與引發建設性和共識性公共話語，而丹麥廣播公司公共新聞臺和瑞典廣播電臺則視公民日常生活的建設性報道為己任。

另類媒體分為兩類，一類是認同建設性新聞理念的線上媒體。美國新聞博客《赫芬頓郵報》的主要欄目“Impact”便是其間的風向標，該欄目的口號就是“什么在起作用”，力求為默默無聞者發聲。隨后跟進的在線出版新聞媒體還有“用社會科學、社交媒體和社會變革的專業經驗改變觀念、激勵行動、影響文化”的《Upworthy》，“將娛樂與時事問題聯系起來解釋世界”的《ATTN》，主張“一起改變令我們憤世嫉俗、人格分裂和有所不知的新聞”的荷蘭線上眾籌媒體《de Correspondent》；另一類則是以建設性新聞為己任的線上媒體。典型如英國《Positive News》和《Constructive Voices》，丹麥《World Best News(世界最好的新聞)》，美國《Orb Media》《VOX》和《Yes!》，德國《Perspective Daily(每日透視)》雜志，南非《南非好新聞》和國際新聞平臺《INKLINE》，等等。

二、以何為“建設性新聞”：一個“傘式”新聞術語的建設哲學

尚處于概念建設中的建設性新聞，欲解其“以何為”的建設哲學問題，需要復盤和提煉理論踐行者在建設原則中體現出的共同特征，從而識別究竟哪些新聞報道可以歸為建設性新聞。這一術語如今之矚目，關鍵在于它試圖在模糊和開放中達成范疇化的“傘式”邊際特征和導向性的“傘狀”輻射思維，讓它既與諸多新聞改革運動有所交織，又能在社會化媒體時代獨樹一幟，在建設哲學上體現出了一個離散又不失聚核的“傘狀”理論的集成性和前瞻性。

(一)范疇化的“傘式”邊際特征

人類的認知離不開范疇化，即一種依據客觀事物的普遍本質、典型特征加以分類、概括和反映，并最終形成概念的過程和能力。作為一個開放的“傘式”新聞術語，建設性新聞的理論建設力量雖然分散，對于建設范疇，卻形成了旗幟鮮明的邊際特征。

1.以積極情感實現公眾建設

Haagerup和Gyldensted實際代表了建設性新聞的兩個理論源頭：媒體公共責任傳統和積極心理學研究。但是他們又在推動一個基本共識：“破壞性(destructive)”新聞與“建設性(constructive)”新聞的天壤之別在于一個消極，一個積極。媒體記者偏愛于揭示真相、揭露問題和揭穿騙局。新聞業關乎現實，這是第四等級與生俱來的公共責任；新聞業實為資本，這又是商業運營自然而然的趨利表現。兩相作用之下，消極便成為西方媒體一種內嵌的新聞文化。以積極的“好新聞”“好方案”去糾正西方新聞業“骨子里的批評和沖突傳統”，重建公眾的新聞認知和社會心態，是Haagerup建設性新聞理念的主要原則。Gyldensted認為建設性新聞應當立足于有所建樹，在參與感、激勵感和積極感中為公眾賦能和提振。⑦她從認知心理學角度對710名網上實驗參與者的閱讀效價比較表明：新聞生產過于消極，會對公眾產生負面情感影響，若在報道手法上依循積極心理學原則，既可有效引導公眾情緒又能不失客觀、公正與平衡。⑧

2.以問題解決參與世界建設

建設性新聞，其建設途徑有二：一是影響公眾，二是改進社會。前者依靠積極的情感訴求，后者則在于有效的解決方案。“積極”之外，“解決”是建設性新聞理論另一個典型標簽。2012年世界經濟論壇以“致力于改善世界狀況”為口號，就那些可能影響人類未來的全球性問題制定全球創新解決方案。Haagerup作為與會新聞專家，提議用建設性新聞推動媒體為世界建設助一臂之力，因為“這種新的形式作為傳統新聞標準的補充，不再只是關注問題和創傷，而是通過提供方案和決議進行鼓舞人心的報道來解決世界面臨的問題”。⑨這一將問題的解決視為新聞積極性來源的建設原則，在McIntyre那里獲得了行為科學研究的學術驗證和理論支持。她設計了兩個認知心理學實驗，考察新聞報道中的積極情緒以問題解決的角色對受眾情感、態度、參與和行為的影響，結論是積極的解決報道與公眾的幸福感呈正相關，而問題的解決實踐又關系到公眾的現實福祉。⑩

3.以新聞改革推進媒體建設

“我們生活在一個過度溝通而信息不足的世界，通信技術革命對新聞媒體的打擊遠大于其他任何一個行業，新聞媒體的社會角色正在受到根本性挑戰，專業價值被嚴重地侵蝕，商業模式遭遇巨大的威脅，以至于新聞業正面臨著滅絕的危險。”(11)媒體自身作為全球性問題的一部分，同樣需要改革來解決。無論是以積極報道實現公眾建設，還是在問題解決中參與世界建設，最初皆起于媒體的改革意愿，最終也會落實于媒體的自我建設。進入新千年，圍繞建設更好的新聞媒體，深受多種社會因素影響的西方新聞專業實踐一直處于概念和運動層出不窮的狀態，力求通過革新實現突圍和進步。Gyldensted將建設性新聞視為一個傘式術語，期望這個新術語能引領過往的新聞改革(Gyldensted，personal communication，April 1，2014)。(12)因為，相較于傳統，一切有建設性的新聞變革努力都可以是這一新聞理論的經驗基礎，建設性新聞所追求的積極影響、問題解決和公共服務，又囊括和提煉了多個新聞變革的精髓要義。

(二)導向性的“傘狀”輻射思維

2018年，Gyldensted基于建設性新聞十年的發展，提煉出了四個“導向”，清晰概括了這一新興新聞實踐與研究路徑的特征及其彼此地位關系。(13)建設性新聞的雄心在這種建設思維中得到了清晰展陳：所有與四大“導向”擁有“相似性”要素的西方新聞變革實踐，無論相似多少，無論歷史現在，似乎皆可納入麾下，從而藉此占據和夯定“建設性新聞”這一新興理念的理論和實踐地位。

1.公眾導向(public-oriented)

這是由建設性新聞為公眾福祉而建設的目標所決定的，Gyldensted的認知科學實驗亦反復證明了公眾在心理上對此類新聞的需求和認可。現實的難題在于，媒體人長期沉浸在充斥著消極、沖突和問題的新聞文化中，并不總在服務于公眾；對此習以為常的公眾，又缺乏對新聞建設性元素的意識；而幾乎生發于同期的社會化媒體浪潮，形成了“自下而上”的“自媒體”信息涌動，新聞不得不積極尋求與公眾的協作。這一切都決定著構建一種“更具公眾介入性和關聯性的積極新聞報道形式”(14)的必然性，意味著媒體要在報道中勇擔公共責任、關注公共服務、講求公共貢獻，了解公眾心態、洞悉公眾日常、參與公眾議程，讓公眾在新聞的閱讀過程中提升對建設性項目、創新和方案的參與意識，繼而將公眾轉換為建設性新聞的報道力量。“公共新聞”“公民新聞”“參與新聞”“服務新聞”等一系列西方新聞概念和實踐，都能從這一導向上找到共鳴。

2.方案導向(solution-oriented)

方案導向來自“問題解決”這一建設范疇，是建設性的核心來源，也是體現積極性的重要路徑。Christians等人曾界定出新聞業在社會進程中的四大規范性角色：監督性(monitorial)、促進性(facilitative)、激進性(radical)和協作性(collaborative)，(15)分別代表著媒體作為“看門狗”為公眾代行權力監察的角色，媒體為公眾意見表達和爭辯提供參與空間的角色，媒體深入社會權力關系結構發起批判的角色，媒體基于與政府互信和共享關系上的伙伴角色。“四種角色”理論試圖揭示媒體與公眾、政府之間在社會運行過程中的關系，它有助于厘清新聞業中那些看似自相矛盾的動機、理想和原則。Gyldensted提出“建設性”當為第五種角色，即媒體通過報道現有問題的解決方案來推進社會進步的過程中所承擔的角色。(16)這在理念上似乎直接受益于1998年興自美國的“方案新聞”，核心區別在于一篇方案新聞報道可以稱作建設性新聞，一篇建設性新聞報道卻未必包含解決方案。

3.未來導向(future-oriented)

建設性新聞被視為一種未來新聞。它力求給予希望，而希望存在于公眾的未來；它嘗試報道方案，方案則著眼于世界的未來；它努力實施變革，變革更有賴于未來的記者。建設性新聞記者在報道時應當“聚集于未來，公開地加以追問：‘下一次我們如何能做得更好？’由此將公眾的論爭引導至問題的解決和未來”(17)。建設性新聞推崇的積極心理學研究亦表明，相較于基于慣習的行為，基于目標的行為著眼于未來而非過往，會更加高效。(18)這就意味著在實踐層面，建設性新聞要在傳統的“5W”新聞之后再加一問——“What Now?”，指出一條通往未來的可行之路和創新之路。在面對過去、當下和未來三個時空維度時，傳統新聞講求時效性，為記錄當下有時會追溯過去，而建設性新聞模糊時效性，為成就未來才關注當下、追問過去。這與部分歐美新聞院系開設的“未來新聞”和“未來聚焦型新聞”課程更注重新聞報道技術和環境的未來式存在路徑區別。

4.行動導向(action-oriented)

被媒體的數據、觀點和方案所激勵的公眾行動，才是這個世界“民主與進步的基石”(19)，賦予公眾以行動的權力和力量便成為建設性新聞的重要導向。以行動為報道的對象，讓有所作為的人物案例和鼓舞人心的公眾貢獻體現出應有的新聞價值；以行動為報道方式，在參與式報道中培養和提升新聞記者的行動能力；以行動為報道的成效，激發多元主體致力于社會進步的實際行動。也就是說，建設性新聞應當包含行動框架，包括提供、動員和鏈接各方社會資源，融入其中尋找共同和相通的行動基礎，創造對話與合作的可能。(20)這種在動員和參與中采取并激發行動從而體現新聞價值的報道形式，早在19世紀末的“行動新聞”中就有所體現。如今，西方自媒體的“激進主義新聞”可謂行動導向更典型的代表，只是它的重點在于將新聞活動視為一種強有力的個體行動主義而非建設性新聞的媒體行動主義。

三、為何有建設性新聞：一個“傘式”新聞理論的建設價值

有觀點認為，“建設性”本是深入西方新聞骨髓的東西，不過是在2008年“重返(re-entered)”新聞界。(21)建設性確有其傳承淵源，建設性新聞運動對新聞目標和實踐的再審視，并非“巧合”，也非“孤立”現象。(22)如若將建設性新聞放置于整個新聞業各種運動概念的發展系統中加以定位，可以發現，它不僅試圖在縱向上與那些先于自己的多個知名術語元素產生或傳承、或涵蓋、或集成的關系，還具有現實新聞運動的橫向聚合力。透視其問的關系網絡可以深層次地理解為何會有建設性新聞，它的建設價值究竟是什么？

(一)歷時價值：新聞社會公共責任的傳承與突顯

建設性新聞秉持為公共利益、公眾福祉而公正報道的理念，而社會公共責任從來都被視為西方新聞業的靈魂。從19世紀末的“行動新聞(Action Journalism)”，到20世紀末的“公共新聞(Civic Journalism)”，再到今天的建設性新聞，三次新聞變革運動的歷時脈絡，呈現的是不同時代的新聞業在面對公共責任這一共性問題時所發起的突破性實驗，各自代表著不同時代背景下不同的路徑反思，彼此之間構成一種進階關系。

1.行動新聞：致力于平衡公共責任中理想與商業的關系

19世紀70年代，《哈潑斯周刊》漫畫主筆Thomas Nast和《紐約時報》曾以堅持不懈的社論漫畫和新聞披露一舉摧毀紐約“特威德幫”市政貪腐集團。1897年，赫斯特將這類由記者“坐以待變”走向“起而變之”的社會問題報道和行動策劃稱為“行動新聞”。(23)同期與之爭鋒的普利策亦認為也只有行動的新聞界才會將提供“公眾福祉”、確保“公共利益”視為己任。(24)美國第一位新聞學院院長、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創辦者Walter Williams以公眾利益和公共服務為己任的《記者守則(Journalism Creed)》正是在這種“行動新聞”運動的語境下誕生的。(25)行動的媒體一直都是美國歷史上一支關鍵性變革力量，它興起于美國政黨報刊向商業報刊的過渡期，正值新聞專業主義雛形初具和大眾商業新聞運營初始之時，報道模式由組織新聞轉向告知新聞，希望以此影響大眾、改變社會。建設性新聞的行動導向顯然傳承了“行動新聞”的公共責任意識，只是后者體現出的是商業報刊發展早期的報業和報人們平衡專業理想與商業主義之間關系的努力。

2.公共新聞：致力于加強公共責任中媒體與公民的關系

20世紀末期的公共新聞是“業界發起、學界助力的一場新聞變革”(26)。它的興起包含著一種從告知新聞向對話新聞的轉向，在參與和對話中促成公民群體的形成，在公共利益服務中加強媒體與公民的關系，從而突破傳統新聞精英化、機構化和單向化的問題，最終實現協商民主的目的。然而，以媒體一己之力促成社群形成、動員公民參與，其間之困難導致這場美國新聞史上“最有組織的新聞社會運動”(27)在20世紀90年代達到頂峰之后便開始走下坡路。公共新聞雖然建立在美國的公眾社群結構基礎之上，顯然對源自北歐的建設性新聞實踐產生有深刻的影響。一方面，建設性新聞以公共新聞運動為鑒，業界、學者、機構在其中扮演著相似的角色，有望成為一種影響相當的接力性新聞改革運動；另一方面，建設性新聞又在以公共新聞運動為誡，退而求其次，由培養公民轉而改變媒體，發起一次“新聞內部變革運動”。

3.建設性新聞：致力于推進公共責任中公眾與世界的關系

同樣服務于公共利益，在告知已是常識、對話不在話下的社會化媒體傳播環境中，21世紀初的建設性新聞將媒體、記者如何更好地實現對話訴求視為新聞哲學。這個“好”需要通過媒體改變自我來“傘聚”各種建設性因素，以專業新聞的力量實實在在地推進公眾與世界的關系，并將此作為新聞運動的突破點。從這個意義上看，建設性新聞同行動新聞、公共新聞一樣，是新聞業在面臨新的現實條件、社會環境和新聞模式時，圍繞專業新聞目標和價值所采取的新思維，即在促進透明、協商的基礎上矯正新聞心態、內容及角色的建設之路。正因如此，Haagerup援引了2010年6月蘋果創始人喬布斯與默多克共進晚餐時提出的觀點來說明當下建設性新聞的必要性：新聞業的問題不僅與金融資本的侵蝕或數字融合的轉型相關，新聞業的軸心也不在于自由和民主，而是對世界的建設性或破壞性。(28)

(二)共時價值：新聞專業主義危機的直面與突圍

進入21世紀，新聞專業主義危機成為新聞界共議話題，人們通常認為這是社會變革、技術革新和經濟發展的結果，其實這也是新環境下新聞的文化、價值和目標已發生變化，而專業新聞的角色卻未發生相應改變所帶來的危機。建設性新聞與此間涌現的公民新聞(citizen journalism)和協作新聞(collaborative journalism)皆以解決新聞專業主義危機為己任，三者在新聞報道主體認定方面存在差異，組構了一幅直面新聞專業主義危機的共時圖景。

1.公民新聞：新聞專業主義危機的致因

21世紀“informatization(信息化)、internationalization(國際化)、individualization(個人化)和informalization(非官方化)”的“4I”社會環境直接導致了公共領域中公眾和媒體的深刻變化。(29)公眾從“社會盡責公民(Dutiful Citizen)”開始向“自我實現公民(Actualizing Citizen)”轉變(30)，他們關注個人與民主而非組織與權威，隨之而來的是長期貢獻其間的媒體不得不面對新聞專業的褪色，面對媒體權威的消解和公眾信任的磨蝕。“人人都是記者”的公民新聞作為一種以新媒體技術、新社會環境為基礎的新聞變革運動得以風起云涌。比照前文所述建設性新聞的公眾導向，公民新聞確實與之存在許多共通之處，同時也有諸多差異，公民新聞中的“公民”是一種相對政治化的表述，建設性新聞對“公民”的詮釋則更加寬泛和豐富；前者側重政治民主建設，后者偏重社會民生解決。相形之下，最根本的差異在于：公民新聞依托公民的新聞主體性，建設性新聞則強調記者的新聞主體性。從這個角度來看，公民新聞是導致新聞專業主義危機的因素之一。

2.協作新聞：新聞專業主義危機的破解

協作新聞指“媒體機構和專業記者在新聞生產過程中引入外部力量，包括普通公眾或非營利機構，來協作完成新聞報道，實現資源互補和效果最優”。(31)其技術前提是Web2.0，即由節點及節點問關系構建的網絡模式成為新聞傳播的基礎，鏈接和互動成為新聞生產的關鍵概念，也就是“新聞2.0”。協作新聞的生產主體依然是媒體和記者，根據協作方的不同，擁有“對話新聞”“參與新聞”“互動新聞”“介入式新聞”“鏈接新聞”“網絡化新聞”“開源新聞”等多種新聞協作模式。包括公眾在內的外部力量通過貢獻事實、交流觀點、提出問題、提供方案等形式與媒體和記者協作完成新聞報道。這種對公眾和機構參與性及行動性的強調實際與建設性新聞有著神似之處，只是它與建設性新聞的介入向度截然相反，前者主張公眾作為媒體外部力量的新聞生產能動，后者注重新聞作為社會、社群外部力量的問題解決能力。

3.建設性新聞：新聞專業主義危機的突圍

面對新聞專業主義時，公民新聞實際在加劇危機，協作新聞嘗試著破解危機，建設性新聞則不過是試圖在堅守新聞專業主義的前提下實現危機突圍。它一直在強調自身對消極報道傳統的抵制，對新聞專業主義的補充。它的報道仍然致力于準確、真實、平衡和必要的批評，只是更多地以積極的元素、解決的態度、變革的目標，以賦權于民、賦能于世的方式來報道新聞。同樣是在信息社會和網絡技術環境中講求公眾參與，建設性新聞與公民新聞、協作新聞有著顯著不同的參與方式。它基于行為科學的積極心理認知，更加強調記者報道選題的多元、采訪介入的方案、信源采納的包容、引領參與的主導。建設性新聞仍在“以最嚴格的方式遵循傳統的新聞實踐和規范，只是在報道方面有了新的層面，通過將焦點從報道社會問題轉移到了解決社會問題上，通過創造更全面和更具代表性的世界圖景，保有客觀和準確的新聞理想，承擔著為公共領域帶來有效解決方案的責任”(32)。

(三)內在價值：消極報道傳統批判的集成與突破

在挑戰和批判中界定，是新聞改革的共性，如果將西方歷次新聞改革加以歸類，建設性新聞與1997年提出的“和平新聞(Peace Journalism)”、1998年發起的“方案新聞(Solution Journalism)”具有本質的相似性。它們均源起于對主流媒體消極報道傳統的建設性批判，屬于同一思路下結出的不同果實。也正因如此，和平新聞的創始人和方案新聞的倡導者都熱衷投身于建設性新聞運動。

1.和平新聞：批判消極的戰爭新聞報道

1991年的海灣戰爭在20世紀的最后十年引發了一系列關于新聞與戰爭的公眾討論和學術研究，和平新聞概念在這一背景下脫穎而出。它批判傳統戰爭新聞報道的暴力、宣傳、精英和勝利取向，鼓勵以和平、真相、民眾和解決為取向進行戰爭報道，其終極目的在于減少人類痛苦，增加人類幸福。(33)可見，建設性新聞不僅在概念界定方式上對其有所借鑒，最終目標也與之志同道合。這從2019年1月，和平新聞創始人Johan Galtung在建設性新聞年度會議上發表演講，2019年2月《衛報》建設性新聞專欄《正面》刊登了他的專訪可以得到證明。事實上，兩者的原始關聯在于“積極”。加爾通對和平新聞的關注源自他作為和平研究泰斗和沖突協調專家對“積極和平(Positive Peace)”理論的獨到理解、認識和實踐。他認為單純的“去除或減少暴力”只是一種與暴力相對的消極和平概念，他更相信積極和平的活力，那是一種“非暴力的和創造性的沖突轉化”(34)。

2.方案新聞：批判消極的社會新聞報道

不同于和平新聞另辟蹊徑與傳統戰爭報道分庭抗禮，方案新聞將視線投向了對社會問題消極報道的批判。從消極“揭示問題”到積極“解決問題”，方案新聞認為報道心態要樂觀積極，報道內容立足于解決方案，報道功能強調社會責任，報道理念主張賦能于公眾。(35)這極易產生一種錯覺，建設性新聞就是方案新聞。甚至，McIntyre自己也認為“建設性新聞”一詞誕生于1998年美國自由撰稿人Susan Benesh在《哥倫比亞新聞評論》中就方案新聞發起的討論。(36)該文在為方案新聞舉例時指出這是在尋找“constructive stories(建設性故事)”(37)。事實上，兩者之間存在一個最顯著的地域差異，方案新聞興起于美國，推行于北美，建設性新聞源自于丹麥，北歐的推崇度較高。隨著建設性新聞的全球交流和影響日益增強，昔日方案新聞的推動者們也開始在業界、學界和教育界全方位追隨建設性新聞運動，目前呈交叉融合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狀態。

3.建設性新聞：批判消極的新聞報道傳統

同是批判新聞報道的消極傳統，建設性新聞的詮釋力、適應力和推廣力皆強于和平新聞和方案新聞。它秉持傳統新聞批判的共同立場和“造福人類”的一致目標，通過采取“積極+解決+建設”的集成模式，在范疇建設上包含了和平新聞和方案新聞。和平新聞是建設性新聞在戰爭報道這一特殊領域的報道形式，方案新聞則成為具有解決導向的建設性新聞。不僅如此，建設性新聞更是在推廣理念上吸納了兩者的經驗，在資源調動上吸引了兩者的支持。這種聚核優勢得益于兩個因素：一方面，建設性新聞并未把自己剝離于主流媒體之外，分享善行、力推善治的同時，依然承諾保有傳統新聞核心職能，不去否決性替代，只是建設性的補充；另一方面，建設性新聞也沒有無視自己所處的新媒體傳播環境，而是突破了單純的“積極性”和“解決性”，以提供公共服務、謀求公眾福利的建設性為落點，建立與非主流媒體、非專業新聞的共鳴和協作。

四、結語

總體而言，建設性新聞客觀上在反映一種新聞思維、滿足一種新聞需求、擔負一種新聞責任，主觀上又在提供一種新聞方法、嘗試一項新聞創造、推動一場新聞整合。而在現實實踐中，它既有就新聞公共責任樹起新一輪運動大旗的可能，也有在新聞專業主義危機中突圍的愿望，更有博采消極新聞傳統批判眾長的志向。它不僅有源起對象，也有效仿對象，更有吸納對象，不同于意在替代專業新聞的“另類新聞”，它的出現是對西方新聞傳統的糾偏和補充，體現出了西方新聞專業理念本身的多樣性、傳承性、變革性和創新性。

當然，同歷次、各類西方新聞運動一樣，建設性新聞也在面臨質疑和批判。最為常見是建設性新聞有損于新聞客觀性：如果說消極的新聞不客觀，積極的新聞同樣無法客觀，以積極報道的姿態卷入新聞報道更加難以客觀。建設性新聞的推動者們正在試圖以原則的多樣化和導向的多維度來彌補和回答這一質疑。這也是為什么它的邊際顯得過度開放包容，只是隨之而來的質疑便是建設性新聞的概念過于模糊：傘式理論并非“筐式理論”，僅僅基于積極心理學能否在理論上網羅所有新聞術語？在這個問題上，建設性新聞若能對其傘式術語所覆蓋、輻射和關聯的歷次、各類新聞術語進行關系網絡分析和界線切割，或許能避免重蹈過往新聞改革的覆轍。此外，由丹麥記者發起的建設性新聞，在北歐能為媒體機構所接納，在非洲會得到新聞記者的認同，而在英美更多的只是公共媒體和高級紙報的專欄實驗。這就提出了另一個突出的問題，即對特殊語境有嚴重依賴的建設性新聞能走遠嗎？的確，國家政治體系、國際傳播地位、媒介體制土壤的差異似乎難以讓建設性新聞在全球范圍內呈燎原之勢，“擁有相對強大的公共服務、多元主義和通過合解與協作解決問題傳統”(38)的北歐國家顯然更易于建設性新聞的推廣。

盡管如此，旨在以新聞造福人類的“建設性”新聞取向依然具有全球性價值。將新聞冠以“建設性”，在中國并非完全陌生，曾出現在兩個頗具時段特征的學術討論中，與西方概念存在明顯差異，也有關聯之處：一是起于20世紀90年代初的新聞批評與輿論監督的建設性(39)，其二是在新千年之初學界關于新聞價值與專業主義的建設性提法。(40)這兩個階段的“建設性新聞”，容易因早于西方理論生發而在國內學界產生彼此不分的誤讀，更可能因為只慮及土壤不同而無視彼此之間的相似之處，最終錯失了專業新聞的“建設性”本身在社會化媒體傳播時代所具有的中西殊途同歸的全球性價值。如此明了之后，再歸返中國建設性新聞的理論和實踐研究，也許可以更好地互為他山之石，創造共同為全球新聞學新進路貢獻力量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