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期用工模式、產業布局失衡與農民工“短工化”——基于我國產業發展的視角

一、引言

    農民工是具有農村戶口卻在城鎮務工的勞動者，是我國城鄉二元社會經濟結構下進行工業化、城市化的產物。自上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農村勞動力開始大規模進城務工，截止目前，我國農民工數量已達2.6億人，構成了產業工人隊伍的主體，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和現代化建設的重要力量。與此同時，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逐步推進，就業結構乃至勞動力市場急劇變遷，勞動關系逐漸趨于靈活化，在城鄉之間、區域之間、行業之間的流動就業也成為農民工的重要群體特征。尤其是新生代農民工群體，就業流動更為頻繁，據統計，新生代農民工中僅有20%在城市穩定就業，近80%處于不穩定狀態〔1〕。農民工的這種就業不穩定現象被稱為“短工化”，亦被媒體形容為“旅游打工”、“工漂”等。在我國“民工荒”問題趨于常態化，城市化成為時代主題的背景下，深入分析農民工“短工化”的緣由，探討如何促進農民工穩定就業具有重要意義。

二、農民工“短工化”研究簡述

    “短工化”是指農民工群體尤其是新生代農民工工作持續時間短，流動性高的一種現象。“短工化”現象由來已久（鄭功成，2012年）〔2〕，而隨著新生代農民工漸成主力，“短工化”趨勢愈演愈烈，漸趨常態化。2012年清華大學社會學系發布的《農民工“短工化”就業趨勢研究報告》顯示，“干不長、頻跳槽，發展空間小、努力成效低”，是當前農民工就業一個非常普遍的現象，農民工每份工作的平均持續時間不到2年，而新生代農民工“短工化”趨勢更加明顯，“80后”、“90后”農民工一份工作的持續時間僅有1.5年和0.9年。

    農民工頻繁更換工作，企業被迫頻繁地招聘、培訓，不利于企業建立穩定、高素質的人力資本隊伍，更不利于農民工自身的職業發展及其市民化。農民工為何會“短工化”呢？不同的學者從不同的角度進行了分析，主要形成了以下幾種觀點：一是城市化滯后論，該觀點認為我國快速的工業化未將農民工市民化，農民工在城市缺乏歸屬感，無法在城市穩定就業（鄭功成，2012）；二是薪酬待遇較低論，認為“短工化”的關鍵原因在于待遇（黃春景，2012），農民工為追求更高的待遇不停的變換工作；三是勞動力供需關系逆轉論，認為近幾年我國勞動力需求旺盛，頻繁出現的“民工荒”現象表明我國近似無限供給的勞動力資源變得越來越稀缺（章靈，2012），農民工的就業選擇權逐漸加強；四是農民工代際差異論，認為“短工化”折射出新生代農民工的多重訴求（張西流，2012），是其個性彰顯和理性選擇的結果（黃闖，2012）；五是農民工職業技能水平較低論，農民工通常不具備專業性較強的工作技能，他們通常面對的都是一些不可替代性差、門檻相對較低的工作崗位，跳槽較為容易（章靈，2012）；六是旅游打工論，部分新生代農民工對職業、人生缺乏規劃和定位，把打工當作旅游，加劇了“短工化”的趨勢。

    以上觀點從農民工群體特征、勞動力供需等角度分析了“短工化”的成因，均有一定的道理，但無法解釋我國現階段農民工“短工化”的產業根源。本文認為，我國產業發展整體水平較低，部分企業尤其是勞動密集型企業利潤空間小，為降低人工成本企業偏好采取有彈性的短期雇傭制度，不利于農民工的職業發展和穩定就業；加之我國產業布局與人口分布失衡，農民工的就業遷徙成本較高，加劇了農民工的就業流動性。因此，我國產業發展層次低、布局不合理是引發我國農民工“短工化”的深層次原因。

三、我國產業發展現狀及其對農民工“短工化”的影響

    經濟發展包含產業發展，產業發展又是經濟發展的重要條件和強大動力。產業發展既是指具體產業的產生、成長、繁榮和衰亡的過程；也指產業總體的各個方面不斷由不合理走向合理、由不成熟走向成熟、由不協調走向協調、由低級走向高級的過程，也就是產業結構優化、產業布局合理化的過程〔3〕。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充分利用勞動力資源豐富的比較優勢，加工制造業迅速崛起，產業總體發展也取得了顯著的成績，產業結構中三次產業的比重由一、二、三的比例結構逐漸演變為為二、三、一的比例結構。2012年，我國一、二、三產業占國民經濟的比重分別為：10.1%、45.3%、44.6%，第二產業的高速發展成為我國經濟增長的主要拉動力量。1980年我國制造業增加值僅占世界的1.5%，到2010年，中國在全球制造業產值中的比重上升到19.8%，超過美國的19.4%，成為世界制造業第一大國。

    然而，在欣喜的同時，我們還應當看到，我國的產業發展整體水平較低、結構不合理。主要表現為：一是第二產業大而不強，勞動密集型產業比例較高但附加值較低，大量的加工制造企業處于全球行業價值鏈的低端。美國《商業周刊》曾披露，中國數百萬家制造業企業中，能做OEM（代工生產）的有幾萬家，能做ODM（原始設計制造商）的不過幾千家，既能做ODM又有自有品牌的不過幾十家。一份關于蘋果iPhone的利潤分成顯示，2012年蘋果公司每賣出一臺iPhone，就獨占58.5%的利潤，原物料供應國占21.9%，屏幕、電子元件等主要供應商分得了4.7%利潤，而中國大陸勞工只能從中拿到1.8%的利潤。二是產業布局與勞動力分布不匹配，加工制造業過于集中在東南沿海。改革開放以來，東南沿海地區利用政策優勢積極引進外資，聚集了大量加工制造業，但與此同時，人口并沒有相應集中，造成區域間產業與人口分布高度失衡（蔡翼飛、張車偉，2012年），比如，1978-2010年間東部地區GRP（Gross Regional Product）占全國的份額從50.2%提高至57.3%，而人口份額由38.2%提高到41.3%，后者提高幅度遠小于前者〔4〕，然而，中西部地區人口份額下降幅度卻低于產業份額下降的幅度。因此可見，產業布局與人口分布之間的不匹配程度不斷擴大。

1、產業發展低端化致使企業偏好短期用工模式

    如上所述，我國第二產業大而不強，大量企業處于國際產業鏈條末端，企業要在利潤率極低的產業發展中盈利，只能通過降低人力資本成本的途徑。廉價的“中國制造”造就了廉價的中國勞動力，直到2011年，農民工的平均工資才突破2000元，我國的用工成本僅為美國的十分之一。另一個角度，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發布的2013年《社會藍皮書》的數據，中國勞動者報酬占GDP的比重偏低且呈現出下降趨勢，勞動者報酬占GDP的比重由2004年的50.7%下降到2011年的44.9%。從國際比較看，勞動者報酬占GDP的比重世界平均水平為50%～55%。這說明，我國相當一部分經濟增長是以壓低勞動者報酬為代價的。

    在此背景下，企業為了降低用工成本，偏好具有彈性的雇傭制度，往往采取“接到訂單就招人，完成訂單就炒人”的短期用工模式。據半月談社情民意調查中心調查顯示，近半數新生代農民工以“短期合同工”(27%)、“臨時雇傭員工”(17%)等形式從業，受雇為“正式員工”的僅占39%。如此一來，農民工對企業缺乏歸屬感，既無法獲取穩定的收入，更看不到晉升的前景，為追求更多的務工收入，農民工自然會傾向于不斷更換工作單位，或者寧愿打“短工”，干完活就拿錢〔5〕。企業也無法建立一支穩定、高效的勞動力隊伍，而且還會受到勞動力供給波動的影響。

2、低技術勞動崗位為農民工“跳槽”提供了“便利”

    根據產業發展理論，什么樣的產業提供什么樣的就業崗位，中國大量低技術、低附加值的加工制造業只能向勞動者提供低技術的普通勞動崗位。這些普通勞動崗位在行業需求上以制造業及與其相關的物流業、初等的服務業為主。根據《2012年全國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農民工就業以制造業、建筑業和一般服務業為主（表1）。同樣，我國技術工人結構狀況也印證了企業用工需求的低水平，據三星研究院的統計，目前中國技術工人中，初級工占60%左右，中級工占35%，高級工僅為3.5%，是典型的金字塔型。而發達國家技術工人中，高級工占35％，中級工占50％，初級工只占15％。

表1：農民工從事的主要行業分布    單位：%

數據來源：國家統計局《2012年全國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

    可見，由于我國制造業發展水平較低，企業提供給農民工的工作崗位大多是簡單重復性的體力勞動或一般性的服務工作，這些工作崗位技術含量不高、對勞動者的受教育程度和職業培訓要求較低，農民工易于學會和適應，變換工作較為容易，從而加劇了“短工化”的趨勢。

3、產業布局與人口分布的失衡加劇了農民工就業“短工化”

    我國的農民工可分為兩類，一類是在本地就業的農民工，另一類是轉移到異地就業的農民工。由于我國產業布局不合理，制造業聚集的東南沿海地區需求大量農民工，根據“推-拉”理論，中西部的農村剩余勞動力不斷的向東部發達地區轉移就業，形成了異地就業的農民工隊伍，目前大約有1.6億人。農民工就業在東部，而他們的家卻在中西部。于是，大量農民工穿梭在東部與中西部的城鄉之間，增加了勞動力的遷徙成本，更不利于穩定就業。尤其是春節，大多數農民工都要回家與家人團聚。這種候鳥式的遷徙，是世界上絕無僅有的，有人統計說，2012年春運在40天內轉移了地球三分之一的人口，而這其中35%的人口都是在城市務工的農民工。然而，春節后，多數農民工又要做出兩個選擇：是外出務工還是在家務農；如果外出務工，是繼續從事原來的工作還是更換工作。據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的調查，每年僅有大約60%的返鄉農民工明確表示春節后要繼續外出務工，這些準備繼續外出人員中，超過四分之一的農民工不打算回原企業工作，需要重新找工作〔6〕。可以說，春運的來來回回，打破了企業原有的生產秩序，農民工候鳥式的遷徙就業也使得這一時期成為“跳槽”、“重新擇業”最為集中的季節，“短工化”現象尤為突出。

四、結論與對策

    綜合上述分析本文認為，消除農民工“短工化”，實現農民工穩定就業，有待于我國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具體來講，就是東部發達地區加快產業升級，中西部地區積極承接產業轉移，同時提高農民工的技能水平，為產業發展提供高素質的人力資本。

1、東部地區應通過產業升級，為農民工提供良好的職業發展環境

    根據產業梯度轉移的理論，當依靠“低成本-比較優勢”的勞動密集型產業經歷一段時間的充分發展，利潤空間逐漸喪失的時候，就應該進行產業升級，同時，將失去比較優勢的產業向其他地區轉移。經過三十多年的高速發展，我國東部地區經濟發展程度已遙遙領先于中西部地區。同時，土地、勞動力等生產成本也越來越高，勞動力密集型產業的傳統優勢已逐漸消失。因此，東部地區要進一步發展，應該充分利用其資本、技術密集的優勢，推動產業升級。

    為加快東部地區產業升級，政府應該出臺相關政策，比如，通過提高勞動力、土地、環境保護等東部地區的生產成本，進一步壓縮低端產業的利潤空間，迫使低端產業遷出東部發達地區。同時，積極引導企業發展高技術、高附加值、高服務性制造業和第三產業，注重自主創新，走品牌化發展道路，從而獲取更高的利潤和更廣泛的發展空間。這樣，一方面可以減少對異地農民工的依賴，緩解勞動力的供需矛盾；另一方面高技術產業有利于企業轉變用工模式，注重人力資本隊伍建設，有利于農民工的職業發展和穩定就業。

2、中西部地區通過承接勞動密集型產業，實現農民工就地穩定就業

    產業轉移是指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經濟發達區域由于生產要素成本升高，部分產業順應區域比較優勢的變化，向更具成本競爭力的區域轉移的現象。根據比較優勢理論，我國東部地區在產業升級的同時，還應將失去比較優勢的產業向其他地區轉移。具體來說，可以向我國中西部轉移，也可以選擇向國外發展中地區轉移。但基于我國勞動力資源豐富的國情，尤其是中西部農村剩余勞動力亟待轉移就業，具有低成本優勢的中西部地區便成為東部地區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的首選之地。因此，中西部地區應該做好迎接產業轉移的各項準備，積極吸納與自身優勢相關的勞動密集型產業。這樣既能充分利用自身的比較優勢降低企業的用工成本，也能夠使中西部農民工實現就近就業，降低其“候鳥式”就業的遷徙成本和心理成本，提高農民工工作的穩定性，進而避免“短工化”。

3、政府和企業還應通過勞動力再造，為產業發展提供高技能勞動力

    勞動力是最主要的生產要素，勞動力的數量、質量和價格等因素，也是決定和影響產業結構形成和變動的重要因素，高素質的勞動力隊伍更有助于提高產業發展水平，實現產業結構高度化。因此，我國的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基礎是將有一技之長的工人產業化，實現農民工產業工人化〔8〕。首先，企業招工用人要有觀念上、機制上的轉變，改變召之即來揮之即去的傳統觀念，重視人力資源隊伍建設，積極改善農民工的薪酬待遇、工作環境。依法與農民工簽訂勞動合同，給予權益保障和發展空間，培育職工的歸屬感和主人翁意識。只有這樣，才能才能建立一支穩定、高素質的產業工人隊伍。在這一點上，應該向歐洲一些企業學習，即使企業遭遇困境也不要輕易拋棄員工（鄭功成，2012年），這樣的企業會得到職工的認可和熱愛。其次，鑒于農民工文化程度和職業技能水平低的現實情況，各級政府部門和用工企業要加強對農民工的職業技能培訓和職業規劃教育。一方面著眼于用工需求，對農民工進行職業技能培訓，充分挖掘農民工的職業天賦和技能優勢，逐步提升我國的人力資本素質；另一方面要教育農民工樹立正確的職業觀念，引導他們腳踏實地而非好高騖遠、潛心發展而非淺嘗輒止，通過自身努力奮斗，逐步提升職業素養，進而實現個人職業理想。如此，農民工在選擇就業時就會著眼于自身的長遠發展，在薪資待遇提高的同時，又可以避免“短工化”的就業趨向。再次，還要做好農民工的職業介紹與引導工作，各級各類社會組織應積極搭建農民工和企業之間的職業信息對接平臺，幫助農民工順利就業，縮短待業時間，從而減輕“短工化”的負面影響。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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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鄭功成.讓農民工從流動走向安居樂業[J].新農業，2012（4）：第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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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蔡翼飛，張車偉.地區差距的新視角：人口與產業分布不匹配研究[J].中國工業經濟，2012（05）：第3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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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姜欣欣.“民工荒”的原因和啟示[N].金融時報，2010-04-12（05）.

〔7〕李士梅，徐志勇.我國東南“民工荒”問題的經濟學分析[J].人口學刊，2005（03）：第25頁.

〔8〕張小華.基于產業升級的“民工荒”原因及對策[J].經濟導刊，2011（11）：第4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