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便士報”《每日郵報》為何最先發表“季諾維也夫信”

    新聞，要想引起社會廣泛關注，除了本身具有新聞價值外，還需要有正規的發布渠道，否則容易淪為“小道消息”。非權威的媒體發布的信息很容易被人質疑其真實性，傳播力和影響力會大打折扣。當時英國綜合性全國發行的日報是《泰晤士報》，作為英國第一主流報紙，其影響力和傳播力遠遠在《每日郵報》之上，按理說，“季諾維也夫信”應該選擇在前者上發表，但是它顯然沒有按常理出牌，究其原因主要如下。

1、“接地氣”的《每日郵報》能迅速引爆受眾輿論場

    《每日郵報》由北巖（原名艾爾弗雷德· 哈姆斯沃斯）于1896 年創立，“辦一份忙人的報紙，窮人的報紙”是他的初衷。首先，作為英國最早的現代化報刊，它不同于當時英國報紙報道內容注重政治事件和社會新聞，而是進一步擴大報道范圍，除報道國內外的一般新聞外，還有股票行情、法庭消息、體育新聞、政治漫談、世界輿論摘要、特稿等等。內容的擴增，信息量的增大，滿足了受眾的信息需求，值得注意的是，它增開的關于經濟和法律方面的內容所代表的受眾群體，在一定程度上屬于此次大選的“中堅力量”，選舉的資金很大部分來源于他們，《每日郵報》的這部分受眾顯然是事件主導者所看重的。其次，為了適應“窮人”的需要，《每日郵報》的售價僅為半便士，打破了貴族和精英對于報紙的專屬局面，能最大限度地將普通民眾納入讀者群，群眾基礎廣泛。為了適應“忙人”的需要《每日郵報》堅持“解釋、簡潔、清晰”的原則，確保內容極具可讀性。此外，《每日郵報》的新聞對于民眾而言還有很強的真實性，這主要歸因于，《每日郵報》對一戰的報道。當時英國方面對國內實行消息封鎖，很多民眾不知道一戰的具體情況。只有《每日郵報》突破重圍，于1915年5月21日發表《炮彈的悲劇，肯來奈爾勛爵的嚴重錯誤》，將戰爭將領領導失誤、士兵挨餓作戰報道出來，在民眾心中留下好的印象，可信度高。

2、《每日郵報》的政黨立場堅定地偏向保守黨

    政治離不開傳媒，傳媒離不開政治。重大政治事件歷來都是傳媒的興奮點，傳媒也是重大政治事件得以廣布的載體。③而在政黨報刊時期，無論是黨報還是民間報刊都在意識形態領域帶有政治化氣息，黨派傾向十分鮮明；同時，各種政治勢力都會尋求或駕馭支持自己政治傾向的媒體，來進一步加強自己的政治權力。

    事實上，《每日郵報》當時的政治立場是偏向于保守黨的。從前面的敘述我們可以知道，《每日郵報》是在大選投票日四天前才公布此信的，但是，該信的副本在大選的二十天之前就由情報人員送到了報社。作為保守黨的支持者，在大選四天前公布此信件，最直接的結果是可以幫助保守黨獲得更多的選票。一方面，四天前公布可以避免因為事情過去太久，輿論慢慢回落，影響投票率；另一方面，四天的時間，即使工黨政府進行危機公關，也不能夠在如此短的時間將事件平息，而《每日郵報》也能夠利用這段時間，趁熱打鐵，將工黨政府徹底扳倒。結果證明，在《每日郵報》帶有立場的報道之下，通過報道的議程設置和導向化解讀“季諾維也夫信”，選民們的投票自然投向了保守黨，工黨選舉失敗下臺。

3、掩蓋政治目的，便于國際傳播

    有學者評價，“季諾維也夫信”事件是一個“成功的陰謀”。因為在現代史上，特別是在像英國這樣一個多年實行議會民主制的國家里，還很少見到一件通過偽造文件的手段來成功地達到重大政治目的的事例。④在英國，《每日郵報》作為一份廉價的大眾報紙，其政治目的性明顯沒有主流報紙《泰晤士報》強烈。作為“英國和社會忠實的讀者”的《泰晤士報》，不僅對本國，而且對全世界的政治、經濟、文化都具備非常大的影響。當時英國國內，因為《英蘇協定》中的“給蘇聯貸款”，原先的工黨和自由黨同盟瓦解，自由黨和保守黨達成共識，《泰晤士報》與后者的立場一致，若由《泰晤士報》發表此信，顯然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會被民眾認為這與美國的偽造信件事件的性質一樣，很難得到國內和國際的一致認可。因此，《每日郵報》真實可靠程度更高，并且能很好地隱藏該信件的政治目的，將焦點從調查信件的可靠性轉移到“赤色恐怖”上。同時，在破壞工黨選舉的同時，又獲得國際輿論的支持，形成反赤統一戰線。正如拿破侖所說的“報館一間，猶如聯軍一隊也”，道破了傳媒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結果表明，該信件經由《每日郵報》報道后，立即引起英國國內對蘇聯的擔憂，選民直接將選票投給了保守黨。隨著紅色恐慌的蔓延，資本主義國家對蘇聯的敵對情緒明顯加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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