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劇視域下的《甜言蜜語》-電影論文

　　《甜言蜜語》電影與小說都是基于美國亞利桑那州南部一個叫做圖森的城市所發生的真實事件改編的。一個名叫查爾斯?史密德的中年男子偽裝成青少年，先后誘拐并奸污了數名少女。當地人稱其為“圖森的誘拐者”，并在1965年的報紙上刊登了他的罪行。電影和小說從此事件出發，將情節聚焦在一名15歲少女康妮身上，以她和阿諾德?弗蘭德(對應現實中的史密德)初次見面、再次見面、被引誘威脅、失貞的經歷為線索展開敘述，對暴力橫生的美國社會進行了批判。然而，通過對康妮悲劇的深入探索，讀者可以發現弗蘭德的暴力僅僅是導致康妮悲劇的外在原因，真正的內在原因還在于其性格上的缺陷，其悲劇可稱為性格悲劇。本文從性格悲劇理論入手，探討電影中康妮的悲劇及其內在原因，并通過電影結局的分析揭示導演對人性未來流露出的希望和肯定。

　　一、悲劇與性格

　　德國美學家西奧多?立普斯對性格悲劇做了闡述，認為這類悲劇是“性格對災難負責”，并且是由于“受難者對自己的不義(包括行為)所招致的一種咎由自取性的懲罰”。(轉引自古典文藝理論譯叢編委會,1963:124)我國學者楊文華教授也給性格悲劇下了定義，認為：“性格悲劇的特點是以人的個性力量為主體，突出表現個人情欲沖突，并將悲劇的原因深化為悲劇主人公自身性格內部的矛盾。性格內部包含著軟弱、缺陷甚至惡的因素，正是性格中的這些弱點引起錯誤行動，導致悲劇。”(楊文華,2003:61)而根據亞里士多德悲劇理論中的“錯誤說”，悲劇主人公不包含“道德上有缺點”，只是“由于看事不明而犯了錯誤”。

　　在西方文學史上，最能體現這種由于性格過錯而導致悲慘結局的是莎士比亞悲劇。評論家布拉德雷(A.C.Bradley)在分析莎士比亞悲劇時指出，其悲劇最大的特點就是“其悲劇中的矛盾沖突并非發生在悲劇主人公和他人之間，也非互為對立的集團之間，而發生于分裂的主人公內在”。(Bradley,1905:5)莎士比亞悲劇所體現的是“人的弱點與勇氣，愚蠢與卓越，脆弱和力量之間永恒的矛盾”，強調了“在悲劇主人公身上崇高與卑鄙的并存”。(Lucas,1927:55-56)在其四大悲劇作品中，哈姆雷特由于性格的軟弱、行動的延宕，承擔不起為父報仇和重整乾坤的重任；奧賽羅由于輕信與嫉妒殺死了自己心愛的妻子；李爾王的自以為是、傲慢與過分自信導致權力分割的盲目，最終被逐出家門的結局；而麥克白則由于不可遏制的權欲和野心從英勇大將墮落成殺人兇手。這些悲劇主人公都不是完美無缺之人，也不是窮兇極惡之人，他們性格上的弱點、過失和錯誤均與最終的悲慘結局有著直接關系。因此，莎翁的悲劇被公認為性格悲劇的代表，西方理論界甚至將“莎士比亞悲劇”(Shakespearean Tragedy)作為性格悲劇的代名詞，作為自古希臘悲劇(命運悲劇)之后的一種悲劇類別。

　　二、悲劇與存在之困境

　　電影中的康妮正是這樣一個典型的性格上有缺陷的青春期少女。15歲的康妮活潑開朗，卻正如大多數青春期少年一樣自私任性，極度迷戀自我、凸顯自我。她受困于青春期的無所事事和迷惘中，每天都期待發生點刺激、振奮的事情，思想中充滿了毫無價值的白日夢；整天在鏡子前流連忘返，時時處處在意自己的外表、穿衣打扮；看見其貌不揚、樸實穩重的姐姐瓊，總是生出一股優越感，自覺高出瓊一等；與好友出游，一路上從著裝打扮到言行舉止，總想招人眼目，吸引年輕男子的注意。事實上這一切完全是青春期少女的自戀和自恃：她絕非自己想象中那般美貌，也并非聰明智慧之人。在一次出游中，她和男孩子親密地打鬧調情。也正是由于她的張揚與自恃才引起了弗蘭德的注意，最終被尾隨跟蹤、招來受辱失貞之禍。

　　性格上的任性自私與虛榮自戀導致了少女失貞受辱的結局，對此德國著名哲學家馬克思?舍勒(Max Scheler)在《論悲劇》中的一段話足以說明康妮的悲劇：“但凡被稱之為悲劇的必然被包涵于價值以及價值之間關系的范疇之內……客體之所以能夠呈現出悲劇特性在于價值的互相作用。具體說來，悲劇的產生在于某些價值的毀滅。對于人類而言，并非其生命和存在的消失才可稱為悲劇，一個計劃、一種欲望、一件物品、一種信念的毀滅都可稱為悲劇。”(Scheler,1965:5-6)

　　貞潔的喪失固然令人悲哀，但更令讀者動容的是康妮一直以來所追尋的理想也在肉體的毀滅中離之遠去。如所有花季少女一樣，康妮渴望愛情，期待一位白馬王子的出現。因此，當阿諾德?弗蘭德，也就是路邊那位小伙，開著金色敞篷汽車出現在家門口的時候，康妮禁不住心旌搖曳。而看見弗蘭德在長相和穿著打扮上酷似20世紀60年代搖滾樂歌王鮑勃?迪蘭(Bob Dylan)后，康妮愈加為之吸引。隨后弗蘭德更是投其所好地顯擺他的收音機并暢談康妮熟悉的音樂，更加贏得了康妮的信任與喜愛。對愛情的憧憬使得康妮放松了警惕，最終走出家門投入弗蘭德的懷抱。但等待康妮的卻并非美好的愛情，而是被奸污悲慘結局。弗蘭德(Friend)并非如他的名字那樣是個“好朋友”，更不是康妮心目中的白馬王子，實則是魔鬼(Fiend)的化身；他引導康妮進入的“并非美好新世界，而是充滿暴力、性侵犯的地獄”。(Gillis,1981:65)虛榮和自以為是的性格缺點導致康妮看不清弗蘭德的真實面孔，最終慘遭侵害，其憧憬愛情的美好理想也隨之破滅。

　　不過說到底，如同多數青少年一樣，康妮并無道德上的邪惡，而只是一些性格上的虛榮、自私和驕傲，她并無邪惡之念、亦無害人之心。小說的作者歐茨在之后的訪談中也提到，這篇小說講述的主要是“天真無知的年輕姑娘出于虛榮而受到誘騙”，(Oates,1994:68)虛榮和自以為是成為康妮悲劇的主要原因。她的這一性格缺陷恰恰說明了人的局限、人性的弱點。法國思想家盧梭曾說過：人生而自由，但又無往不在枷鎖之中。(尹鴻,1992:3)這一矛盾使得人類遭遇著一個悲劇性的生存困境：一方面，人注定是自由的，正如康妮在內心縱橫馳騁地向往愛情，享受著想象的自由；而另一方面，人又受到各種世間必然性的限制和制約。電影中，康妮受到自身性格缺陷的鉗制，對理想的追尋受阻，反而搭上性命，正體現了人在宇宙中受限之悲劇性處境。

　　三、悲劇與希望

　　與莎士比亞那些“位高權重而受人矚目的帝王將相”的悲劇不同的是，喬伊斯將關注點放在了普通小人物身上。(劉淑芹,2007:120)然而即使是小人物，也展現出極強的悲劇性：個體生活在宇宙中，康妮的少女夢想受到自身性格缺陷的約束而毀滅，展現出生存的悲劇性處境。但不管是作者歐茨還是導演喬伊斯都并非是在否定人性，相反，通過對主人公奮不顧身、不惜一切也要達到目標這一悲劇精神的書寫，她們歌頌了人性的偉大。在歐茨的小說中，康妮最后超越了自身的局限，在生與死的抗爭、人的自由意志與強大黑暗社會的抗爭中顯露出人的尊嚴和價值。通過對人性的謳歌，歐茨“向我們展示了如何度過并超越苦痛”，并“激勵我們繼續奮戰并賦予生命以意義”。(Grant:5)正是基于這樣的人性觀，歐茨對人最終的結局并不悲觀，相反充滿希望。同樣，電影《甜言蜜語》展示出的卻遠非導演消極頹然的悲觀人生觀。在歐茨原小說的結尾，康妮被弗蘭德帶出了家門，并在其生死未卜中戛然而止；而在電影的結尾，康妮披頭散發地回到了家(暗示著受到侵犯)，在面對母親自責的懺悔時她卻一反往常地安慰母親，并且在影片的最后她和姐姐瓊一起和著曲子翩翩起舞。這樣一個近乎脫胎換骨的康妮不再是之前那個任性無禮、頂撞母親、厭惡鄙視姐姐的自私女孩，在經歷過男性的暴力之后，康妮選擇與母親、姐姐結成聯盟，在女性自然的“姐妹情誼”中尋求庇護。與歐茨的原小說相比，電影的結局所刻畫的康妮身上的性格缺陷消失殆盡，展現了導演喬伊斯對人性未來流露出的希望和肯定。

文章來源于《電影文學》雜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