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者”的丑陋化與被拒絕——叢甦筆下的黑人形象研究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R·O Gorman Anderson)將“民族”界定為“一種想象的政治共同體—并且，它是被想象為本質上有限的(limited)，同時也享有主權的共同體”。并且，他強調：“事實上，所有比成員之間有著面對面接觸的原始村落更大(或許連這種村落也包括在內)的一切共同體都是想象。” 對此，在作為“想象的共同體”的美國中， 叢甦的小說集全景式地展現了留美華人在這個異邦場域中辛酸困苦的生存境遇。在異質文化的碰撞下，黑人形象在叢甦筆下因為其膚色鐵灰和言行放蕩無度，使得中國人在“異族交往”中受到極大的精神傷害和生活欺辱。彼此追尋理解而不得，只能成為對立的“他者”互看。黑人的“丑陋”，不僅在于有異于中國人膚色，更是言行上對中國人的欺辱給中國人造成的精神傷害和身體傷害。黑人的“被拒絕”又凸顯出二者在美國所崇仰的盎格魯-撒克遜文化社會中，也無法達到融合和理解，甚至走向無言的隔絕和沖突。

一、文本套話：黑人形象刻板化

中國人身處美國，黑人這一種族的存在作為他者形象, 不僅是形象的塑造者（通過觀看者中國人的觀看）創造出來的, 也是被形塑者自我化了的。他者形象從來都不是他者現實的客觀呈現，其作為形象本身則始終具有濃烈的意識形態或烏托邦色彩。在與黑人的異族交往中，對異族黑人的想象反映出的是自身的文化視角和尺度，這些形象雖來自異族，但經過作家叢甦的文化眼光和文化心理選擇、過濾、內化而成，反襯出中國文化對異族文化的詮釋和想象。

黑人形象在叢甦小說中所呈現的刻板化特征，明顯內隱著“套話”言說。中國人夾縫生存的邊緣現實，被放置在同處底層的黑人群體中，勢必形成相互觀看的“凝視”效果。叢甦善用現實主義手法描述中國人眼中的黑人，以細節描寫和比喻手法展現出黑人的形體特征，如《咱這半輩子》中丁長貴要和一個波多黎各黑女人假結婚，以獲得美國“綠卡”，在律師事務所上，他第一次見到了對方：“酒桶樣的身體裹了一身紅……全身像是一塊煮過頭的豆腐，嘴唇厚得像兩條壓扁了的香腸，涂得血紅，滿頭豬鬃樣的短發染得焦黃”①，通過“酒桶”、“豆腐”、“香腸”和“豬鬃”，形象地刻畫了一個波多黎各黑女人有別于中國人的異質特征，同時這種陌生化手法又賦予了文學想象力，將異族形象生動獨特地表達出來。

在《芝加哥的一夜》里中國姑娘費菁所描述的黑人廚子也是“滿臉不屑神情……他懶洋洋地掃了餐廳一眼，然后就一心一意地用右手食指去挖著鼻屎。” 又或是《百老匯上》中精神病患者金敏眼中的黑人：“那穿著紅緊身褲，黑緞子上衣的黑妓女，滿頭金黃假發，穿著五寸高的臺鞋，像長腿鶴一樣地來回踱著，屁股一步一扭，手里的皮包也一步一摔。”

大量又多彩的細節描寫和比喻手法，采用的喻體骯臟且不雅觀卻能刺激讀者的想象。可以說黑人群體的多面化職業身份，卻一致顯現出丑陋和骯臟的特質，如“黑猩猩”、“黑鬼”和“豬鬃”等文本套話以隱含的方式提出了一種恒定的等級標準，將“他者”的自然屬性解釋他者的低級文化。叢甦針對黑人的書寫愈加顯現種族認同感的偏見和排他性。

二、異族交往：華人與“他者”相互塑形

上世紀60 年代的民權運動后，美國黑人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地位的提高，但在經濟方面，取得的進展還是局部的、淺層次的，力度還不夠，種族主義的陰影仍舊籠罩著黑人生活的方方面面，盡管在教育、收入等方面有了改善，但仍遠遠落后于白人。 中國人和黑人在美國同樣身處底層，但許多黑人常以偷巧或搶劫、賣淫為生，在中國人面前常現出挑釁、欺詐和侮辱的畸形交往態度。在美國所包涵的多民族文化環境下，（東方人）中國人不僅被白人剔除在他們的語言和種族優越的語境下，而且還要經受住黑人的人格侮辱和無理的敲詐。《百老匯上》、《窄街》還是《野宴》都表明了中國人在海外所經受的雙重苦難，也更加沉重的揭示出他們在夾縫生存的可悲。

在不同作家的境外書寫中，華人與黑人的異族交往，華人總是發聲者，而黑人則是被觀看被評判的另類存在。黑人的“失語”位置，恰如黑人作家拉爾夫·艾里森所詮釋的：“黑人這一概念就像是馬戲團中失去身軀的頭顱的道具。在我的周圍到處是哈哈鏡，當他們（白人）走近我時，他們只看到了我的周圍環境，只看到他們自己、或者是他們自己幻想中的碎片——他們看到了所有的東西，唯獨沒有看到我。” 其實不管是白人還是華人，在膚色和文化的隔閡下，面對黑人必然有著不平等的身份認同，從而阻隔二者的交往和溝通。在叢甦的境外書寫中，針對華人與黑人異族交往的篇章甚多，但她立足于彼此形象的相互“塑形”，以文化差異造成形象誤讀，膚色差異造成交往隔閡，使得異族交往成為一種人為沖突，在同一空間里相互印證悲涼處境。一方面華人世界中拒絕了與黑人對話的可能，如《窄街》中即使是從事非法活動的唐人街華人通尼.李在提及黑人時的不屑態度；另一方面，黑人在面對中國人時也反映出試圖理解去尋求不得的窘境。比如在《咱這半輩子》中，本來“假結婚”是凸顯出異族交往的良好途徑，但是功利性和文化隔閡造成的誤解，卻讓雙方在語言不通的情況下變得敵對和仇恨。作為中國人的丁長貴拒絕理解波多里哥黑女人，而波多里哥黑女人的善意不被理解，加深了誤會，最后只能演變成沖突和尷尬。

中國人到了海外，在格格不入的異族文化主流中想要占據一席之地就必須付出極大的代價。而美國白人和黑人，對待亞洲黃種人，永遠不可能從心里接納他們來到自己的主流世界中，而是強勢地將他們定位于“他者”或“客體”，這樣互為“他者”的不平衡價值觀，使得中國人無法徹底地走進異族文化，而他們自身的局限性，比如對祖國的留念，對身份認同的渴望，也會影響著他們的立足。

三、互文相照：種族文明論的內化

異質文化語境是海外華人的內心世界始終伴隨著“尋根”與“失根”的彷徨與困惑，這一切都體現在他們的社區和日常生活的細節之中。在斑斕的異域中，華人移民充滿著對歷史軌跡的回顧和新世界留給他們的悲歡。文本所賦予的華人移民在文化因素、語言符號甚至是生命欲望上的矛盾也因黑人形象無處不在的介入而無法褪去。然而，在美國社會中不可或缺的白人群體卻在叢甦的境外書寫中成為缺席者。結合互文相照，可見叢甦自身對種族文明論的內化，以致書寫中顯現出的“生根意識”與當地白人文化相容而產生的“本土化”特性，一直試圖推動華人移民完成“身份認同”的使命。

首先是文本中所呈現的華人生活處境。叢甦為了展現海外華人那份孜孜不倦的追求、一波三折的愛情和窘迫不堪的生活，更寧愿將華人置于與黑人的“對峙”當中，以此勾勒出華人艱苦無奈的浮世圖景。白人作為優越的存在者，屬于精英的頂端層次。文本中叢甦有意避開了白人與華人相互排斥的可能性，以此暗示華人即便付出任何努力也很難步入白人的文化圈中，這不光是黑人對白人的不可接近，也是可憐的華人與白人的距離之遠。

其次從文本外部觀照叢甦作品中黑人的“在場”與白人的“缺席”，這兩個明顯的相互對立的書寫方式也反映出叢甦自身對黑人形象的拒絕與排斥。叢甦本人在美國已經步入了精英文化圈，并且和美國白人結婚，成為真正的美籍華人。叢甦卻無意識地站在白人的立場上審視黑人的卑劣，并以這種卑劣映襯華人移民走投無路的悲苦境地，如果說這是她本人以媒介傳播或親身經歷為藍本，通過創作“再現”了蠻橫可怕的黑人形象，不如說叢甦內心失衡的種族觀，在靠攏白人文化的敘事中對黑人形象更加貶低到無以復加。

最后，從美國白人與黑人關系上看，“在內戰與重建后美國白人對于黑人形象的扭曲和‘妖魔化’的根源首先在于白人的種族意識和由此導致的白人至上主義。雖然有其經濟和政治因素，然而，如果沒有白人的種族意識和種族主義，黑人形象就不會永遠被模式化（stereotyped），黑人就永遠不會被禁錮于美國社會的底層。”4叢甦的雙族性和多地域經歷使她在美國成為了雙文化或多重文化人。實際上，她在日常的體驗中往往都會面臨文化共存和文化選擇的問題。或許可以說，“移民者的身份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某人自己的生活經歷和文化認同所決定的，由自己主觀愿望驅使走向異邦的移民，在經歷基本生存并初步站穩腳跟之后，一般都力圖融入所在國的主流社會中。從國家概念上，移民可以認同居住國，以加入該國國籍的方式成為某一國的公民，成為國籍意義上的外國人。在價值觀念上，他或她可以認同居住過文化中的諸多層面，尤其是那些自己傳統文化中的弊端在所在國法制和公民權利的社會規章中得到遏制的成分。”5叢甦融入美國文化后，所帶有的文化特性也在強勢的美國經濟發展下，顯露出對美國白人的身份地位、文化語境等認同感，對其黑人形象的丑陋化與拒絕意識，也就變成理所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