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特拉克作品中的自然人學觀念

在彼特拉克時代，西方看待人與世界之間關系的觀點主要有三：第一種是超自然的模式，即從超越宇宙變化的思想和道德范疇來看待一切的宗教模式，它的焦點集中于對上帝救贖的追捧與對天堂幸福的贊美，同時把人與塵世生活看作是神創世界的一部分；第二種是科學模式，焦點主要集中于對大自然美景的贊美與對自然變化規律的關注，同時將人看作是大自然秩序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第三種模式是近代人文主義的模式，其中的焦點主要集中于對人性的贊美與對人類道德的關注與思考，即以人類道德與人的生活經驗作為人了解自己、上帝和大自然的手段和媒介。其中，第一種模式在中世紀占統治地位，這與西歐當時的社會現實和思想觀念有密切的聯系；人文主義模式同文學藝術聯系密切，雖然這種模式可以從古代文化中獲得靈感與借鑒，但是現代形態在文藝復興時期才形成。科學的模式到十七世紀才最后形成。

彼特拉克關于人性與人類道德的理解顯然屬于第二種模式。彼特拉克在他著名的《致友人》一文中，就以輕松歡快的筆調記錄了他于1336年攀登阿維尼翁東北40英里的旺圖峰時的心境和艱苦的登山過程。這些表述雖然在很大程度上隱喻了當時的人們關于人生與塵世生活的看法，但是其中表現的思想意識卻仍然在“古代世界與中世紀基督教神學觀念之間徘徊。”其中既有對高山的神性的隱喻，也有對艱難的攀登過程的感性理解與文學暗示。

這是因為，自西歐出現對人與塵世生活的關注以來，那些最早覺醒的神學家和人文主義思想家就開始了對人生的意義與這個塵世世界的思考。由于他們每個人的角度和經歷的不同，他們以觀點多樣性與矛盾性著稱，而且即使是屬于同一個學派的人文主義神學家或神學家在立場觀點等方面也經常各不相同，他們甚至有時是彼此對立的。有關人與社會的論斷，不論是宗教的還是科學的，由于沒有被人與現實生活所證明，因而都得不到人類經驗的檢驗和支持。這些討論雖然都是世俗性的，但是它們大都與神或上帝等內容相關。如果他們在某個問題上有不同意見，常常會以辯論的方式進行論證，這些論述“改變了原來的含義，使之適應這一體系，而沒有任何不合時代的感覺。”在《抒情詩集》中，彼特拉克經常反思人類以往的過失，目的在于說明塵世生活的艱難。加林（Eugenio Garin）認為，其中展示的是對“對人的研究。”這類主題在《給無名收信人的信》、《田園詩集》和《對醫生的斥責》（Invectiv contra Medicium）等詩作中一再出現。彼特拉克在《抒情詩集》中談論此事時，甚至把在1354或1355年間與查理四世會談記載寫入《致友人》（XIX，3）中，通過對沃克呂茲鄉間花園的解說來闡釋他關于文學創作的觀念。

彼特拉克的這些思考表達的是一種積極向上的人生信念與對未來的樂觀的預期，這不僅對他關于人與社會變化的理解有積極的影響，而且對于形成他的世界觀和道德具有決定的作用。這在很大程度上解說了但丁的思想意識與彼特拉克之間的不同，二者在理解這個世界如何運行以及由此表達的人生觀等方面的巨大差異。雖然我們現在很難得出彼特拉克與但丁之間在看待人性與這個世界等方面又怎樣的差異，但是其中有一點是明確的，即但丁觀察的視野仍然局限與中世紀基督教神學的大致范疇，因而他關于人與社會的理解中不免帶有教會學說與基督教神學的影子，這也在很大程度上解釋了國內外學界關于但丁與彼特拉克在思想意識等方面有巨大差異的問題。

此外，彼特拉克還經常引用古羅馬名人或古代哲學家和思想家的論述，以闡述他的觀點。在1337年，彼特拉克以古羅馬帝國的軍事統帥阿非利加•西比阿的故事作為《名人傳》的開篇。到1343年，他已經撰寫了23位古羅馬名人的生平事跡，其中就包括了羅馬帝國的建立者羅慕洛和著名檢察官加圖。在《名人傳》動筆一年之后，彼特拉克開始創作以西比阿為主角的英雄史詩《阿非利加》。在《愛情的勝利》一文中，他還將人類道德看作是“以人的經驗作為人對自己，對上帝，對自然了解的出發點”，認為人不僅是塵世中能夠感知一切客觀存在的精神與道德實體，具有了感知真實世界的能力。在《勝利》一文中，愛情被視作人的精神世界能達到的理想境界，因此才有了諸如“我”因為思念勞拉而受到到心靈的痛苦煎熬與人在這個過程中所感受到的內心的啟迪與道德的升華”。安吉洛•馬佐克（Angelo Mazzocco）對這一點作了十分明確的說明：“彼特拉克開創了典型的市民文學。”丹尼斯•哈伊（Denys Hay）認為，彼特拉克這樣做“實際上是在捍衛他的道德哲學。”

這說明，彼特拉克眼中的人已經在很大程度上成為了具有高尚的道德觀念和豐富的精神世界的近代意義的社會人，并竊這些描寫和觀點當中已經具有了豐富的人性的內涵與高尚的道德倫理觀念，其中表達的是人類所具有的深刻剖析自己的內心與主動感知外部世界的能力。這個變化不僅代表了當時的社會觀念與人的思想意識的更新、當時的人們關于人性的認識的變化，而且證明了他關于人性的社會性等的觀點。經過了這個變化，人開始擁有了理解大自然和宇宙的能力，開始了以一個完整獨立的人的角度來觀察人類過往的一切，這就為當時的人們正確理解人和事奠定了堅實的道德基礎。以彼特拉克為代表的西歐近代的人的思想意識和思考范疇已經與但丁時期的人們關于人的理解有了很大的進步，這時人們不僅已經擺脫了基督教會的束縛，同時也開始了對自己的內心與這個世界的解說與探索。

從文學分析和文學批評的角度看來，彼特拉克作品中關于沃克呂茲鄉間花園的解說一半是指現實世界中的花園，另一半則是對他在詩歌中精心構思的那些代表人類精神世界的習作的隱喻性解說，其中就“表達了他的思想觀念的總體傾向與相關的文本內涵。”對于彼特拉克關于大自然美景的贊美和他關于人性的理解，與他激勵并贊美人性的這些做法，后人有不同的理解。科洛爾•托馬斯（Carol G. Thomas）認為，彼特拉克是通過“藝術的古典標準”，闡述了人豐富的內心世界。在《抒情詩集》這部流傳至今的詩歌總集中，彼特拉克通過對愛情與古典文化之間關系的解說，說明了世俗生活和人性的美好。安吉洛•馬佐克（Angelo Mazzocco）認為：“彼特拉克詩歌中高雅、溫柔而又精致的表達是佛羅倫薩俗語的一個典范。”關于彼特拉克關于人性與人類道德的論述，丹尼斯•哈伊（Denys Hay）認為，《田園歌集》（Bucolic Songs）中展現的是“人類美好命運，而不是智力的贊許。”這不僅是因為其中記錄了“歷史是活生生的，她與人們的生活共同存在，而且還記載著人在使自身完善的同時也在最大限度地為自己開辟活動的前景。”他的目的更在于說明，“人的優越性是一個人具有人性的必不可少的條件。”

這說明，彼特拉克關于人性和大自然的理解已經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當時的人們，其中他關于人性的肯定與對人類道德的贊美成為了他表達對人類道德與人的精神世界贊許的主要手段。大自然的一草一木都成為人性與高尚的道德的標志，而且只有那些具有高尚的道德修養的人才有機會登上人類精神與知識的最高峰。這是因為，任何一種思維模式或文化的形成都要經歷劇烈的陣痛，這個階段的長短則取決于人們對自己固有的思想觀念或文化模式的接受程度，而這需要漫長的經歷與思想觀念的斗爭，而這一點已經被人類歷史進步和社會發展無數次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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