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電視綜藝的長盛之道——以《非誠勿擾》為例

    江蘇衛視《非誠勿擾》曾面對諸多不利于發展的因素，諸如女嘉賓整頓、“限娛令”、樂嘉退出、其它新興綜藝節目的沖擊等。但是《非誠勿擾》堅持對社會焦慮的敏銳捕捉，不斷變換節目策略，打敗一個又一個蜂擁而上的勁敵，成為真正“笑到最后的人”。借由《非誠勿擾》節節攀升的收視率，其節目的種種元素——從主持人到嘉賓、從音樂到舞臺美術等等都被作為成功元素大加贊揚。

一、獨特視角：焦慮宣泄

    弗洛伊德早在精神分析理論中對焦慮的問題進行探討，他將焦慮與無意識的本能沖動聯系在一起，認為：“焦慮與性生活的某些歷程或力比多應用的某些方式有很密切的關系。”按照弗洛伊德的觀點，焦慮來源于本能無意識與意識的對抗，本能無意識的快樂原則與意識的理性原則形成背離，人的本能沖動無法得到滿足因此形成了焦慮。

（一）濃縮的焦慮
 
    隨著時代的發展和當代快節奏的心理變遷的生活，剩男剩女、買房結婚、同性戀、婆媳關系等是成為當今適婚男女所面臨的普遍焦慮。相親節目的出現，緩解了社會焦慮。但山東衛視的《愛情來敲門》、湖南衛視的《我們約會吧》卻沒有率先獲得轟動效應，原因在于節目溫和的敘事和對婚戀仍然隱晦羞澀的表達。《我們約會吧》中的女嘉賓大多溫婉知性，沒有個性化的識別符號，節目呈現的依然是服務性質的情感真人秀節目。而《非誠勿擾》節目以極力塑造的個性女嘉賓贏得眼球。馬諾、馬伊咪 閆鳳嬌、謝佳等個性嘉賓引起的“炫富”、“拜金”、“托兒”、“同性戀”、“作秀”的話題不斷刷新觀眾腦容量，盡管節目的配對率不高，但知名度卻節節攀升。弗洛伊德曾解釋，焦慮的無對象性是這種情緒廣泛而普遍存在的理論基礎，個體不能明確說出讓其緊張和憂慮的具體對象，因此，為了使焦慮合理化，個體往往借助“潤飾”作用，把焦慮情緒附著與具體的事物之上。在《非誠勿擾》中，以馬諾為代表的女嘉賓，有著鮮明、獨特的標識符號，集合成一個充滿焦慮的“仿社會”。社會焦慮通過女嘉賓的“觀點展示”形成勁爆、兇猛的話題，為的目的是讓女嘉賓成為“眾矢之的”，借助電視這一大眾媒介，成為社會焦慮宣泄的具體對象。

    截至止目前，對于《非誠勿擾》研究的文獻數量眾多。諸多，大部分批判性文章紛紛指責《非誠勿擾》以低俗話題博取眼球。然而，筆者以為，《非誠勿擾》的成功機制恰恰是完美捕獲了社會焦慮，并巧妙將話題與具體對象結合，形成良好的焦慮宣泄機制。

    近年來，眾多節目曲解《非誠勿擾》的制勝機制，試圖以炒作、粗俗話題引發關注。縱觀2014年的電視綜藝節目，《爸爸去哪兒2》多次制造“姐姐grace退出爸爸2”、“多多指責貝兒偷錢”等話題，在微博上數十次引發網友口水戰。時裝真人秀《女神的新衣》也多次引起“莫小棋滾出娛樂圈”、“明星衣櫥怒罵葉璇”等話題奪取眼球。這些精心安排的話題僅僅引發一時的關注，卻不能產生社會焦慮的宣泄功能，網友在熱議之后，無不將矛頭直指節目，批判電視制作的低俗策略。

    （二）儀式的退場

    費斯克曾站在受眾的立場上提出“‘參與——擺脫”’的策略，盡管這是一種解讀策略，但《非誠勿擾》對其在宣泄機制中的運用也十分合理。節目的編碼規則要求女嘉賓必須有一個“退出”的過程，女嘉賓的退出便意味著觀眾宣泄的結束。

    《非誠勿擾》的女嘉賓有著鮮明的特征，“拜金”的焦慮隨著馬諾的離場在節目中落幕。有趣的是，《非誠勿擾》為這一離場安排了儀式性的情節。在馬諾被牽手的前一期節目中，舞臺上出現了一位“英雄情結”男嘉賓，他將“拜金主義”、“無誠意”等詞語直接攻擊馬諾，在語言的沖鋒間，觀眾（甚至其他女嘉賓）多次為男嘉賓的言辭鼓掌，最后馬諾哽咽道歉，黯然離場。“驅除的儀式在空間上的意義是從原來的空間將某些邪惡驅趕出去，從而恢復原有空間的潔凈。”當今的驅逐儀式在形式上表現為一位執法師執行，集體附和參與。男嘉賓駱磊在此就扮演了執法師的角色，以鋒利的言詞代替儀式中精彩的噴油灑水的場面，觀眾的鼓掌將這種驅逐儀式演變成自然、神圣的集體愿望。驅逐儀式的結束是社會情感宣泄的高潮，女嘉賓的離場代表了儀式的成功，社會關于“拜金”的焦慮被緩解。隨后，《非誠勿擾》按照節目規則為馬諾安排了一個更加體面的退場——牽手。但這一牽手男嘉賓卻與馬諾曾描繪的對象有著天壤之別。女嘉賓的兩次落寞離場，既是對“邪物”的驅逐，更讓觀眾從正面人物的成功和反面角色的懲罰中收到雙重快感。縱觀《非誠勿擾》上受爭議的女嘉賓：“青蘋果”許秀琴、“挑剔女”吳瑜、“炫富女”楊懿人等均在話題炒作熱潮退去之后安排牽手離場。而頗有替天行道之意的男嘉賓也不在少數。

    從編碼者的角度來看，掀起話題——將話題具體化——制造離場，這一系列的過程也再一次重述、肯定了道德的、精神的與文化的價值觀。托多洛夫這樣表述敘事：“最基本意義的敘述，就是由平衡開始，經過不平衡，最后又達到平衡。”《非誠勿擾》節目不斷打破傳統主流價值觀，再修復進而強調主流價值觀，這既是節目取得戲劇性吸引力的需要也是節目在與控制權斗爭中的發展生存之道。

二、策略多變：緊隨大流

 （一）拓寬的話題面

    大眾是極具辨識力和生產力的群體，往往能根據文本與日常體驗的相關性對電視內容進行生產者式解讀。《非誠勿擾》提供了讓觀眾“填補縫隙”的機會，這是節目在“限娛令”后改變的話題策略。

    自廣電總局的棒喝整頓后，《非誠勿擾》收斂了鮮明的爭議性話題而橫向拓展話題廣度。場上每一位有話語權的人都被作為話題的來源，每期節目的話題包羅萬象：第一位男嘉賓的身高引發熱議，第二位男嘉賓引起對孝道的探討，第三位男嘉賓關注異地戀話題，第四位男嘉賓引發情感忠誠的討論……。婆媳關系、八卦緋聞、姑嫂關系、工作與感情的沖突等通俗易懂的話題在有限的情境設定下，留下很大的空隙，使得“生產者”式的觀眾得以填入他/她的體驗，從而建立文本與體驗之間的關聯。大眾文化的快感就在于感受和探索相關點，《非誠勿擾》花樣百出的常規話題中，總有一個能契合觀眾多樣的社會效忠從屬關系，從而產生對號入座的心理歸屬感：“通過媒介，我們分享他人的歡樂和悲傷，進而產生心理愉悅——通常是宣泄或寬慰。這極大地豐富了我們的內心世界，它幫助我們從容面對現實生活中的重要困難。”5]出位的話題所引發的熱議是一時的，而節目的長遠發展就必須以品質留住觀眾。

（二）巧用的互文性

    互文性的理論認為，任何文本的解讀都要與其他的文本聯系起來。“文際關系是普遍存在的，我們的文化就是由一張復雜的文際網所組成的，其中的文本最終是相互指向”，巴爾特認為，代碼是文本之間的橋梁，可以使文際間不斷產生交互作用。而代碼的轉換、改變也可以被利用從而制造某些關聯。

    2012年，《中國好聲音》橫空出世，一躍成為最熱綜藝節目。一時間，音樂綜藝侵占熒屏。中國電視娛樂形成湖南衛視、江蘇衛視與浙江衛視三足鼎立的局面。《非誠勿擾》應時迅速作出反應，2012年9月，《非誠勿擾》宣布更換背景音樂，并開啟音樂網絡征集，眾多因《中國好聲音》而備受傳唱的歌曲在網絡投票中的關注度猛增。《非誠勿擾》的積極策略使節目加入了歌唱大流。同一時間，《非誠勿擾》也首次思考調整、增加節目元素。此后，2012年下半年，在《中國好聲音》的沖擊下，節目又歷經兩次改版，不僅在音樂、燈光上有所變化，還相繼在節目規則中加入“爆燈”與“愛轉角”兩個環節。力挽狂瀾的《非誠勿擾》盡管沒能坐回綜藝的頭把交椅，但依然位列第三，并在《中國好聲音》落幕后再次奪回頭冠。

    2014年同樣的威脅再次來襲。自2014年下半年起，明星綜藝突然在電視上開啟血雨腥風的大戰。，《奔跑吧兄弟》、《星廚駕到》、《女神的新衣》等節目紛紛上檔，被稱為“史上最強綜藝”。在這種背景下，《非誠勿擾》立即開展策略，于7月份推出“非誠合伙人”概念，響應明星熱潮。劉愷威、佟大為、黃磊、張亮等明星陸續坐鎮點評席。網友一片叫好，戲稱：“鐵打的黃老師，流水的男點評”，可謂賺足了注意力。在電視流中，名人首先是一個商品符號，有一定的收視影響力。同時名人也是電視的流通形象，觀眾能通過一個名人在眾多電視節目類型和受眾之間找到某些統一性。眾男神的駕到，是對《快樂大本營》男神季的“復現”，又引導觀眾從多樣化的電視文本流動中進行互文性的解讀。《非誠勿擾》多次利用互文性策略，靈活調用節目豐富的元素，不斷求新，使節目緊隨綜藝大流。

三、結語

    開播五年來，《非誠勿擾》不斷求變，在洶涌的競爭市場中脫穎而出，奪得一席之地。《非誠勿擾》的成功打破了學術界對‘相親節目好景不長’“相親節目好景不長”的寓言預言。除了《快樂大本營》、《天天向上》等老牌綜藝，《非誠勿擾》是近年來位居綜藝榜單前茅時長最久的一個節目。在其他相親類節目紛紛停播之時，唯有《非誠勿擾》大力改造以適應市場發展。節目對社會焦慮的迅速反應，對市場需求的積極揣摩是節目可持續發展的關鍵。

    一個節目的明天并不完全掌握在市場手中，積極抓住主動權，適時進行戰略調整，《非誠勿擾》讓我們看到了綜藝混戰年代的生存發展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