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析電視節目的“泛娛樂化”現象及突圍路徑

    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原本作為釋放壓力的“娛樂”裹挾著改革的浪潮席卷整個中國。作為訴諸于視聽效果的電視媒體，在激活感官細胞的過程中，把媒體的娛樂功能發揮得漓淋盡致。繼《快樂大本營》之后，《超級女聲》打造的平民神話、《非誠勿擾》制造的視覺沖擊、《中國好聲音》建構的聽覺體驗、《職來職往》虛擬的情景體驗，無不放大了電視的娛樂功能。“娛樂已不僅僅是電視媒介的一項功能，而是成為了當今電視工作者創意節目、表現節目與完善節目的一條主線。”1[1]娛樂本身并沒有目的性，因為它是人類與生俱來的一種生理需求，健康的娛樂有助于緩解疲勞、釋放壓力、調試情感。然而，喧鬧的電視節目的娛樂化正在朝著“偽健康”的娛樂方向發展，導致“泛娛樂化”現象日漸突出，破壞了電視生態環境的良性建構。

一、泛娛樂化：電視綜藝節目的窘境表征

    美國著名生態批評家尼爾·波茲曼認為，人們的媒介行為由電視本身的特性所決定。電視作為一種視覺媒體，它向人們提供動感、斑斕絢麗的畫面，“正是電視本身的這種特性決定了它必須舍棄‘思想’，來迎合人們對視覺快感的需求，來適應娛樂業的發展。”2在人們追逐娛樂享受的過程中，由于缺乏監管機制和自我約束，娛樂逐步泛化，偏離了娛樂正向傳播的軌道。打開電視，鋪面而來的娛樂聲音，讓我們不得不反思如今的“泛娛樂化”世界。泛娛樂化，作為近年來電視娛樂的異化生產，主要指“電視媒體制作、播出的格調不高的娛樂類、選秀類節目過多，人為制造笑料、噱頭，惡搞、戲說泛濫，連新聞、社教類節目也摻雜娛樂元素，甚至用打情罵俏、大話性感、賣弄色相的情節和畫面來取悅觀眾。”3

    首先，“同質化”削平了電視的深度意義。電視節目同質化主要是指目前電視媒體存在的“以大致相同的節目制作手段、制作流程、節目類型，傳遞大致相同的各類信息的現象。”近年來電視同質化現象愈演愈烈。繼湖南衛視的繼湖南衛視播出《超級女聲》之后，《我型我秀》、《加油好男兒》、《第一次心動》等一大批規則、場景類似的音樂選秀節目紛紛登場，但是雷同的節目規則，相似的節目場景，，掀起了電視娛樂節目的第一次撥“同質化”狂潮。2010年江蘇衛視的一檔交友節目《非誠勿擾》的熱播，迅速刮起了一股相親風，湖南衛視的《我們約會吧》、浙江衛視的《為愛向前沖》、東方衛視的《百里挑一》以及貴州衛視的《非常完美》等成為了電視熒屏上風靡一時蔚為大觀的節目樣式。。而且推動了職場招聘節目的發展。《職來職往》以系列環節的驚人相似成為了“求職版”相親節目，以《非你莫屬》與《非誠勿擾》相較，開場驚聲尖叫、T型大舞臺、LOGO新設計(人形圖像)、節目四環節、現場兩指導、嘉賓語驚人、命運數盞燈、贊助同一體等驚人相似的節目樣態加劇了電視媒體的“同質化”進程，表征了電視娛樂文化“泛化”、“異化”的生態轉向，使人們踏上了尼爾·波茲曼所言的“娛樂至死”的不歸路。4[4]

    一檔節目火爆之后，東施效顰者眾多，雖然各家在節目名稱上都花樣百出，但實際上卻只是滿足了觀眾的好奇心和感官刺激而已，缺乏文化內涵和創新意識，所以往往一哄而起后卻大多便曇花一現了。一味地模仿與拼貼，讓電視節目失去了本土化色彩，成為了一種“無意味的形式”，必然帶來節目創新力匱乏，節目的深度意義也由此被削平，電視節目文化內涵與價值意義備受拷問。

    其次，“商業性”挑戰電視的娛樂邊界。鮑德里亞認為，我們已經深入一個被消費包裹的世界。電視熒屏上充斥著濃郁的商業氣息。贊助商的LOGO隨處可見，不僅以贊助商的LOGO來冠名，在《中國好聲音》播出的每一個環節，加多寶如影隨形。觀眾在看電視的過程中，比如，加多寶與《中國好聲音》已經進行了有效的捆綁，在三季《中國好聲音》連續獲得良好口碑的同時，加多寶也成為了最大贏家。再如，曾紅極一時的《我型我秀》總決選，除了選手奪冠，當晚最搶風頭的就算是冗長的廣告，主持人每宣布一名選手的命運前都會插播3至5條的廣告，如此算來，觀眾每看一分鐘就要忍受兩分鐘左右的廣告。廣告的植入從某種程度上來講，破壞了電視藝術的審美性和趣味性，試想，當觀眾沉浸電視節目的時候，如果插播一條廣告，受眾就會感覺厭煩，甚至可能切換頻道。

    在商業利益的驅動下，電視節目的賽事流程存在諸多爭議，特別是短信投票機制。在所有的選秀類真人秀節目中，我們聽到最多的不是有關選手們的情況，而是主持人這么一段話“請趕快拿起你的手機，為你所喜歡的選手投上一票。……”。短信投票作為除廣告外，電視臺商業利益追逐的另一個手段目標，其目的無可厚非，但是此類節目中短信收費標準嚴重畸形。平常的短信費用一般是“1角/條”，但在這里短信費用高達 “1元/條”或“2元/條”，足足高了10倍或20倍，并且有的時候還會連帶有一些莫名其妙的費用，使得受眾對于設立這種投票方式的規范度產生了懷疑，與其說是為了更好地進行節目互動，還不如說是為了主辦方更方便地的斂財。此外短信投票所帶來的另一個問題就是公正性的問題。關于短信幕后操縱的消息不絕于耳，短信操作的透明度不夠，使得短信黑幕的存在嚴重傷害了此類節目的公信力。

    再次，“虛假性”欺騙電視受眾的情感。刻意的煽情掏空觀眾的真實情感，每當選手們站在PK臺上或風云對決臺上或是即將到晉級待定席上，主持人都會進行一下采訪，讓選手說說自己的感受，然后不失時機地請出該選手的同學、好友、老師、父母，甚至有的時候是年紀頗大的粉絲，讓選手們在患得患失中流下淚水來達到煽情的目的。如果某個參賽選手的家境并不是很好，那主辦方更是抓住這一點，例如《加油！好男兒》中的吳建飛家境不好，不僅攝制組現場拍攝了他家的情況，而且主持人以十分感性充滿感染力的語言講述了吳建飛年紀輕輕就出來闖天下所遇到選手的酸苦辣，，一時間場上陷入唏噓之中，其煽情的程度足可見一斑。

    真人秀給人們提供的最大快感就是窺視的快感，。它仿佛為人們建構起來一架專門的“窺視機器”，通過電視的推波助瀾，每個人心靈深處隱藏的窺私欲望會發展為一種萬眾共同參與的娛樂消費形式，個人的私生活也堂而皇之地成為了“錢景”的消費資源。90年代以來，中國電視極盡之能事來迎合公眾，從脫口秀到生活紀實片再到各種赤裸裸的節目，走向滿足人們的“偷窺癖”的不歸路。 

二、電視節目“泛娛樂化”的應對策略

1.加強節目監管力度

    電視節目要走出泛娛樂化的怪圈，需要監管部門從政策上進行調控與管理，為電視節目營造健康、有序的傳播氛圍。2011年比如，國家廣電總局2011年出臺的“限娛令”，對娛樂節目的播出時段、播出數量、播出品格進行了規定節目質量等進行了規定，如若違反規定，必然則勒令停播。“限娛令”的出臺，有效規避電視娛樂的泛濫，給文化類、財經類、公益類節目提供了更大的空間。深圳衛視的《年代秀》、廣東衛視的《財經郎眼財經》等一批電視創新性較強的節目提前了亮相時間。當然，電視臺的監管也是解構電視臺自身的監管也是解決“泛娛樂化”問題的有效良藥。

    比如，2011年中央電視臺節目評價體系進行了重新調整，標志著收視率末尾淘汰制的終結。新的評估體系將引導力（節目導向、價值觀）、，影響力（公信力、滿意度）、，傳播力（收視目標完成度、收視規模、忠誠度、成長趨勢）以及專業性等作為評價指標，體現了電視媒體在新時期需要秉承人文情懷與社會責任。北京電視臺也對節目評估體系進行了調整，調整之后更看重中節目的“社會責任、品牌價值、文化品質和專業品質”。浙江電視臺從五個綜合方面來評估電視節目，包括新聞公信力、人文美譽度、品牌影響力、平臺覆蓋率和收視率。不難看出，電視節目的評估體系，折射出新時期電視媒體的責任與擔當，但執行力度仍需加強，早日讓電視媒體踏上健康、可持續發展的道路，構建和諧共生的電視生態。

2.培植文化內涵

    當前，電視節目的異化生產與其文化內涵缺失有很大關系。缺失文化內涵根脈，電視節目的生命力就必然消退。因此，電視節目需要不斷加強電視節目的文化創新與主流價值觀的表達。“主流價值觀的傳播不僅關乎國家意識形態和社會道德的基本取向，而且關乎主流社會乃至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正在發展的中國，尤其需要進取的、健康的、高尚的主流價值觀來引領全民族的精神境界，不斷提升民族和國家的力量。這種主流價值觀，被歸結起來，就是，向真，向善，向美。”5[5]比如，央視的春晚，每年都有一個鮮明的主題，這個主題都是和當年的國家大事或者主流話語表達有關，某種程度上契合了春晚“家國同構”的敘事表達。在比如，“5.12”地震之后，央視的賑災晚會不僅體現的是電視人的良好的職業素養，更是央視大臺風范的書寫，勇氣、使命、責任與良知無不詮釋了電視媒體的情懷。

    在電視創造過程中，電視媒體要對傳統文化以及本土文化進行創新性傳播。傳統文化與本土文文化凝聚著廣大人民群眾的意愿與社會共識，因此有必要進行強化。“我國電視節目制作者應多挖掘中國的傳統資源和民間資源，充分研究中國人的審美趣味和接受心理，使民族優秀文化傳統與先進的時代精神的有機融合。”6[6]比如，河南衛視推出的《漢字英雄》、中央電視臺的《漢字聽寫大會》的熱播，掀起了一股漢語熱潮。兩檔文化節目都對于文化的傳承有著積極的作用，也是電視媒體進行文化創新的一種有益嘗試，給觀眾以心靈洗滌。

    中央電視臺副臺長羅明曾指出：“娛樂性并不等于文化的缺乏，更不是趣味的低俗，娛樂節目必然要蘊含著一定的價值導向和審美取向，蘊含著一定的社會責任和教育功能，讓娛樂更大程度地融入社會生活。”因此，電視節目創造者要在遵循電視傳播規律的同時，堅守文化創新，注重娛樂品質，提升電視節目的思想性、藝術性以及責任感，釋放當代社會主義核心價值的正能量，譜寫中國電視事業嶄新篇章。

注釋：

1[1]趙紅勛.：《娛樂化背景下“電視人”的生存環境[J]》.載《新聞愛好者,2011年(第10)期

2[2][美]尼爾·波茲曼著,章艷譯.：《娛樂至死[M]》.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56頁

3[3]劉景泰,洪兵.：《電視節目泛娛樂化的成因和對策研究[J]》.載《經濟研究導刊,2009（年第11）期 

4[4]賴黎捷,趙紅勛.：《創新與責任：電視媒體生存路徑[J]》.載《新聞界》,2012(年第13)期

5[5]王書洋,：《泛娛樂化時代電視媒體責任的迷失與回歸[J]》.載《藝術廣角,2009(年第3)期

6郭世俊.：《淺析我國電視節目泛娛樂化現象[J].載《今傳媒,2012(年第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