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探中美深度報道之間差異的原因

一、中美深度報道的差異對比

（一）在理論研究上的差異

如今學界常說的深度報道的定義是“以今日的事態核對昨日的背景，從而說出明日的意義”。這是20世紀60年代初，在美國學者里爾·高普努出版的《深度報道》書中提出的經典定義。該書的出版在理論和學術上為美國的深度報道研究鋪墊了一塊堅實的奠基石。美國的深度報道是除了報紙新聞和客觀報道以外的第3種主流報道形式，這些報道形式的出現主要是由當時的社會環境所決定的。深度報道在美國的學術界沒有系統的研究理論體系，研究調查性、解釋性的報道時一般采用獨立文本的研究方法。美國新聞界把調查性報道、解釋性的報道都包括在深度報道之中，對于深度報道傾向于細分化研究而非籠統性研究，如單獨研究調查性報道、解釋性報道。

相比而言，從上世紀80年代中后期，我國的研究學者們開始對深度報道的進行了各方面的研究探討。中國傾向于將深度報道看作一種報道形式，一種范疇很廣的理念，可以包括調查性報道、解釋性報道等體裁，可以包括通訊、系列報道、獨立式報道、組合式報道等形式。對于深度報道的研究分為獨立和組合兩種研究范式，尤其重視廣播電視的深度報道的研究，并且將連續報道、跟蹤報道等都統統囊括到深度報道內。

（二）在發展演進上的差異

美國最初深度報道的代表——調查性報道含有濃重的“扒糞”傳統和揭丑色彩，調查和揭示了如官員丑聞、犯罪活動、種族歧視、政府腐敗等等不少社會關心的焦點問題，目的在于批評政府。采用這種報道形式的典型事件就是上世紀70年代時《華盛頓郵報》對“水門事件”進行了大肆報道，這是美國新聞史上調查性報道的里程碑。“1978年深度報道被美國《世界大百科》列為20世紀美國新聞發展的一大趨勢。”這標志著深度報道的地位在美國得到廣泛認同。深度報道在美國產生的時間早于中國，美國深度報道的理論和時間影響了中國，“中國式深度報道”有自己的特色。1980年7月，中央電視臺開設了國內第一個訴評類的深度報道節目《觀察與思考》，由此奠定了我國電視深度報道的基礎。《中國青年報》作為中國報紙深度報道的發源地，1985年該報記者張偉發表了一系列名為《大學畢業生成長追蹤記》的跟蹤報道，被學者張志安評價為“打響了深度報道的第一槍”。20世紀80年代初正是中國改革開放的初期，而中國的深度報道也在那時順著社會快速發展的步調迅速崛起。1986年，在第八屆全國好新聞評選會上，增設了深度新聞獎，下分系列報道、組合報道和連續報道作為深度報道的三種形式，為深度報道在中國的發展樹立起一塊具有歷史意義的里程碑。

(三) 在新聞立場上的差異

對比美國普利策新聞獎和中國新聞獎獲獎的作品可以發現，普利策新聞獎深度報道獲獎作品很大部分為負面報道，正面報道極少。相比之下，在中國新聞獎的評選中，絕大多數獲獎的深度報道作品為正面報道，負面報道只占很小的部分。如此可見，中國的深度報道具有很強的“中國式”的意味在其中，給新聞報道賦予較強的態度傾向，同時定義深度報道作品正面、負面等。所以中國的深度報道的新聞立場是以贊揚或歌頌的態度去報道符合主流意識形態、道德和社會價值的新近發生事實；美國的負面立場卻與之相反，是以質疑、批評的態度去揭露丑陋、陰暗的新近發生事實。

（四）在深度報道選題上的差異

國有所有制的媒介制度下，我國媒體的主要作用包含宣傳、教育、娛樂等，而從深度報道來看，最主要的作用是宣傳和教育。深度報道作品中包含大量國內重大熱點話題的報道，政治、軍事、社會類的重要人物描寫和弘揚黨、國家先進事跡，話題的闡述和導向體現了宣傳和教化的作用。相比而言，美國私營的媒體體制下，媒體的目標是追求商業利潤，迎合受眾口味是是媒體獲得收益、維持或提高發行量及提高媒介形象的重要法寶。美國的深度報道大部分以強調揭露和挖掘經濟、教育、軍事、醫療衛生等方面的丑聞為主題，維護公眾利益似乎是美國媒體的新聞專業追求，大量的揭黑報道和民生新聞也恰當地印證了美國新聞界宣揚的“第四權力”的功能。

（五）在新聞寫作特點上的差異

一方面在標題上的差異，是中國的深度報道標題“氣勢宏大”， 力求塑造“大畫面”、“大意義” 來弘揚時代的主旋律；而美國的深度報道標題具有細致、具體的特點，呈現出的是簡單、干脆、明確的畫面。另一方面在導語上的差異，中國的深度報道多使用直接導語和引語式導語，凸顯出其煽情、靈活和生動的特點；而美國的深度報道中，大量使用描寫性導語，或以一個小故事引出話題，體現其細膩的開端細節和場景，也稱為“華爾街日報體”。

二、中美深度報道的差異產生原因

（一）媒體生態環境的差異

中美深度報道的異同不僅受社會環境的影響，同時由兩國的媒介生態環境所決定。李良榮教授認為，媒介不是孤立存在的，是一種社會子系統、有機組成部分，與其他子系統（諸如政治、經濟、文化等）也存在著密切關系，這系統關系是媒介生態環境。

首先，社會制度決定了媒體的性質。中國新聞作品的題材選取和美國的深度報道作品出現了很大的差異，前者更加青睞政治、軍事、熱點大事件等關乎黨和國家政策、主流意識形態的題材，而后者更加關注醫療衛生、災難等涉及民眾生活質量、服務于公眾的話題。中國社會主義社會制度決定了其新聞媒體的基本性質為黨和政府的喉舌，因此中國新聞媒體必須在堅持黨性原則的前提下把社會效益放在第一位。相比之下，美國資本主義社會制度決定了其媒體所有制形式為私有，因此為了提高發行量獲得利潤，服務和滿足讀者是放在第一位。

其次，媒體性質決定了媒介功能定位。作為黨的喉舌的中國媒體性質決定了媒體最重要的功能是宣傳。據筆者調查，中國新聞獎的大多數深度報道獲獎作品來自中央媒體和省級黨報，深度報道作品大部分都是正面報道象就不足為奇了。相比之下，美國的私有制媒體性質決定了其最重要的功能是盈利，并且其獨立于任何黨派和政府，因此美國媒體樂于揭露丑聞、犯罪、腐敗事件等負面性新聞去吸引讀者眼球。

（二）東西方的思維方式不同

中國的思維方式偏向注重群體價值和思辨邏輯，而美國的思維方式強調個體價值和實證，這種思維方式的差異也影響了深度報道作品的差異。在某種程度上，中國記者和讀者注重群體價值，如政治、軍事、社會等，而美國記者和讀者強調個體價值，因此涉及個體的醫療事件、政府丑聞等深度報道更多。同時，思辨的文化習慣也影響了中國記者在深度報道中的寫作中更傾向于主觀描寫和論述，表述模糊、引語使用相對較少。而美國的實證思維也使得深度報道作品中的大量引語成為了必要，注重信息和故事細節的精確度。西方式的深度報道以提供背景來作解釋，是尊崇客觀的專業思維定式。

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中國的深度報道，充滿理性色彩，這與其所承擔的開啟明智的使命分不開的。時統宇曾說：“毫無疑問，無論是分析研究性的深度報道，還是充分信息化了的深度報道，由于它們的時代性，都或多或少地帶有啟蒙的特征。尤其是80年代中期對新體制的呼喚，對新觀念的鐘情，都使這些報道有很強的前瞻性（啟蒙的意義）。”也有學者提出類似觀點印證：“深度報道的這種啟蒙性，完全符合中國時代的需要，是時代交給中國主流媒體的神圣職責”。（三）新聞專業意識的不同

中國記者的深度報道都帶有強烈的啟蒙意識和思辨色彩，這有中國新聞史上“鐵肩擔正義”的文人論政的氣概，也與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本性有很大的關系，相比之下的美國記者大都不將這主觀意愿較強的使命感附加于新聞報道。《中國青年報》記者張建偉提出了深度報道五個最顯著特征：專題性，客觀性，啟蒙性，綜合性，信息化。他說：“毫無疑問，無論是分析研究性的深度報道，還是充分信息化了的深度報道，由于他們的時代性，都或多或少的帶有啟蒙的特征。一些善于理性思維的記者，就在本來已經很沉重的深度報道中，附加了更加沉重的啟蒙性的信息。”這樣，深度報道就擁有了較強的啟蒙和教育色彩了。

此外，我國有些著名的記者對深度報道的獨特見解影響到我國與美國深度報道的差異。不同于西方記者將深度報道的解釋性定位在挖掘事實背后的事實，有時候在深度報道中更多的是賦予一種思辨式的意義。在構成新聞的五個基本要素中，張建偉認為“無論何種題材，頑強地在在五個W中探尋WHY（為什么）的真相的，一般被認為是深度報道”。可見他認為一個記者對深度報道的追求應是為受眾解答疑惑的報道信念，他把追求WHY的解答看作記者存在的意義。

這種帶有濃厚的人文色彩的理解，遠比西方記者所作的客觀性解釋要深刻而沉重。這種具有十足中國特色的內涵界定下，中國的深度報道無疑難免會帶有作者個人主觀的強烈的參與色彩在其中。

（四）中西受眾心理需求差異

中國已經改革開放了三十幾年，我國社會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都有不錯的成就。社會穩定發展的大背景下，由于中華民族長期以來統一的文化思想的滲透，中國社會的群眾擁有強大的文化意識凝聚力。由此，中國的受眾從對新聞的解讀中更希望獲得一種定位感，去貼近符合自身既有傾向和歸屬認同的態度。他們認為媒介在生活中占得地位不及和諧的人際關系那般值得信賴。也就是說, 受眾對媒介的重視程度和依賴性也相應地欠缺，也使得公眾權利意識也比較模糊和淡薄。實際上媒介傳遞的不僅僅是信息，還有說服的觀點，這種隱形的意見傳遞就蘊含著贊同和抑制的主流價值觀，因此受眾的心理需求是使自己與之趨同和配合。

相比較之下，西方社會形態成熟和發達一方面使物質極大的豐富及技術進步, 另一方面也帶來了物欲膨脹而人性淪落的負面效應。西方社會中飄蕩著寂寞、隔膜、苦悶的情緒, 因而受眾的心理需求消極而低下，表現為消遣、尋求陪伴、滿足好奇心等等。通過接觸新聞媒介從中得到精神安慰，以消除或減輕在現實人際環境中承受的壓力。西方受眾對媒介內容表現出一種更強的主動參與精神和理性思維，由于新聞源起的目的在于更快更多地獲知個人所需的信息，因此西方受眾更加習慣于將媒介視為一種為我所用的有效工具。

綜上，崇尚個性文化、言論自由的西方受眾和長期有強烈的社會道德責任感和莊嚴的歷史使命感的中國受眾之間，對新聞報道的深入延展有不同的心理需求，這也是深度報道趨向性不同的一個原因。

（五）中西新聞傳播動力機制的差異

從新聞史觀的角度看，中西方的深度報道依靠的媒介傳播機制是不同的。中國的深度報道是20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才興起，那時中國處于社會全面發展的初期，傳統媒介更多關注的主流思想是報道社會發展的正面積極形象。“社會主義的新聞事業是黨、政府、人民的耳目喉舌，是黨聯系人民群眾的橋梁。”（實在忘記那句話在哪兒引用的，換了這句相似的，也可刪改）是當時甚至現在中國國情下做新聞的核心價值觀，深度報道也只能在這條“基準線”上正軌而行，不能偏跑一分。而相比而言，美國所代表的西方的新聞傳播動力機制是追求盈利為目標。進入20世紀，西方報紙進人了報業壟斷階段，從政黨硬報變成一種盈利性的知識產業，報紙本身已從上層社會的精神特權變成以普羅大眾為對象的廉價普通商品。一切報業的運營和新聞的制作都是從經營獲利為主要目標，這是“赤裸裸的金錢關系”的資本主義企業必備的營業準則。收益是一切，一切可以吸引受眾的內容，都是值得深入報道的，到最后，對利益的追求成為西方傳播動力的機制。由此，可見中國的新聞動力機制是以政治為本位，而西方是以經濟為本位。這樣宏觀大背景和歷史淵源下，深度報道的差異顯而易見了。

結語

新聞傳播是民族文化內涵的一種外在表現，新聞傳媒人的使命是通過文化的傳播來弘揚傳統內涵，并與時俱進來塑造適合這個時代的核心價值觀。因此，受社會制度、媒介生態、傳統文化背景的不同和價值觀的不同，必然導致中西新聞在深度報道的新聞觀念、報道主流、新聞題材選擇等方面的差異。處于高速發展期的中國面臨著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方面的更新，因此，大眾媒體需要深度報道來正確引導受眾，傳播客觀新聞事實和厘清改革中可能出現的種種障礙。當前中國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結構的調整，客觀要求文化創新，融合各國、各地區媒介文化。只有文化價值觀的融合和超越才能真正實現深度報道的變革，帶來新聞報道實踐的真正創新，才能使中國新聞迎接信息全球化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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