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純真年代》愛情外衣下的時代主題——論艾倫與老紐約的關系

作為 20 世紀著名的女作家，伊迪絲·華頓在美國文學史上享有很高的聲譽，她被認為是當時最杰出和最早獲得國際承認的美國女作家，但同時也經常引起評論界的爭議。許多評論家認為華頓的作品局限于對富人生活的精雕細刻, 太過精致淺薄，《純真年代》這部小說的引人入勝之處主要在于對老紐約浮華的社交圈的描繪和上流社會愛情故事的兜售, 小說的暢銷在更大意義上是商業因素的作用。本文試圖說明《純真年代》的藝術成功不僅緣于作者為我們展示了一幅當時美國社會的風俗畫卷, 也不僅僅歸功于優美細膩的文筆和綺麗凄美的愛情題材, 更有著深層的含義和主題: 艾倫在紐約的經歷體現出新舊社會秩序強烈碰撞的時代特征和道德規范強勢話語對個體的規訓。而面對傳統觀念對人性的束縛這一文學作品中的永恒主題，華頓在這部小說中探索了社會規范與個人意志的沖突，最終認可秩序和道德準則的作用。

一，艾倫和老紐約

作為上流社會的一名局外人，艾倫和紐約的關系體現了老牌貴族和新興富人的沖突。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紐約正值新舊交替，傳統的貴族文化受到蒸蒸日上的資本主義文化的沖擊。華頓把那個時代的紐約上流社會比作一個小小的金字塔,“它又尖又滑, 很難在上面取得立足之地”（純真年代，56）。處在塔頂的是真正有貴族血統的三戶人家:世家之后達戈內特家族; 第一任荷蘭總督的嫡孫范德盧頓先生, 還有與德格拉斯伯爵聯姻的蘭寧家族。他們是老紐約的最高階層, 盡管已處于日薄西山的衰敗階段, 在意識形態方面仍然牢牢地占據統治地位。以這幾戶人家為首的貴族階級懼怕新的人群的涌入，而處于邊緣地帶的新貴們又渴望顯露頭角。這類新貴的典型代表就是朱利葉斯·博福特。盡管來歷不明，他依然憑借財富娶得名門之女, 叩開了上流社會的大門。

雖然舊的階級無法抗拒新階層舉辦的宴會的誘惑，但他們依然非常鄙夷那些人不夠顯赫的出身。不同社會階級之間的巨大鴻溝是無法用金錢填平的。小說中阿切爾太太就毫不避諱地稱：“我們全都有自己寵幸的平民”，明白無誤地傳達出貴族階層對新貴的態度（純真年代，21）。萊弗茨警告眾人如不采取行動“就會看到我們的下一代跟博福特家的雜種結親”（純真年代， 349）。上流社會不得不接受新興富人的原因在于他們的財富和活力也許能夠振興日益腐朽的傳統貴族家庭。正如明戈特老夫人斷言，老紐約亟需“新鮮血液和新鮮錢” （純真年代，34）。因此我們不難理解為什么博福特生意失敗之后立馬被無情地掃地出門。為了保全至高無上的家族榮譽，就連出身貴族的博福特夫人也被驅逐出紐約。理所當然地，艾倫與新興階層的代表博福特和斯特拉瑟斯太太的交往挑戰了舊秩序，使她的整個家族蒙羞。盡管艾倫是明戈特家族的一員，貴族社會還是把她劃為粗魯的入侵者，并最終強迫她離開紐約。所以，華頓把為她餞行的宴會稱作“圍繞一位行將被除名的女眷的家族集會”是最恰當不過了（純真年代，400）。

作為一個具有外國血統的女人，艾倫和紐約的關系則體現了歐洲與美國文化的沖突。艾倫生于美國，長于歐洲，嫁于波蘭貴族，堪稱多元文化的融合體。艾倫與博福特交好，后者雖擁有最一流的住宅，卻從未真正得到上流顯貴的承認；她也常出入斯特拉瑟斯太太的沙龍，后者因擁有漆黑頭發和備受爭議的婚姻成為體面的紐約貴族茶余飯后的談資。在美國貴族的眼中，歐洲人往往是有些奇怪和粗俗的。紐約的上流社會常把她的叛逆歸因于歐洲血統。例如紐蘭就一直認為婚外情在歐洲社會是比較常見的，富足、悠閑又喜歡招搖的歐洲必然會發生許許多多像艾倫那樣的私情。此外，博福特的破產進一步證明了外國人潛在的危險。老紐約人懼怕歐洲社會對美國的影響，時刻提防著外國移民。因此，艾倫的異國婚姻和她與外國人和激進分子的來往明顯觸犯了正統文化。弗萊爾指出上流社會認為艾倫會起到一種腐蝕作用，而這種影響正是來自于墮落的歐洲文化（Felicitous space: the imaginative structures of Edith Wharton and Willa Cather，105）。

正如不愿意接受新興的富人和歐洲文化，老紐約同樣無法認可艾倫的言行。上流社會在艾倫的身上發現了許多礙眼的東西：外國人、藝術家和格格不入的愛情觀與金錢觀，這些因素都可能會對保持傳統造成威脅（“Forms of Disembodiment: The Social Subject in The Age of Innocence”，111）。在這樣一個戒律森嚴的社會里，艾倫被孤立以至于最后被驅逐似乎就成了必然。

二，老紐約的權力話語

如上所述，紐約就像是一個光滑的金字塔并且不斷地努力維持舊的社會秩序。總的來說，有兩種方式可以保持社會穩定：驅逐異類和規訓同類。上層階級對于艾倫和博福特的態度正是前一種方式的典型表現。另一方面，在《純真年代》這部作品里，權力話語的規訓隨處可見。名門望族嚴格維持社會秩序，時刻監視成員的言行，以統一的道德規范培養年輕一代對生活和自我的認知。他們建立教育、監視與懲罰機制，培養傳統習俗的維護者，造就循規蹈矩的下一代，充分發揮了主流文化的同化和規訓作用。讀者經常可以看到家族利益是如何決定個人選擇，年輕人又是如何逐漸變成父母的復制品。舉例來說，小說的后半部分多次提到紐蘭發覺梅越來越像他的母親。而當梅即將離開人世時，她感到最欣慰的就是留下了一個和自己性格相似的女兒。在社交場合，傳統同樣比比皆是。宴會和歌劇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就連一個小小的射箭比賽都保持著把鑲鉆的弓箭傳給大女兒的規則（“Forms of Disembodiment: The Social Subject in The Age of Innocence”，89）。安奈特這樣描述那個時代的紐約：“死氣沉沉，嚴肅保守，懼怕丑聞，反對革新，就連生活的樂趣都是儀式化的”（American Literature Root and Flower, 302）。艾倫毅然結束沒有感情的婚姻，在紐約上流社會掀起軒然大波；與丈夫的秘書私奔的流言更使她成為名門望族們眼中的另類。“理智”的話語為了維持自己完整的統一性，必然貶低和排斥“他者”的話語和體驗（福柯的界線， 90）。無論是范德盧頓家為艾倫舉辦的宴會，還是紐蘭家的歡送會，彼此寒暄的溫情面具下掩蓋著的都是驅逐異類、規訓同類的目的。

三，伊迪斯·華頓和老紐約

在自傳《回眸》中華頓說1914年摧毀了承載著她的青春記憶的紐約，而她希望為重建盡一份力（A Backward Glance，6）。因此，華頓寫作《純真年代》的動力正是在于“短暫地逃離現實，回到消失已久的童年記憶中”（187）。抱著緬懷之情，她選擇了紐約剛剛開始感受到震蕩的十九世紀六七十年代作為小說的時間背景。華頓出身于美國內戰時期, 其成長恰逢美國社會的變革與轉型期。作為女性作家, 她選擇了最擅長的愛情題材來表現時代變遷與社會新舊價值觀念的交替, 尤其通過小說中主人公紐蘭和埃倫愛情的主線與新興資產階級的代表博福特的命運浮沉這一線索相互映襯, 使一個看似尋常的愛情故事超越了個人命運的局限。

對于養育過她、也束縛過她的老紐約上流社會, 華頓的感情是復雜的, 既有深切的眷戀, 又有清醒的針砭。在整部小說里華頓一直聚焦于紐約的上層階級——金字塔的頂端。盡管她反對貴族社會的令人窒息的規矩，作為這個群體的一員，華頓依然懷念舊秩序。布魯姆認為華頓在《純真年代》中從頭至尾都在強調秩序。奈茨也評價華頓一心追求過去的生活，即使已經時過境遷仍然試圖拼湊出舊日的繁華（“Forms of Disembodiment: The Social Subject in The Age of Innocence”，106）。她的懷舊情結解釋了小說里艾倫被迫離開紐蘭的結局。華頓對混亂的深深恐懼決定了艾倫不可能留在紐約，因為她威脅到了上流社會的穩定，給艾倫和紐蘭一個美滿的結局可能意味著金字塔的坍塌。

《純真年代》描寫了艾倫從一個缺乏安全感的女人成長為勇敢放棄無果真愛的內心強大的女性的心路歷程。通過刻畫艾倫的形象，作家本身也走向了成熟。在自傳《回眸》中，華頓坦言描寫艾倫和老紐約的沖突使她更深刻地理解了個人理想和家族利益之間的關系。其實她和作品的女主人公艾倫有許多相似之處：無處施展的藝術天賦，獨居國外的經歷和不幸的婚姻生活。和艾倫一樣，華頓也被當時的上流社會看作想法叛逆、行為不得體的女人。因此小說中多次提到紐約社會的傳統規范與個體的自由意志的沖突也就不足為奇了。但是，小說的結尾暗示這位女作家最終意識到真正的成熟和滿足是建立在與社會達成一致的基礎上的。她在給亨利·詹姆斯的一封信中寫道：“作為社會的一分子，我們不可能毫無顧忌地追求自己的理想”（The Letters of Edith Wharton，103）。

從艾倫對家族的重視我們還可以看出華頓對老紐約的道德規范的堅持。紐約最吸引艾倫的優點之一就是團結。身為傳統貴族家族的成員，華頓也非常重視家庭的責任。“家族”“部族”等詞在《純真年代》中的重復使用透露出她對整體的關注。通過描寫艾倫的成長史，華頓也逐漸接受了她一直試圖逃避的貴族婦女的身份。一方面，和艾倫一樣華頓猛烈抨擊貴族階層的價值觀里不合理的部分；另一方面，她始終無法擺脫深植于血液的上流社會的道德規范。《純真年代》的手稿顯示當華頓試圖給艾倫和紐蘭一個美滿的結局時，由于本能地意識到與自己的價值觀不符，她竟然無法繼續寫這個故事。在小說的結尾紐蘭回憶過往，坦言舊的生活方式也是有益處的。華頓同樣最終接受了記載著自己童年時光的老紐約。沃爾夫說：“華頓最終意識到她是老紐約的產物，這印記將伴隨一生。她必須珍惜紐約的優點，也忍受它的缺點，然后成熟才會在她了解自己之后來臨——這是跟過去的和解，而不是逃避”（A Feast of Words: the Triumph of Edith Wharton，111）。華頓在寫這部小說的過程里重新認識了她生活多年的老紐約，明白了自己既無法選擇也無法拒絕傳統，只有坦然接受塑造她的價值觀和道德觀才能獲得真正的自由。

四，結語

伊迪斯·華頓從熟悉的環境與自身的經歷中提煉素材、塑造人物, 將作品植根于深厚的現實土壤中。《純真年代》這部小說既描繪了老紐約上流社會的風俗, 也栩栩如生地刻畫出當時的時代精神。作為一位受過良好教育的女作家，華頓認為社會大眾應該認識到男性和女性對應的社會現實大不一樣。“美國文學傳統中的男性形象往往是通過掙脫社會紐帶的控制而走向成熟, 而女性的現實大多是家庭和社會的小圈子”（A Backward Glance，421）。她堅信女性的作品同樣可以反映重大的歷史變化, 所以她從自己隸屬的上流社會, 從艾倫這樣一個女性的人生經歷出發, 寫羈絆于社會網絡中的兩性之間的故事, 從而探索個人與社會、自由意志與道德規范之間的關系。艾倫和紐蘭看似老套的愛情故事實際上不僅反映出戰后的社會現狀，還揭示了個人選擇與社會環境的關系。正因為此, 《純真年代》這部小說才能歷久彌新, 成為美國文學史上經久不衰的名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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