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虛構寫作到非虛構電影——探析《我不是藥神》題材特征

由真實事件改編的非虛構類電影蓬勃發展，佳作層出不窮，這類電影在世界電影歷史舞臺上似乎占據了一席之地，非虛構也成為了當下非常時髦的商業名詞。本文梳理了非虛構寫作的歷史，以及探討了非虛構電影的題材特征，主要包括：公共性、平民性、反思性等特征，這些特征也是非虛構類電影獲得成功的重要因素。

一、國內外非虛構類電影的概述

近年來，由真實事件改編的非虛構類電影蓬勃發展，佳作層出不窮，這類電影在世界電影歷史舞臺上似乎占據了一席之地，非虛構也成為了當下非常時髦的商業名詞。談及非虛構寫作一詞的誕生，可以追溯到20世紀60年代的美國，“肯尼迪遇刺、性解放、反越戰游行、美蘇爭霸、社會主義陣營發展壯大，這一系列歷史事件見證著美國的優越感慢慢磨滅，動蕩與反叛成為社會的主流思潮。伴隨著自我意識的覺醒與對抗文化的流行，人們開始懷疑新聞報道的客觀性，推崇個人風格。一直以來強調客觀真實的新聞，就成為了靶子之一，文學鼓勵記者撰寫精彩的故事而非干巴巴的新聞報道，正迎合了當時人們的對抗情緒。”此后，新新聞主義誕生，“它強調突破傳統采訪手法和束縛，通過采訪獲得真正的觀點內容，要求記者在撰寫新聞時利用文學技巧，關照作品的寫作風格。”被譽為新新聞主義之父的湯姆·沃爾夫將“兼顧理智與情感”作為新新聞學的目標，通過“所有場景與對話的眼神”，注意到“最細微的事實和細節”，做到“經驗最豐富的報人從不敢奢求做到的事”，除湯姆·沃爾夫外，新新聞主義的代表人物蓋伊·特立斯，杜魯門·卡波特，亨特·湯普森等以《紐約客》、《時尚先生》等雜志為陣營進行非虛構故事的寫作和報道，從此，非虛構寫作受到受到學界、社會的廣泛關注。

由非虛構特稿改編的電影也獲得較大的成功，其中獲得第85屆奧斯卡最佳影片、最佳剪輯、最佳改編劇本三項大獎的《逃離德黑蘭》就是改編自約瑟瓦·貝爾曼（Joshuah Bearman）在《連線》雜志（Wired）上發表的文章《大逃亡》，非虛構受到人們的大力追捧，非虛構一詞也成為電影宣傳的噱頭。國外根據非虛構寫作改編的影片較多，包括由揚·德芒熱執導，馬修·麥康納、埃迪·馬森、布魯斯·鄧恩等聯合主演的電影《白人男孩瑞克》就是改編自美國深度報道網站The Atavist 2015年發表的報道《白人男孩瑞克的審判》而來，影片主要講述1980年代，14歲男孩Ricky Wershe Jr成為當地和聯邦執法機構的臥底線人，后逐漸走上販毒道路。17歲時Ricky Wershe Jr.被發現藏有17磅的可卡因，被判終身監禁的故事。2018年9月即將上映的由大衛·洛維執導，羅伯特·雷德福、卡西·阿弗萊克等聯合主演的電影《老人與槍》改編自《紐約客》特約作家大衛·葛南（David Grann）2003年的一篇報道，影片主要講述越獄數次的70歲高齡搶劫犯Forrest Tucker成功搶劫了大概30間連鎖銀行之后，竟然神奇的逃脫了30年的牢獄之災。在他出獄后，又開始進行一系列的搶劫計劃的故事。此外還有詹妮弗·洛佩茲將主演的影片《舞女大盜》則是基于《紐約雜志》 Jessica Pressler寫的文章《Hustlers at Scores》改編而來。國外電影公司將非虛構寫作特稿轉化為影視IP的案列較多，已經顯得十分成熟。

而國內的大部分非虛構電影則是改編自真實發生的故事而非特稿直接改編，如2014年出品的電影《親愛的》改編自央視報道的一則“打拐”新聞，2015年上映的電影《踏雪尋梅》則是改編自2008年緩交少女王嘉梅被害案件，以及2016年上映的《湄公河行動》則是改編自“10·5湄公河案件”，其中更是以文牧野執導、徐崢、周一圍主演的《我不是藥神》為非虛構電影的巔峰佳作代表，影片講述了神油店老板程勇從一個交不起房租的男性保健品商販程勇，一躍成為印度仿制藥“格列寧”獨家代理商的故事。“影片圍繞“以人為本”的創作思路，將“陸勇事件”經類型編碼優化為可供中國電影市場傳播的電影文本，在塑造底層英雄的同時聚焦白血病患群體的生存困境，彰顯出強烈的悲憫情懷和人道主義精神。《藥神》在商業經驗、藝術創新以及激發觀眾情感痛點之間找到了相對統一的平衡點，實現了生活層面、情感層面、價值觀層面的“最大公約數” ，因此也贏得了集體性乃至一邊倒的點贊。”，其票房超過30億，觀影人數眾多，豆瓣評分達9.0分，排名話語電影第八名，《我不是藥神》成為一部“現象級”電影。

但是真正意義上的改編自非虛構特稿，由特稿故事改編為影視劇作品，直接鏈接到影視業的作品較少，主要包括樂視影業出品、高群書執導，王千源、黃軒主演的電影《太平洋大逃殺》，該影片直接改編自杜強所寫、發表于《時尚先生》雜志的《太平洋大逃殺親歷者自述》，主要講述了2010年12月，“魯榮漁2682號”漁船載33名船員出海，前往秘魯、智利海域釣魷，其間漁船失去蹤跡。出海8個月后，被中國漁政船拖帶回港時，船上只剩11名船員。歷時近兩年的偵辦和審理，11名生存船員被判殺害22名同伴的故事。另外還有鯨書及其團隊所寫的特稿《1986，生死漂流》，鯨書及其團隊以200萬的價格賣出了50%的《1986，生死漂流》影視改編版權。雖然這兩部直接改編自非虛構特稿的影片都還未上映，但毫無疑問，非虛構特稿改編成非虛構電影將會是中國電影業實實在在的富礦。

二、非虛構類電影的題材特征

（一）公共性

在原創劇本越來越難的情況下，以真實故事為藍本改編的影片，似乎成為一部電影獲獎或收獲高票房的一大“噱頭”。而非虛構影片題材的最明顯的特征之一就是公共性，與媒體的公共性即“指向一個公平開放的平臺，所有人都可以自由地參與其中，平等地發出聲音、表達意見，而不能是歧視性、排他性或等級性的空間”的表達不同，虛構影片題材的公共性最主要是指對公共利益的觸及與挖掘，而公眾利益所包含得原則主要有以下幾點，即“獨立——在政治上不為政府或其他利益集團所左右；平等——觀眾不分等級享受同樣的服務；全面——滿足不同層次、不同口味的觀眾的需求；多元——反映不同的觀點；不迎合——不追求最大的觀眾數,不一味迎合觀眾”。

電影《我不是藥神》之所以能夠成為一個現象級的影片，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影片題材帶有強烈的公共性屬性。首先，影片反映了少數群體的利益訴求。我國有四百萬左右的白血病患者，而每年更是以三到四萬的速度增長，四百萬病患數量占我國龐大人口基數的一小部分，但是如此龐大的患者人群背后所隱藏的不僅僅是生與死的問題，它還涉及到非法的商業利益、道德倫理的淪喪等諸多議題。毫無疑問，影片帶有強烈的沉痛現實之感，于社會而言，國產藥與仿制藥，一個是合法另一個則是非法，而于白血病患者而言，國產藥與仿制藥都是救命藥，但一個貴的離譜，另一個卻相對廉價，白血病本就意味著家財耗盡，仿制藥是病患群體唯一的選擇，但無奈的是這樣一個龐大群體的利益卻遲遲沒有被社會和國家所重視，他們一直生活在法律打擊與個人生死的矛盾之中，依靠處于法律灰色地帶的仿制藥而生。其次，對影片受眾而言，《我不是藥神》的主要受眾并不是白血病患者或家屬，而是階級屬性差異較大的社會魄羅大眾，這些白血病家患者背后是數以百萬的家庭，在病魔的折磨下，這些家庭逐一崩塌，對于家庭倫理道德的展示、個人與社會的矛盾沖突滿足了廣大受眾對于少數病患群體的集體想象。

（二）平民性

平民性具有大眾性、日常性、通俗性、娛樂性和包容性的特點, 能夠被平民大眾所理解和接受。影片《我不是藥神》題材取材于底層白血病人群的掙扎現狀，電影中的平民化人物也都是現實生活中真切存在的，而且就生活在我們的周邊，平民性的題材特征也是影片成功的要素之一。《我不是藥神》取材現實，聚焦廣大中國人民都會遇到的醫療問題，雖然我國現行的醫療制度和醫保體系對重疾病患幫扶力度較大，但是想要完全擺脫病魔的奴役顯然是不可能的，因而重疾病患對抗疾病的背后則意味著要耗費財產，所以大部分病患群體只能選擇廉價的仿制藥。而在現實中，醫院的重病室從來都是人滿為患，病患的家屬則要支撐起整個家庭，他們中有的兼職跑滴滴、有的送外賣，但這些生活在社會底層人民的生存現狀只能通過媒體所建構的擬態環境供大眾去想象，而現實往往才是帶有真正的生活底色，平民化的題材特征更容易讓受眾產生共鳴。

平民性的題材特征也注定影片中的人物設置的平民化，主人公程勇是一名“藥販子”，相對富裕的經濟現狀讓他一度成為以呂受益為代表的白血病患者的對立面，但隨著敘事的推進，程勇開始成為這一群體中的一員，而且是不可或缺的一員。為了幫助白血病患群體，他開始從印度大批量進購仿制藥“格列衛”，仿制藥的買賣是我國法律命令禁止的，無形中，程勇成為了代表主流社會生存法則的對立面，對于生活在底層的病患群體而言，他們只能購買仿制藥續命，而底層社會的生存法則是無關法律與道德的，能夠繼續延續生命就是最高準則，但是底層病患人群卻體現出難得的道義精神，影片中購買仿制藥的病患們口徑保持統一，不出賣任何程勇的信息，一度讓警察束手無策，白血病患者黃毛更是為了保護程勇不被警察抓住，駕車阻止對警察的抓捕，最終犧牲了自己以及影片最后，程勇被抓后坐在警車里，街上送行的白血病患者絡繹不絕。值得注意的是，題材的平民性與題材的重要性二者并不是矛盾的，平民性的題材特征，導致影片更加親民、通俗和包容，很大程度上也促進了其重要性。

（三）反思性

非虛構類電影取材現實、關照現實，呈現普羅大眾最具有生活底色的生存現狀，但這類電影題材的使命不能止步于此，進一步而言，反思現實并推動改變現實才是它們的終極使命。毫無疑問，由真實故事改編的電影上映后都具有強烈的批判精神，取材現實、觀照現實、反思現實是這類影片的另一大題材特征。其實早在2004年6月，電影《我不是藥神》原型人物陸勇，他是無錫一家針織品出口企業老板，同時也是慢粒白血病患者，陸勇因給千余網友分享購買仿制"格列衛"的印度抗癌藥渠道被稱“抗癌藥代購第一人”，后被檢方起訴。2004年6月，陸勇偶然了解到印度生產的仿制“格列衛”抗癌藥，其后陸勇幫助患者購買此藥，人數達數千人。2014年7月21日，沅江市檢察院以“妨害信用卡管理”和“銷售假藥”為罪名，將陸勇公訴至沅江市法院。2015年1月27日，沅江市檢察院向法院請求撤回對陸勇的起訴，法院當天對“撤回起訴”做出準許裁定，29日下午，陸勇獲釋。當時，陸勇案件受到了社會的廣泛關注，媒體的報道鋪天蓋地而來，也的確產生了較大的社會影響。但是接踵而來的其他新聞，將其淹沒在歷史洪流之中，未曾激起實質性的改變，官方對于仿制藥的態度還是采取強硬的管制態度，但是現實生活中，有一大批白血病患者都選擇繼續依靠仿制藥而生，別無他法，以陸勇為代表的白血病患者選擇游走在法律的灰色地帶，如履薄冰。而在影片《我不是藥神》中，電影中程勇取材于現實生活中的陸勇，只不過將其白血病患者的身份隱去，以此更能凸顯利益與人性、道德與法律之間的矛盾關系，影片與7月5日上映，取得了觀眾們的信任，廣受好評，民間輿論場就利益與人性、法律與道德等議題進行了充分的探討，各大媒體也紛紛進行白血病患者買藥貴、用藥難、仿制藥合法性與其價值性進行了充分的議程設置，由于該電影具有較大的公共性，涉及到了龐大弱勢群體的利益，關于仿制藥牽扯出來的次生問題，媒體進行了大量的議程設置，充斥著各大門戶網站頭條以及朋友圈之中。7月19日，李克強總理近日就電影《我不是藥神》引發輿論熱議作出批示，要求有關部門加快落實抗癌藥降價保供等相關措施。“癌癥等重病患者關于進口‘救命藥’買不起、拖不起、買不到等訴求，突出反映了推進解決藥品降價保供問題的緊迫性。”批示中指出，“國務院常務會確定的相關措施要抓緊落實，能加快的要盡可能加快。”至此，媒體的議程成功向政府議程轉向，抗癌藥的降價以及供保等問題成為政府亟待解決的議題。

非虛構類電影題材的反思性是這類電影的特征之一。通過電影的呈現、傳播，將一個長期懸而未決的、涉及廣大弱勢群體利益的社會議題的解決推進了一大步，這不得不說是一大進步，但也是極具諷刺意味的。非虛構類電影取材真實發生的故事，將故事所隱射的國家政策、社會矛盾、家庭倫理、個人生死等議題暴露在廣大的受眾面前，展現故事本身不是目的，只是一個流程，真正的目的是要對影片所探討的國家、社會、家庭、個人等多方面的問題進行反思，推進現實問題的改變與解決，才是終極使命。

三、結語

隨著以《我不是藥神》為代表的非虛構類電影的爆紅，非虛構成為當下時髦的商業詞匯，未來，非虛構類電影肯定會井噴式發展，但是我們也要理性的看待這類影片，當下仍有許多亟待學界、電影界解決的問題，例如對非虛構故事的客觀性還原度以及對非虛構類電影化改編的尺度等都處于一個模糊的態度之下，但總而言之，非虛構的故事一定會是中國電影業的真實富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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