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詩壇上的“俞伯牙與鐘子期”——讀梅堯臣《范饒州坐中客語食河豚魚》及歐陽修對其品評有感

在中國文學史上，歐陽修對梅堯臣詩歌進行的孜孜不倦的品評，造就了文學史上一個不可多得的詩壇美談，向人們演繹了品評與創作互動的良好態勢。本文試圖通過分析歐陽修對梅堯臣的《范饒州坐中客語食河豚魚》詩的品評來探討梅堯臣在開創宋詩題材向生活瑣事轉化的軌跡。
一、梅堯臣一生沉淪下潦，仕途上始終無法得志。河南主簿——這是他仕宦生涯里的第一次任官，而這第一次的主簿生活卻給他今后的生活留下了重要的影響。在往來洛陽期間，他結識了自己生活上乃至文學創作上的摯友——歐陽修，這位摯友在詩歌創作中給予他極大的鼓勵和影響，共同成就了詩壇上“歐梅”并稱的佳話。
景祐元年，梅堯臣知建德縣的任務發表，次年他到任。在建德縣他待了三年，就在他準備離開此地，返回汴京的時候，同是洛陽舊友的范仲淹約他到江西去同游廬山。在范仲淹席上，一位吃過河豚的朋友和他提到這個美味，就在當時的宴席之上，梅堯臣留下了一首有名的詩篇：

范饒州坐中客語食河豚魚
春洲生荻芽，春岸飛楊花，河豚當此時，貴不數魚蝦。
其狀已可怪，其毒亦莫加，忿腹若封豕，怒目猶吳蛙。
庖煎茍失所，入喉為鏌铘，若此喪軀體，何須資齒牙。
持問南方人，嘗護復矜夸，皆言美無度，誰謂死如麻。
我語不能屈，自思空咄嗟。退之來潮陽，始憚餐籠蛇，
子厚居柳州，而甘食蝦蟇，二物雖可憎，性命無舛差。
斯味曾不比，中藏禍無涯，甚美惡亦稱，此言誠可嘉。
                                                   ——《梅堯臣集編年校注》卷八

歐梅交往之深，除了表現在朋友間的關懷之外，更重要的是在對彼此詩歌的品評中所形成的一種亦師亦友的密切關系。這首《河豚魚》詩寫成之后，當時同在地方做官的歐陽修看到，馬上給予了極高的稱賞，他在《書梅圣俞河豚魚詩后》中寫到“予友梅圣俞于范饒州席上賦此《河豚魚》詩，余每體中不康，誦之數過，輒佳，亦屢書以示人為奇贈”。[《歐陽修全集》卷七十三]
梅堯臣轉都官員外郎時，在當時享有盛名的博學之士劉敞也曾這樣戲說梅堯臣和他的《河豚魚》詩“詩人有何水部，其后有張水部；鄭都官，復有梅都官。鄭有鷓鴣詩；梅有河肫詩，可為梅河豚耶？”[  江休復《江鄰幾雜志》]“梅河豚”這一稱呼即由此而得。這一則記載側面反映出《河豚魚》詩在當時所享有的聲譽。
歐陽修對于這一首《河豚魚》詩一直都十分欣賞，乃至在他退居汝陰之后，在他寫成的“集以資閑談”的《六一詩話》中仍孜孜不倦地記載“梅圣俞嘗于范希文席上賦《河豚魚》詩云：‘春洲生荻芽，春岸飛楊花。河豚當是時，貴不數魚蝦。’河豚常出于春暮，群游水上，食絮而肥。南人多與荻芽為羹，云最美。故知詩者謂只破題兩句，已道盡河豚好處。圣俞平生苦于吟詠，以閑遠古淡為意，故其構思極艱。此詩作于樽俎之間，筆力雄贍，頃刻而成，遂為絕唱”[ 《歐陽修全集》卷一百二十八]，他同時也將劉敞的戲說記載在冊。
經過歐陽修的這一番推崇，梅堯臣的《河豚魚》詩聲名遠播，“梅河豚”的雅號也開始傳聞開來。此后關于這首詩的論說不絕于耳[   參看周義敢、周雷編《梅堯臣資料匯編》（中華書局出版社，2007年出版）中有關于歷代人們對《河豚魚》詩的評論]，乃至形成一道眾口說河豚的奇異景象。
二、此后歷代有關于梅堯臣《河豚魚》詩的論說，大多不出歐陽修對于此詩的品評，由此可知，歐陽修的品評對于此詩有著極大的影響，然細究個中緣由，則是因為歐陽修對于梅堯臣相知之深的因素主導。正如王士禛在《梅氏詩略序》中所說的“蓋當慶歷、嘉佑極盛之時，圣俞之詩其貴重于世如此。世人但習謂歐陽子之言足以重圣俞，而不知圣俞當日雖浮湛下僚，能使公卿知之，特相知之深，莫如歐陽，而非歐陽子之言之足以重圣俞也”。[  王士禛《 蠺尾文集》卷七]
細讀歐陽修對于梅堯臣這一首《河豚魚》詩的品評，他給梅氏以及后來讀者兩個很重要的信息：
1、梅詩題材上的創新，即開始將一些日常生活瑣事——吃河豚，寫進詩中，打破了俗事不入詩歌的傳統。
歐陽修是一位具有革新意識的詩人，這從他后來領導的北宋詩文革新的活動中可以得到證實。當他看到自己的好友梅堯臣在詩歌創作中表露出這樣一種新鮮氣息的時候，他敏銳地覺察到了。于是他迫不及待地給自己的好友乃至身邊的人傳達這樣的信息。他的努力是積極而賣力的，“屢書以示人”來向別人傳達好友的詩歌創作。正是由于歐陽修這樣積極而賣力的大力稱揚，《河豚魚》詩乃至“梅河豚”在當時的詩壇上有著如此大的聲譽。
梅堯臣在宋詩發展史上一個很突出的貢獻即是改變了傳統的詩歌題材走向，將日常生活瑣事寫進詩里，從而帶來詩歌題材上的創新。然而，一位詩人是否有創新的意識，除了自身的努力外，外界因素的推動作用也是十分重要的。翻開梅堯臣所留存下來的詩集，在景祐五年（1038年）以前（梅堯臣于此年寫成《河豚魚》詩），梅堯臣的詩歌幾乎沒有涉及到日常生活瑣事這樣的題材，更多的是洛陽期間與友人們的同題共作以及酬唱之作，或是一些反映社會時政的詩篇，如他的一首很出名的《田家四時》詩即寫于往來洛陽期間。在景祐五年之后，梅堯臣詩集中開始陸續出現了有關于日常生活瑣事的詩篇，如作于慶歷五年（1045年）的《師厚云虱古未有詩邀予賦之》，將虱這種題材寫進了詩中；其后作于皇祐元年（1049年）的《八月九日晨興如廁有鴉啄蛆》，將烏鴉啄蛆這一事件寫進詩中。
從中可以看出，《河豚魚》詩是梅堯臣嘗試將日常生活瑣事寫進詩中的嘗試之作，在一定意義上說是此類題材的開篇之作。由此亦可以推測，這樣一種題材上的嘗試和改變，詩人是從一種無意識狀態逐步走到有意識而作的狀態，這其中的關鍵所在，應當說離不開歐陽修的品評，確切的說是離不開他對《河豚魚》詩的敏銳察覺后的稱揚。正是歐陽修對于《河豚魚》詩的品評激活了梅堯臣創作中的一根弦，從而使他大踏步地邁進開創宋詩新題材的舞臺。
2、梅詩在“平淡”風格之外具有的“雄贍”的藝術特色。
歐陽修自洛陽時與梅堯臣相識，在此后各自的仕宦生涯里，因為仕途的變遷，雖然沒有較多的相聚日子，但兩人卻在書信往來中將原有的情誼變得更加牢固。歐陽修一直是梅堯臣詩歌的忠實品評者，早在洛陽期間，歐梅之間就已有不少的詩歌唱和之作，同時也有不少的詩歌品評。
梅詩一直以來最受人重視的是其“平淡”的詩歌風格，這種風格的最初發現者和總結者便是歐陽修。然而，梅詩除了“平淡閑遠”的詩歌風格之外，還具有“雄贍”的藝術特色，這種特色的發現者同樣是歐陽修。事實上，梅詩中“雄贍”風格的體現并不是首次出現在《河豚魚》詩作中，在梅堯臣任河南主簿，與歐陽修的詩歌往來之作中就已有這樣的風格顯露了。如他描寫黃河洶涌澎湃之勢的《黃河》，以及爾后與歐陽修的唱和之作《依韻和歐陽永叔黃河八韻》，這些在描寫黃河的詩篇中就已經顯露了“雄贍”的風格特色。
此時歐陽修在品評《河豚魚》詩時，當他再次看到梅堯臣“雄贍”的藝術風格，作為一名忠實的品評者和具有極度敏銳覺察力的詩人，他再次向友人發出了這樣的信息，隨時都在努力地發掘梅詩的精華之處。
 
三、從以上的論述中可以知道，梅堯臣的《范饒州坐中客語食河豚魚》詩是梅堯臣嘗試將日常生活瑣事寫入詩中的開篇之作；而歐陽修對于這一首詩的大力稱揚與品評正是促成梅堯臣進行此類題材創新的外界推動者，這應該說是這首詩以及品評所具有的最為重要的價值所在。
 在藝術特色上，這一首詩除了具有歐陽修所指出的“雄贍”的風格之外，還具有以議論為詩的藝術特色。這同樣是宋詩的特色所在，但一直以來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批評，認為這是宋詩不及唐詩的地方之一。在梅堯臣的《河豚魚》詩中，除了歐陽修指出的開篇點題的四句之外，其他詩句在描寫河豚的美與惡并存中，梅堯臣大多是通過議論來進行的。如“若此喪軀體，何須資齒牙”、“斯味曾不比，中藏禍無涯，甚美惡亦稱，此言誠可嘉”等都是在議論中表明自己的立場，勸導人們不要因為貪戀美味而丟失了性命，其殷切之情甚為感人。然而這樣的藝術表現，卻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詩歌的美感，正如后人所評的“公許《河豚》詩為絕唱，惟首二語‘春洲生荻芽，春岸飛楊花’，差無可忝，馀則有韻之文耳”[  潘德輿《養一齋詩話》卷七]，“此詩絕佳者，實只首四句，馀皆詞費”[  陳衍《宋詩精華錄》卷一]。但是，“以議論為詩”正是宋詩的特色之一，亦是宋詩區別于唐詩的地方，梅堯臣之后的詩人都在一定程度上繼承了這一特點。從這一點上看，這也在一定程度上透露出梅堯臣是一個具有創新意識的詩人，他在開創宋詩新貌上的努力是應該得以肯定的。
最后，本文想通過對梅堯臣幾首以日常生活為題材的詩歌的比較，以便更加直觀地了解梅堯臣在開創宋詩題材向日常生活瑣事轉化的軌跡。

師厚云虱古未有詩邀予賦之
貧衣弊易垢，易垢少虱難，群處裳帶中，旅升裘領端。
藏跡詎可索，食血以自安，人世猶俯仰，爾生何足觀。
                           ——《梅堯臣集編年校注》卷十五

此詩作于慶歷五年（1045年），將虱寫進詩中，梅堯臣是第一人。在詩篇里，他將虱的嗜血特性表露無遺。此外，他還有《秀叔頭虱》和《捫虱得蚤》，分別作于慶歷六年（1046年）和慶歷七年（1047年），在短短三年時間里，梅堯臣嘗試將虱這一題材寫進詩里的詩作就達三首之多，足可見其對這一類題材具有很濃厚的興趣。

八月九日晨興如廁有鴉啄蛆
飛烏先日出，誰知彼雌雄，豈無腐鼠食，來啄穢廁蟲。
飽腹上高樹，跋觜噪西風，吉兇非予聞，臭惡在爾躬。
物靈必自潔，可以推始終。
                           ——《梅堯臣集編年校注》卷十九

此詩作于皇祐元年（1049年），在對虱進行了多篇的寫作之后，梅堯臣更嘗試將“烏鴉啄蛆”這一題材寫進詩里，將他人視為污穢之物的蛆帶入詩中，這樣的嘗試比起虱來說，其粗俗的程度有過之而無不及。

七月十六日赴庾直有懷
白日落我前，明月隨我后，流光如有情，徘徊上高柳。
高柳對寢亭，風影亂疏牖，我馬臥其傍，我仆倦搘肘。
寂寂重門扃，獨念家中婦，乳下兩小兒，夜夜啼向母。
問爺若個邊，天性已見厚。不嗟羈枕孤，不愧棲禽偶，
內有子相憶，外有月相守。何似長征人，沙塵聽刁斗。
                            ——《梅堯臣集編年校注》卷二十二

此詩作于皇祐四年（1052年），寫的是值夜之時對妻兒的想念，寫的瑣碎而情意深厚。是梅詩此類題材中寫得較成功的詩作。以上所錄詩篇所作時間均晚于《河豚魚》詩，在時間上是一個縱向的發展。三首詩都在一定程度上對所寫之物進行一番議論以表達詩作的主旨，但因為詩篇所涉及題材的凡庸程度不同，有的詩作缺乏情韻，藝術上并不是很成功，如《八月九日晨興如廁有鴉啄蛆》；有的詩作則將日常生活瑣事寫得饒有興味，很受人稱道，如《七月十六日赴庾直有懷》。這樣的現象的存在，是梅堯臣在嘗試創新的時候所付出的代價，但其意義則是開啟了宋詩題材向日常生活瑣事傾斜，帶動了后來的蘇軾、黃庭堅等一批詩人對日常生活的大力描摹，從而建構起宋詩自身所具有的獨特的藝術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