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潔能源外交：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綠色實踐

氣候變化是人類面臨的共同挑戰，發展清潔能源則是破局的關鍵。作為全球重要的清潔能源生產國和綠色技術輸出國，我國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為指引，通過深入開展清潔能源外交重塑全球氣候能源治理格局。從沙漠戈壁的光伏矩陣到熱帶雨林的特高壓電網，從動力電池產業鏈到綠色金融創新，中國以技術普惠、合作共贏為核心，為“全球南方”提供了可負擔的氣候問題解決方案，推動世界能源體系朝著更加公平、包容和可持續的方向發展。
　　從“一帶一路”到“全球南方”的綠色輻射。我國清潔能源外交是對“綠色絲綢之路”的深化實踐，當前我國累計同100多個國家開展了清潔能源項目合作，覆蓋光伏、風電、水電、儲能等全產業鏈。例如，中企承建的阿聯酋艾爾達芙拉光伏電站是全球最大的單體光伏項目，年供電20萬戶家庭，實現二氧化碳減排240萬噸，使阿聯酋清潔能源占比提升至13%。這些項目通過“建設—運營—本地化”的模式，為當地培養出優秀的清潔能源管理人才和技術工人，并建立聯合實驗室推動科技創新。此外，我國清潔能源外交與“全球南方”深度綁定，面對發達國家的貿易壁壘，我國清潔能源產能加速向“全球南方”轉移，實現資源互補與協同治理。我國的動力電池產業鏈需要印尼鎳礦的支撐，同時我國也積極拓展新能源汽車在中東地區的市場，通過“公正能源轉型伙伴關系”（JETP）等機制，我國為印尼、越南等國提供綠色融資，破解190億美元/年的資金缺口。這種合作打破了“中心—邊緣”的傳統分工體系，形成資源與技術的雙向依賴，創制了“南南合作”的新范式。
　　從成本革命到經驗共享的技術賦能。我國通過規模化生產與技術創新，降低了全球綠色轉型的門檻，將光伏組件的成本降低80%，風電度電成本降低60%，清潔能源正在從“奢侈品”變為“日用品”。我國供應了全球80%的光伏產品，2023年光伏組件的出口額超過2000億元，幫助巴基斯坦等國光伏發電占比提升至5%-13%，并有效推動了電動汽車在當地的普及。根據國際能源署的數據，若排除中國產能，2023年全球風電新增裝機量將不足1吉瓦，遠低于實際規模的117吉瓦。此外，清潔能源外交推動我國自主的清潔能源技術標準走向國際，中國制定的漂浮光伏設計規范被印尼等國采納，成為東南亞國家的行業基準；中國分享的電力技術覆蓋30多個國家，巴西的美麗山項目在采用中國的特高壓輸電技術標準后，實現了2000公里的電力零損耗傳輸；中核集團在阿聯酋推出的高溫氣冷堆模型等創新成果，推動中東核能合作從單一設備出口轉向系統集成。這些技術標準的輸出不僅提升了中國在全球清潔能源事務中的話語權，更降低了發展中國家的技術適配成本。
　　從項目合作到政策協調的機制創新。針對“全球南方”發展清潔能源的融資難題，我國探索出多元化模式來共擔綠色金融風險。亞投行為印尼的光伏項目提供風險對沖，并降低中企的投資門檻；埃及蘇伊士灣風電項目通過“中國貸款+本地股權”的混合融資機制，實現資金與責任共擔；中國碳交易市場與東盟國家、海灣國家逐漸互聯，積極探索跨境碳信用互認。同時，我國清潔能源外交注重區域治理平臺構建，通過多邊主義強化制度性合作。在中國—東盟清潔能源合作中，推動區域電網互聯，促進老撾水電與泰國光伏優勢互補；在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牽頭設立“清潔技術轉移基金”，資助非洲國家建設小型光伏電站；推動建立全球清潔能源合作伙伴關系，為信息溝通和產業合作提供對話平臺，不斷完善“全球南方”的政策工具箱。
　　我國清潔能源外交的本質是以技術普惠推動發展權再平衡。通過分享可持續的能源發展方案，助力“全球南方”跨越“高碳增長陷阱”，并重構全球氣候治理的正義性——減排不應是發達國家的道德特權，而是所有國家平等享有的發展權利。未來，我國仍需警惕地緣政治風險，強化中資清潔能源項目數據的透明度，突出就業、民生、環保等社會效益，回應西方炒作的不實論調；引入第三方企業參股項目建設，淡化“中國主導”的標簽；加速產業鏈共建和人才聯合培養，拓展新興清潔能源領域合作；推廣“能源互聯網”經驗，幫助更多國家實現能源智慧管理。我國將進一步把基礎設施的“硬聯通”與標準體系的“軟聯通”相結合，在綠色金融、標準互認、區域協同等領域深化制度性合作，為構建清潔美麗的世界貢獻更多中國智慧。正如國際能源署署長比羅爾所言：“當今世界的能源故事，本質上是中國故事。”這一故事的核心，正是以清潔能源外交書寫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新篇章。

文章來源：《安徽科技報》 http://www.007hgw.com/w/qt/3531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