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癸丑①報災”淺析

一 “癸丑報災”前，中國新聞事業的短暫繁榮

  伴隨著武昌起義的成功，統治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制度宣告被推翻，中國資產階級開始登上歷史舞臺，在武昌起義勝利后，武漢革命黨人在其控制區創立推行新聞自由體制，并且這一體制在中華民國成立后，繼續得到推廣和普及，以孫中山為首的南京臨時政府通過立法等手段建立起與西方接軌的自由新聞體制，從而徹底的沖破了清政府建立的“新聞審查制度”，保障了人民言論自由，出版自由的權利，中國新聞事業的短暫繁榮也因此拉開了序幕。

  與此同時，為了進一步鞏固新聞自由理論，中華民國南京臨時政府廢除了清政府的有關“新聞審查”的相關限制言論出版自由的法規，并將言論出版自由的原則納入到了《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當中，并于1912年3月2日，由南京臨時政府內務部通電全國新聞界知照“查滿清行用之報律，軍星以來，未經國民政府明白宣示，自無繼續之效力。”自此，中國報業在自由新聞體制的推動下開始迅猛發展，在武昌起義后的半年里，全國的報紙由100多家猛增至500家，總銷售數量達到了4200萬份②，這兩個數字，都超過了歷史最高紀錄。另據1912年北京政府內務部的報告說，從2月12日清帝推位到10月22日的8個月內，在內務部注冊立案的背景報紙有89家，因而這一時期又被人稱為“報界的黃金時代”，反映出了在社會變動期間人們對新聞的渴求，側面體現出言論出版自由的理念開始深入人心。

二，袁世凱扭曲新聞自由體制伊始

 中華民國成立之后，袁世凱利用革命形勢和軍政大權，竊取了辛亥革命的勝利果實。1912年2月15日，參議院選舉袁世凱為臨時大總統，同年的3月10日袁世凱在北京就任。袁世凱上臺初期，由于言論出版自由深入人心，新聞事業異常活躍，所以表面上他尊重新聞自由，甚或推出了一些保護新聞自由的舉措，實際上卻是采取了極盡狡猾和惡劣的手段對自由新聞體制進行摧殘，妄圖通過控制輿論，利用輿論來為自己的復辟帝制服務。為了達到控制輿論的目的，袁世凱主要采取了：辦御用報紙，做輿論鼓吹；金錢收買，拉攏腐化；摧殘報業，迫害報人這三種手段。

首先，袁世凱剛剛上臺，就立即著手辦報先后在北京創辦了其御用報紙《金剛報》，《亞細亞日報》，指使公民黨在北京出版《民視報》；在長沙創辦了《國民新報》（后更名為《大中報》）；除此之外，他還在上海接辦了《神州日報》，在廣州出版了《時敏報》，在這些鼓吹帝制，為袁世凱復辟帝制充當輿論工具的報紙當中，《亞細亞日報》最有影響，《亞細亞日報》分別在北京，上海兩地出版，北京版創刊于1912年6月，由薛大可任主編，樊曾祥，易實甫等人任撰述。上海版的《亞細亞日報》創刊于1915年9月，它是在公開鼓吹復辟帝制的“籌安會”成立后創辦起來的，實在復辟帝制的高潮中創辦起來的。

其次，袁世凱在渴望控制輿論方面，不僅創辦了許多御用的報紙，而且他還利用自己的地位和金錢，對一些報紙進行收買，拉攏，腐化，據不完全統計，民國初年直接或間接接受過袁世凱收買的報紙多達125家以上，其中，較為知名的報紙有北京的《國華報》，《國權報》，《京津時報》；上海的《時事新報》；長沙的《大公報》。袁世凱通過不同的收買，賄賂方式對這些報紙的主編，發行人，記者進行拉攏，然后要求他們按照他所定的調子撰寫新聞，袁世凱的這種手段嚴重腐蝕了新聞界，使不少報人腐化墮落，人格掃地，新聞道德淪喪，而這些報紙則對袁世凱俯首稱臣，對其復辟阿諛奉迎，甚至在報紙上出現稱呼袁世凱為“袁大帝”，記者自稱為“臣記者”的丑聞。

再次，對于不聽命于袁世凱的報人和報紙，他采取了窮兇極惡的是手段對其進行迫害，一是制定法律，法令，限制言論自由，禁錮報業，鉗制輿論。在1912年到1914年的兩年時間里，袁世凱先后頒布了《戒嚴法》，《治安警察法》，《報紙條例》和《出版法》，對報紙的登記，出版，發行和采訪，編輯加以干涉，設置重重障礙。二是禁止出售，郵購，及郵遞某些報紙，這一措施是用來限制上海，天津等地租借內出版的反袁報紙的，由于租界內的報刊，袁世凱無法進行審查，因而只能禁止有反袁傾向的報紙刊物在租界外出售發行，使他們發生經濟困難，自動停刊。三是封報殺人，1913年11月4日，袁世凱在下令解散國民黨的同時，對各種進步報刊進一步加強打擊，查封報館，暗殺報人，造成了中國新聞界的白色恐慌。

三“癸丑報災”引發

在1912年底到1913年初的國會參眾兩院選舉中，宋教仁領導下的國民黨取得了壓倒性的勝利，袁世凱的獨裁統治受到了極大的威脅，于是袁世凱便唆使趙秉均在1913年3月30日在上海將宋教仁暗殺。同時，袁世凱為了瞞天欺世，命令京師警察廳在1913年3月11日，即宋教仁被暗殺的前夕，就像各報轉發了陸軍部，內務部的命令，以防止泄露外交，軍事機密為借口，宣告自即日起，由陸軍部派員對各報擬刊載的新聞稿實行預檢，一經發現此類報道即軍法處置。3月20日，宋教仁遇刺后，為防止事件的真相被新聞界揭破，袁世凱又由陸軍部出面，下令各地報紙：“定二年三月二十一日起，由部派員實行檢閱簽字辦法”。凡是登載軍事外交事件，不服檢閱者，“立即派員究辦”，嚴重者“科以軍法”。但是，自“宋教仁案”發生之后，袁世凱的發革命面目暴露無疑，舉國上下，一片嘩然，上海的《民立報》從宋案發生的第二天起，每天一整版篇幅連續報道宋案的經過，刊登兇手的供詞和袁世凱往來的密電等，用充足的事實證明袁世凱就是宋案的主謀。也就是從這時起《民立報》通過對“宋教仁案”的揭露，開始掀起了反袁宣傳的第一次高潮，與此同時，其他一些進步報刊也開始了反袁的宣傳，揭露宋案真相。例如，《民國報》就明確指出：“擊宋君者非亡命之徒，乃吾人之政敵也。”；《國風日報》也發表了社論，猛烈的抨擊袁世凱及其政府：“謀叛，暗殺，賣國”是“殺人政府”，而且在廣州還專門創立了《討袁報》，一些非國民黨報紙，也在看清袁世凱的丑惡嘴臉之后，加入到了反袁宣傳的行列。作為反袁先鋒的《民立報》，在掀起關于“宋案”的宣傳之后，又掀起了反對大借款的宣傳。宋教仁案發生后，袁世凱同英，法等五國銀行團簽訂了《善后借款合同》，《民立報》率先將此事實披露，引起國內外輿論的一片嘩然，激發了人民的義憤。此后《民立報》開始進行“二次革命”的宣傳，1913年“二次革命”爆發后，以大量的篇幅報道各地討袁軍消息，同時發表了大量的討袁宣傳，其他各地的討袁報刊緊隨其后，使得新聞界的討袁宣傳達到了最高峰，為“二次革命”營造了良好的輿論氛圍。

在這樣一個反袁高漲的輿論氛圍當中，袁世凱及其政府對新聞業的摧殘更加的變本加厲，袁世凱親自上陣，發布總統令：凡罪案未經審訊前，報紙補得刊載。內務部也下令各地報刊，不準使用“萬惡政府”“政府殺人”“民賊獨夫”等字樣，更為可笑的是，袁政府聲稱，如果報刊違令，將按“報律”懲處，這也就意味著，袁政府把亡清的《欽定報律》搬用到了民國報業，更為惡劣的是，袁政府采用暗殺手段，大肆的殺害報人，制造白色恐怖，以期恐嚇報業，抑制反袁宣傳，在“二次革命”爆發后，袁世凱頒布更改的報令多達數十條，并且要求全國的所有報刊都要重新登記注冊。

四“癸丑報災”影響

“二次革命”失敗后，袁世凱及其政府借助軍事勝利對國民黨體系以及同情者之報紙大肆摧殘，凡國民黨的報紙均以“亂黨報紙”的罪名查封，這一時期，北京，天津，武漢，廣州，長沙，成都，福州，南昌等地的國民黨報紙全部被查封，對其他報刊，只要是有礙其獨裁統治的，也殘酷的進行剿滅，這其中也包括了一些擁袁的報紙。袁世凱瘋狂的殘害報業的行徑在這一時期達到了高峰，在廣州，袁世凱在一天之內，就查封了《中國日報》，《平民報》，《中原報》，《民生報》，《討袁報》，《覺魂報》六家報紙，教會報紙《震旦報》因言論激烈被封連一向“擁護中央”的《粵聲報》，《公論報》也因被疑與國民黨有關聯而被封，還有許多的報人因撰寫反袁評論而遭到殺害，《民立報》的敖瘦蟬因撰寫悼念宋教仁的挽聯被殺害，類似這樣的報人在這一時期很多，因此，在這樣的恐嚇之下，中國新聞業的發展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打擊，據統計，到1913年底全國500家報紙銳減到139家③，報刊減少了三分之一。報人的大批被害，使得新聞業人才損失慘重。袁世凱對中國新聞界的大掃蕩造成了其無以加負的損失，其惡劣的影響也激發了更多報人追求新聞自由的信念，為日后破除袁世凱的新聞限制打下了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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