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民族學院辦學精神初探

革命時期，各族群眾奔赴延安，共同書寫了各民族共同當家作主的平等精神，同舟共濟共同奮斗的團結精神，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進取精神，聯系實際注重調查的求實精神。這些精神隨著圣地延安的向心力匯聚延安，鑄就了寶貴的延安民族學院辦學精神。

延安民族學院（以下簡稱民族學院）辦學精神是我們黨寶貴的精神財富，是各族群眾在革命戰爭年代所展現出來的寶貴精神。民族學院誕生于特殊年代，承擔著特殊使命，它在辦學過程當中所展現的精神特質到今天仍然值得我們學習與思考，這種精神是黨在革命建設歷程當中創造的諸多的“原生精神”之一。

一、各民族共同當家作主的平等精神

1941年9月18日，民族學院正式開學，學員來自不同民族和地區，語言方面存在著巨大的差異。本民族的語言是全校的必修課，有蒙語文、藏語文等。少數民族語文課是學院特殊的課程設置。1943年民族學院與延安大學合并，1944年延安大學制訂的《延大教育方針草案及本年度教育計劃提要》規定“民族學院應著重少數民族的歷史及特點，其教學內容應適應少數民族工作的需要”，少數民族語文課仍然保留。1944年4月，遷址定邊后專門從伊克昭盟聘請蒙語教員，加強蒙語教學；1945年3月遷址城川后，學員主要在內蒙古工作，所以只有蒙語一門。但不管如何變遷少數民族語文一直是必修課，這是民族學院落實黨民族平等政策的重要體現。

平等精神還體現在黨和政府對民族學院的優待上，學院的學員每月比其他學校學員多發10斤白面，每年多一套單衣和棉衣。1942年，邊區政府把所有人員的待遇劃分為十類，少數民族同志為第一類。由此可見黨和政府對少數民族的關心和照顧。“學院還選出自己的陜甘寧邊區參議員候選人，參加延安等地的競選。”黨的民族平等政策，在民族學院得到了模范的貫徹執行。

二、同舟共濟共同奮斗的團結精神

1941年，劉春在《回族在抗日民族自衛戰爭中的地位》的報告中提出“培養新工作干部，在中央應廣招各族分子及與各族接近的分子。在地方上黨亦應利用可能地訓練干部(將來可能設民族學院)”，學院成立的初衷就是為了團結各民族。所以毛澤東在東方民族大會上面對來自東方各國的代表時講“延安是專講團結的地方，這里有清真寺，由蒙古文化促進會，有民族學院”，毛澤東對民族學院的辦學精神的核心作出了最為高度的凝練與總結，在學院師生俱樂部成立時，毛澤東題詞——團結。這是他對民族學院學員的期望，也是對民族學院辦學的期望，更是它對中國各民族的期望，團結二字高度的概括了民族學院辦學的精神核心。這一精神在民族學院校歌當中也有很好的體現：我們是各民族優秀的子孫，我們是中國真正的主人。漢、滿、蒙、回、藏、苗、夷，親密團結在一起。今天是各民族學習的伙伴，明天是革命戰斗的先鋒。同志們，讓我們攜起手來，高舉起民族革命旗幟，邁步走向平等幸福各民族團結的新中國。各族同志始終親密團結在一起，共同為平等團結的新中國而奮斗。團結，是民族學院辦學精神的核心。

三、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進取精神

1941年皖南事變后，國民黨全面封鎖邊區，日本也加強了對邊區的經濟封鎖。我們遇到了抗戰以來空前的困難，民族學院正是誕生于這一最為艱難困苦的時期。學院的學員有一半以上來自內蒙古，所以緩察行政公署曾給民族學院籌過一筆錢，同時致函西北工作委員會，希望能夠協同分配。連生源地的政府都開始接濟，民族學院的辦學確實非常艱苦。遷址定邊辦學后，辦學環境不僅沒有改善反而更加艱苦。教學活動是在廢棄的城隍廟當中開展，沒有床就在土地上鋪上草睡覺。遷址內蒙古的城川辦學時，學生們基本上是一邊學習，一邊利用業余時間清掃、修繕破舊的房屋，以便逐步改善辦學條件。學院成立后各族師生發揮進取精神，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解決了很多必需品的生產，一定程度上減輕了學院的經費壓力。并入延安大學后，民族學院的大生產運動廣受好評，通過生產勞動，實現了大部分生活品的自給自足。遷址定邊辦學后，各族師生一邊學習，一邊勞動發展生產，除糧油大部分由糧食部門供給外，其他基本上能夠自給自足。遷址城川后，這一優良傳統仍然保持。

民族學院的學員有一定的優待，本可以生活的相對輕松。但他們并沒有，從延安到定邊再到城川，一直保持“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優良傳統，時刻保持進取精神，不但改善了生活條件，還鍛煉了工作能力，成為一批真正了解民眾疾苦的民族干部。

四、聯系實際注重調查的求實風格

1941年8月1日，中共中央發布《關于調查研究的決定》，西北局成立中央調查研究局第四分局，下設少數民族研究室，附設在民族學院。負責研究西北少數民族問題，分為蒙、回和藏三個研究組。研究室在西工委民族問題研究室工作基礎上編寫了《蒙古民族問題》初稿、《青藏調查記》、《烏審旗調查》，共20余萬字。整理出了《蒙古大事資料》、《蒙古風俗習慣》、《回民風俗習慣》、《土默特旗調查材料》等，共10多萬字。還搜集了偽蒙材料、伊盟材料、藏族問題材料、蒙古名人資料、蒙古革命運動史料等專題資料。這些調研成果為黨中央制定民族政策提供了比較切實具體的史料，起到了咨政建言的作用。

民族學院的辦學非常重視與民族地區實際的結合。從遷離延安開始學院的辦學地點離民族地區越來越近。1944年民族學院搬離延安，最終選擇在定邊辦學，這里與甘肅、寧夏、內蒙古相接，是蒙古族與回族交錯雜居的邊沿地區，定邊縣設有民族務科負責少數民族工作，最早的蒙古委員會也設在定邊，邊區政府建立的五個回民鄉中有一個就位于定邊。而且早在1938年10月，陜甘寧邊區三邊分區特委就已經決定在定邊設立蒙回族學校，培養民族干部。因此，定邊是民族學院遷離城川的最佳落腳點。1945年4月6日，陜甘寧邊區政府同意民族學院到內蒙古城川繼續辦學。其實早在1945年2月9日民族學院的實際辦學地點就在城川，等待伊盟工委書記趙通儒的安排。所以趙通儒才向陜甘寧邊區政府提出申請，擬將民族學院遷址到城川辦學，其主要原因也是為了方便學員的學習能夠貼近生活。

求實，不斷接近少數民族，到他們生活的地方去，到他們需要的地方去。真正了解當地的民族實際，再通過理論學習加以印證，這也使得民族學院的學員在從民族學院畢業后很快就能勝任組織交于的任務，不但完成了自身的成長也為共和國的誕生作出了自己應有的貢獻。

五、結語

民族學院的辦學時間雖然短暫，但是它誕生于革命最為艱難的時期，與抗大等院校一樣都有其獨特的精神內涵。赴身國難許身報國的家國情懷，各民族共同當家作主的平等精神，同舟共濟共同奮斗的團結精神，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進取精神，聯系實際注重調查的求實精神，這些精神內涵共同構成了延安民族學院辦學精神，對于我們今天的干部教育、民族工作仍然具有深刻的現實啟示。民族學院雖然早已停止辦學，但是它開創了民族高等教育的先河，從民族學院辦學精神來看，新時代干部教育一定要扎根人民、扎根實際、扎根基層，不能是空中樓閣，這樣才能培養出一支堪當大任的干部隊伍。

【基金項目】本文系課題民院精神及其當代價值（編號：CMGY-K-2020002）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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