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左傳》所載子產的外交辭令

春秋時期，是我國由奴隸社會向封建社會急劇變革的時代。周王室逐漸衰微，諸侯各國謀求爭霸，征戰不斷。霸主為了顯示霸權、鞏固地位，小國為了依附大國求得生存，國與國之間的關系變得日益復雜，往來聘問更加頻繁。在這種環境下一批杰出的外交人才應運而生，辭令往往成為決定外交成敗的關鍵因素。《左傳》襄公二十五年記載：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晉為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為功。慎辭哉！”亦可見外交辭令的地位之重。

子產當政之時，正是春秋末期社會矛盾不斷加劇的時代。鄭國，經過春秋初期的“小霸”的強盛之后，此時已經走向衰落。在外部，南有強楚，北有晉霸，晉楚爭霸，矛盾不斷。鄭國夾在中間，親晉則楚怨，親楚則晉討，左右為難。子產執政二十年，以其堅定的立場原則，雄辯的口才，淵博的學識，敏捷的應變能力，左右逢源，自如應對。維護了國格，捍衛了國家主權。在當時列國君臣間有著廣泛的影響。總結《左傳》所載有關子產的外交實例，其外交辭令主要呈現為三大特色。

一、剛柔相濟，綿里藏針，表現出極大的靈活性。

（一）委婉巧妙，柔而不屈。

身為小國執政的子產，深知保護國家政治獨立和經濟利益的重要性，因此，在外交上始終堅持以國家利益為重的原則，其外交辭令表面謙卑，柔軟如綿，內中卻威嚴十足，語意剛硬無比。

如襄公二十二年夏，晉人征朝于鄭，子產作為少正，對之。歷論晉鄭兩國之間的關系、鄭國對晉霸主的態度以及鄭國曾服楚的原因。子產列舉鄭國在寡君即位之年朝晉、四年年終參加晉國會見、時隔兩年的四月又向晉君朝見聽取盟會的日期，且“不朝之間，無歲不聘，無役不從”，表明晉鄭之間歷來的友誼，將晉鄭之關系比若“草木”與“臭味”的關系，言語謙和委婉。當論及鄭曾服楚的原因時，子產給出的理由是：

“（寡君）即位八月，我先大夫子駟從寡君以朝于執事，執事不禮于寡君，寡君懼。因是行也，我二年六月朝于楚，晉是以有戲之役。楚人猶競，而申禮于敝邑。敝邑欲從執事，而懼為大尤，曰晉其謂我不共有禮，是以不敢攜貳于楚。”

子產此番話，表面上說是由于晉國執事對鄭國國君不加禮遇，鄭君惶恐于是朝于楚，又因楚“申禮于敝邑”，且為強國，因人之禮而貳于他人，非明理之舉，因懼晉國“謂我不共有禮，是以不敢攜貳于楚”。事實上，子產當政之時，雖在外交上傾向于親晉，但楚亦強國，不敢得罪，在晉楚兩大國的夾縫中只得左右周全。楚國“申禮于敝邑”，這是子產委婉的說辭，事實是晉國多次攻打鄭國，而楚國多次援救鄭國，用“申禮”來形容，委婉巧妙，既不會明白地冒犯晉國，又可以“禮”的名義堵住晉國的責問之口，隱約中還透露出對晉國多次攻打鄭國的控訴，雖然用“懼”、“不敢”、“懼為大猶”等多次強調鄭國在晉國面前的惶恐之態，卑微之位，但卻是柔而不屈，始終堅守國家的尊嚴與主權。尤其是子產最后 “豈敢忘職？”、“何辱命焉？”、“其敢忘君命？”連續的三個反問，更是在委婉中透露出強硬的成分，剛柔相成。

（二）針鋒相對，鞭辟入里。

子產的外交言辭既有委婉之語，亦有直率之言。如襄公二十五年初，陳侯會同楚子伐鄭，當陳隧者，井堙木刊，鄭人怨。六月鄭復伐陳，鄭勝而歸。子產穿著軍服向晉國奉獻攻陳的戰利品以使晉人認可其攻陳之舉。晉人則擺出霸主的架勢，責問鄭伐陳之事，語氣帶有極大的挑釁性，子產則進行了爭鋒相對的斗爭：

晉人問陳之罪。對曰：“今陳忘周之大德，蔑我大惠，棄我姻親，介恃楚眾，以馮陵我敝邑，不可億逞，我是以有往年之告。……當陳隧者，井堙木刊，敝邑大罹競。……”晉人曰：“何故侵小？”對曰：“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自是以衰。今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晉人問：“何故戎服？”對曰：“我先君武、莊為平、桓卿士。城濮之役，文公布命，曰：‘各復舊職。’命我文公戎服輔王，以授楚捷——不敢廢王命故也。”士莊伯不能詰，復與趙文子。文子曰：“其辭順。犯順不祥。”乃受之。

晉人連詰“陳之罪”、鄭“何故侵小”和“何故戎服”獻捷三事，子產從容不迫，爭鋒相對的據理反駁。以陳“忘周（分封之）大德，蔑（鄭）大惠，棄鄭姻親”之舊過與合楚伐鄭，致鄭井堙木刊之新錯，釋陳之罪；以大國多侵小才有今日“數圻”之地，喻晉國能有今日大國之位，亦是靠侵小而得，使得晉國無言以駁；又以“王命”（先君命我文公戎服輔王，以授楚捷）釋戎服之故，直言坦率，有理有據有力。使得晉士莊伯“不能詰”，趙文子則不能不承認子產“其言順，犯順不詳”，最后接受了子產的獻捷。可見，子產的外交辭令，亦不乏針鋒相對的力度。

二、從容典雅，簡約精煉而又字挾風霜。

（一）賦《詩》以明意，文質彬彬，辭簡意深，兼具典雅與力度。

《漢書·藝文志》論“詩賦”曰：“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鄰國，以微言相感，當揖讓之時，必稱《詩》以諭其志，蓋以別賢不肖而觀盛衰焉。故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也。’”由此觀之，當時的士大夫熟讀《詩經》是其必備的才能，否則，不僅會被人恥笑還可能在外交活動中有辱使命。在外交活動中吟《詩》，既顯得文質彬彬，更可以增加權威信與說服力，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子產的外交辭令中，也多次賦詩明意。文質彬彬，典雅而不失力度。典型的例子如：

晉人欲攻鄭，令叔向聘焉，視其有人與無人。子產為之《詩》曰：“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思我，豈無他士。”叔向曰：“鄭有人，子產在焉，不可攻也。”秦、荊近，其詩有異心，不可攻也。晉人乃輟攻鄭。孔子曰：《詩》云：‘無競惟人。’子產一稱而鄭國免。

這段話記載了子產吟詩退敵，免去鄭國被晉國攻打的又一外交勝利。晉國有心攻打鄭國而派叔向察看鄭國國政如何，子產知道晉國的野心，從容賦詩《褰裳》以對，言在此而意在彼。詩的原意是女子對變心男子的控訴，話語中彰顯了女主人公爽朗干脆，自信而強硬的性格。子產在此以詩中女子自比鄭國，以男子比晉，以“他人”喻與鄭相鄰或相近的大國秦楚，“子不思我，豈無他士。”暗示晉國如果不講情義攻打鄭國，秦楚兩國必不會坐視不理，以秦荊威脅晉國。叔向是聰明人，當然能聽懂其中的意思，權衡利弊，最終晉國放棄了攻打鄭國。“子產一稱而鄭國免”，不用一兵一卒，僅賦詩一首，就取得了外交的勝利，保衛祖國免于一場戰禍，賦詩明意，典雅之余，簡潔有力。

又如襄公二十四年，范宣子為政，諸侯之幣重，子產致信范宣子，后引《詩》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上帝臨汝，而無二心’，有令名也夫。”終以立德立名為據，使“宣子悅”而“輕幣”。同樣是賦詩用典，文質彬彬的精彩論辯。

（二）語博而奧，述遠古而征近代。

如昭公元年，晉侯有疾，鄭伯使公孫僑（子產）如晉聘，且問疾。晉國占卜，得此病是“實沈”、“臺駘”作祟，晉太史不知此二物謂何，以此問于子產。其實，晉人心知杜明，此乃晉侯過度親近女色所致。子產當然也不可能不知道個中原因。憑借其淵博的知識，子產滔滔不絕地回答。上述至帝堯、子皞，分別闡述“實沈”、“臺駘”二星之歷史淵源，言此二星均是管自然之事，象征四時之順。繼而聯系晉侯之病，以四時之順比喻君王處政修養之道，委婉勸諫晉侯要勞逸得當。“勿使有所雍閉湫底以露其體，茲心不爽，而昏亂百度。今無乃一之，則生疾矣。”自然的過渡到晉侯生病的根因。當然，子產并沒有直言晉侯此病乃近女色過度所致，而是以“內宮不及同姓，其生不殖”，從關乎晉國的人丁興盛之事著手勸諫。原來，晉侯多姬妾，且受寵姬妾多系同姓，子產趁此勸曰：“四姬有省猶可，無則必省疾矣”。話說到這里，明白人當然該知道子產非言應寵幸異姓姬妾，乃在于規勸晉侯勿過度女色了。子產在此征引古今，長篇論述，循循善誘地導入根因。解釋了病因的同時，更巧妙地避免了冒犯晉侯。叔向贊子產，晉侯聞之，亦稱其為“博物君子”。可見子產見多識廣，通古識今，辭令之博。

三、以禮為據，以德服人。

子產的外交辭令的另一大特色就是尊禮尚德，以禮儀和道德為工具，既贏得了外交的成功，又讓對方心服口服，嘉其知禮識德。

（一）援引典章，以禮而論，據“禮”力爭。

如魯昭公十三年，子產爭承。晉國主持召開盟會，制定各國向晉國朝貢的數額等次，子產為鄭國承擔過重的貢賦而在諸侯盟會上向晉國爭辯。子產引用周朝古制：“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列尊貢重，周之制也。卑而貢重者，甸服也。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敢以為請。”按照周朝制度，地位尊貴的公爵侯爵國家，對周天子的貢賦重，地位雖低，但地處甸服之內的國家貢賦也重，這是古制。而鄭國是伯爵國家，又不在甸服（封地在周天子幾內千里的國家），卻要承擔和公、侯爵國家那樣多的貢賦，這明顯是違反禮制欺負小國的行為。子產根據援引古制，據禮力爭，“自日中以爭至于昏，晉人許之。”以禮力爭，自然更能贏得外交的勝利。

（二）駁之以德，用道義的力量使人折服。

如襄公三十一年，子產相鄭伯如晉，晉平公以遭魯喪為由遲遲不肯會見。子產不滿晉人的無禮和怠慢，遂下令“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晉人遣士文伯前來責問，子產義正言辭，強硬對答曰“今銅鞮之宮數里，而諸侯舍于隸人。門不容車，而不可逾越。盜賊公行，而夭厲不戒。賓見無時，命不可知”云云。控訴晉國接待諸侯的宮舍如同隸人所居，且安全無保障，此乃無德之舉。文伯復命，趙文子亦承認：“吾實不德，而以隸人之垣以贏諸侯，是吾罪也。”派士文伯“謝不敏焉”，而且還使“晉侯見鄭伯有加禮，厚其宴好而歸之”，且“筑諸侯之館”。 這就是用道義的力量使對方折服，取得外交的勝利。

終上所述，《左傳》中鄭子產的外交辭令，剛柔相濟，靈活多變。或委婉謙和，柔而不屈，或針鋒相對，字挾風霜；或賦詩用典，文質彬彬，或征引古今，語奧言博；尊禮尚德，以禮為據，以德服人。形成其獨特的外交辭令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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