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開放空間服務能力的研究方法探索

 1 研究背景
我國城市化正處于快速發展階段，2011年底我國的城市化率已經達到51.27%[1]，城市人口已經超過總人口的一半。我國已進入城市社會，這一前所未有的城市化進程，給城市的發展帶來巨大機遇的同時，也對城市規劃和管理、社會穩定與安全、城市可持續發展等問題提出了嚴峻挑戰。對于城市來說，開放空間作為市民公共活動的主要空間承載主體，是最有可能成為社會矛盾減震器的城市實體空間，是滿足市民日益增長的生活需求的重要空間載體[2]，同時也是城市規劃管理部門通過空間資源調配而改善城市結構、提升城市服務能力的重要手段之一。
城市開放空間的供給應該以市民公共活動的需求為依據，但我國城市開放空間當前的供求關系并沒取得很好的均衡狀態。從供應角度看，當前城市開放空間的建設，往往以彰顯視覺效應的形象工程居多，忽略了市民的日常使用需求[3]。另一方面，隨著我國人口不斷向城市聚集，市民生活質量的提高，城市開放空間承擔著從形象工程走向更具平民化、多樣性和包容性的使命。
縱觀國內外關于城市開放空間的研究，已形成多學科交叉的研究領域[4]，但從宏觀到微觀一體化的角度來審視開放空間服務能力的研究尚未多見。因此，在對城市開放空間的研究成果基礎上，有必要建立起“宏觀-微觀”相結合，供應與需求相匹配的新的研究框架，來充分研究、規劃并建設城市開放空間，以發揮它最大的社會經濟效益。
2 相關研究情況
2.1 國外研究動態 學者們對城市開放空間的研究，經歷了從單純的美學考量到系統化建設，再從以環境保護為中心擴展到人文關懷和多元價值觀的歷程。開放空間概念被提出的初始時期，首先以美學為導向。如1843年利物浦建造的伯肯海德免費公園，目的是滿足市民的美學和游樂的需求。其次，進入20世紀的現代主義階段后，城市綠地系統性建設的概念被推崇，如佩里的鄰里單元和《雅典憲章》等。再次，第二次世界大戰，環境保護、人與自然的協調的觀點被慢慢提上議事日程，如衛星城概念和哥本哈根的指狀總體規劃。最后，從1960年代到現在，隨著人文關懷思想和多元價值觀在城市規劃中的地位的突顯，開放空間體系的多元化、層級化也成為相關研究的趨勢[4]。
近年來，學者們對城市開放空間的規劃方法大致可以分成兩類：供應導向法（Supply Approach）和需求導向法（Demand Approach）[5]。前者多見于宏觀研究，而后者則多用于微觀層面。這兩種研究方向有著比較明顯分野，而且兩者的組合研究在文獻中并不多見（表1）。
供應導向法一般以宏觀研究為主，多見于環境生態學、城市地理學領域，或在市區內關注開放空間服務的均等化。一般認為，理想的城市形態首先擁有高度的可達性[6]，通常以服務半徑來測度。這是以定量研究為主導，輔以定性判斷的研究方法。如Knox利用重力模型[7]、Talen等學者利用GIS技術、Hillier等用空間句法思考邏輯與軟件[8]，從不同的技術角度來評價開放空間的可達性和分布的公平性。隨著科學技術手段的不斷更新，如今大部分研究會選擇使用遙感信息、人口普查數據結合GIS等手段對開放空間的宏觀分布進行分析與評價[9]。
除此以外，用問卷調查的方法，也可以獲得開放空間宏觀分布的研究數據。但單純用問卷調查方式得出的結論說服力并不強。Giles-Corti等人利用問卷調查的方法，獲得開放空間的面積與對步行者的吸引力成正相關的結論[10]。但用類似的研究方法，Pasaogullari和Doratli則得出越分散的開放空間越容易被市民使用的結論[11]。這兩個研究結論并不矛盾，但在現實決策時就遇到兩難的問題：當一個區域內開放空間總面積一定時，采取集中布置的模式較優還是分散布置的模式較優？這個問題暫時還沒有答案。
雖然國外對開放空間的宏觀分布研究，在空間可達性方面已有很多建樹。但這些研究很少與現實情況進行交叉驗證，同時難以關注到社會的文化內涵信息。也就是說，可達性高的開放空間，是否具有更高的市民吸引力的問題，還尚待解決。
需求導向法一般以微觀研究為主，通過對開放空間的活動需求分析而進行空間供應。該研究導向一般對市區內的開放空間進行微觀形態的使用后評價（POE），通過政治經濟學、環境行為學與環境心理學等分析，同樣也特別關注空間的可達性。在微觀層面，一般認為，開放空間對任何經濟階層、年齡層次、行動能力的市民的心理和生理的可達，是公民的基本權利[12-16]。基于這個出發點，國外學者們紛紛批判后福特時代的“邊緣城市”、“消費城市”、“主題公園”等空間現象，對開放空間（也指公共空間）的紳士化、社會分層、碎片化等現象表達了強烈的不滿[17-19]。
環境行為學和環境心理學是需求導向法的核心研究方法。它是研究人與周邊物質環境之間的相互關系，探求決定環境性質的要素及其對生活質量的影響[20]。其核心觀點包括環境決定行為、人與環境相互作用、人與環境相互滲透等[5，21]。該方向的城市開放空間理想可以從城市設計理想中得以體現[22-26]。大量的相關研究表明，市民對城市開放空間的基本要求包括開放空間的總量、使用人群的多樣性、活動的多樣性、使用頻率高、維護經常化、設施多樣化等[5]。這個方向進一步的細化研究，催生了一系列的微觀環境的“通用設計”原則。這些各種版本的“通用設計”，是在公平的原則上，為社會的各種活動人群的基本需求，通過對開放空間微觀形態的改進，來滿足生理弱勢群體的與自然接觸、促進社會交往的需求[27]。
但需要指出的是，這種定性研究通常缺乏宏觀的視角，一般只關心開放空間內發生的活動，而難以在宏觀層面回答參與這些活動的人從何而來和因何而來的問題。
2.2 國內研究動態 相對國外學者來說，國內開放空間的研究一般選取國內城市作為實證研究對象，符合了開放空間研究應該尊重地方特色的規律。通過中國知網（www.cnki.net）搜索與開放空間（或開敞空間，在英語語境中，都叫Open Space）相關的關鍵詞，可以發現，我國學者已經關注開放空間的人性化設計、空間形態設計與城市規劃的相關引導（圖1）。從數量上看，我國學者多關注微觀層次的環境設計，而對其宏觀的分布研究相對較少，對國外相關研究的介紹也占了一定比例。
國內學者對開放空間的研究也存在著宏觀和微觀的分野。宏觀層面，我國學者一般以環境生態學、城市地理學等方面的研究為主。從城市生態學角度研究開放空間分布的，有以俞孔堅為首的學者[28]。他們研究廣義的開放空間，包括城郊生態綠地與市區生態用地的結合，主要關注宏觀的生態基礎設施布局。城市地理學方向則著重研究宏觀城市形態的歷史演進和動力，如馮健與周一星等人的相關研究[29]。對于面向市民活動的開放空間評價，一般以景觀園林方向的研究居多。這方面的研究也遵循著可達性的評價方法，探討綠地服務能力的空間差異（以模擬的服務半徑匡算服務范圍，評價面積、服務人口等指標）[30-32]。
值得一提的，是我國學者在研究開放空間的可達性時，已經關注并運用到國外較為先進的技術手段。如尹海偉[9]對城市開敞空間的可達性運用了四種不同的定量研究方法。如緩沖區分析法（buffer zone）、最小臨近距離分析、利用吸引力指數分析法（Gravity Index）、行進成本分析法等，皆運用了GIS軟件及SPSS統計分析，最后對這四種定量分析方法進行綜合分析并得出相對客觀的結論。
雖然這些學者都對開放空間的分布及服務能力的影響作出評價，但他們較少關注微觀的人的行為，也較少對開放空間周邊的土地使用性質和強度對開放空間的服務能力的影響作出相應的評價。
微觀層面，我國學者提出，城市空間的形態分析與環境行為研究應作為城市形態研究主要方法[33]。當前，我國環境行為學的研究相對比較薄弱[20]，多關注狹義的空間審美，但也不乏以環境行為學和環境心理學為基礎的使用后評價研究。如對某場地、某一特定人群的使用情況評價。從論文出處看，以碩士生論文或輔助設計案例居多[34-39]。
國內學者在微觀的開放空間評價中，已經運用國外較為流行的一些研究和分析方法。如運用訪談、問卷、直接觀察、文獻研究等方法，從環境行為學、環境心理學角度，運用SPSS軟件對研究對象進行剖析（包括景觀配置、服務設施建設、管理水平、年齡活動分區、面積需求、感受需求等）[40]。
雖然國內對開放空間服務質量的微觀研究已有一定的成果，但該方面的研究普遍系統性較弱，較少歸納空間的形態特征與其對行為模式的影響，缺乏宏觀視角和橫向比較。
2.3 小結 從中外對城市開放空間的研究現狀看，宏觀與微觀研究存在著明顯的分野。單純宏觀層面的研究雖能分析公共空間總體的分布、密度、服務半徑等內容，但難以反映社會文化的深層次內涵信息；單一微觀層面的研究雖能剖析開放空間的管理、不同人群的環境行為傾向等，但難以解釋開放空間與使用者的宏觀分布關系。
由于研究尺度欠缺完整性，當前大部分城市開放空間的研究內容缺乏從宏觀到微觀的連貫性，從而產生了“宏觀-微觀”一體化的研究需求，以更深刻地研究、理解和規劃城市開放空間。例如，城市開放空間的分布模式優化的議題，對于“小而密”和“大而疏”這兩種宏觀分布模式，哪種模式更能滿足市民日常使用的需求（圖2）？
同時，我國當前的社會、經濟、文化、制度等背景與西方發達國家的情況并不完全一樣。例如，西方學者普遍認為路邊咖啡館的形式可以有效增加開放空間的活力，但路邊咖啡館并非我國原生性的文化；我國城市的人口密度與城市土地的開發強度都與西方城市有著較大的差異；我國市民普遍喜歡在開放空間進行舞蹈、早操、踢毽子等集體活動，這也跟西方市民較為崇尚個體活動的習慣有差異。這意味著現在大量的以西方發達國家為基礎的研究，對但我國國情并不完全適用。由于現有文獻并沒完全解答“什么是適合我國市民生活需求的開放空間”的問題，所以若需要精細化的規劃、建設、管理我國城市開放空間，就必須通過本土化的實證研究，來建立我國自身的評價標準。
3 建立開放空間服務能力概念
現有的研究雖然在宏觀層面對開放空間的分布、在微觀層面對開放空間的形態等方面已經卓有成效，但宏觀研究與微觀研究各自為政，缺乏兩個空間層面的邏輯自洽。更具體的，開放空間的區位、面積、周邊用地的性質和開發強度等，形成了吸引市民活動的宏觀條件，各種人群因此對開放空間進行了第一次的選擇；這些特定的使用人群在實際的使用中，對開放空間的微觀形態提出了更具體的要求，同時也根據這些空間所提供的服務進行了第二輪的選擇。所以，有必要建立城市開放空間的“宏觀分布——人群活動——微觀形態”的一體化邏輯關系。
同時，對城市開放空間質量高低的評價，也應該建立相關的概念。借用道路服務能力的概念，可以從供求關系的角度出發，建立城市開放空間“服務能力”的概念，來綜合測量或評價城市開放空間的各方面要素的共同作用效果。
這里定義的開放空間的服務能力，應該指向開放空間對市民的活動需求的滿足程度。滿足的程度越高，則其服務能力越高。開放空間的服務能力是與它的形態和其容納的活動密切相關的。開放空間的宏觀形態（分布、區位、面積、性質等），決定了該開放空間所能吸引到的市民種類及其數量；而這些市民依托開放空間的微觀形態（面積、性質、設施、界面等），或主動或被動地進行日常活動。通過供求關系，可以得出城市開放空間的“形動”（形態與活動）耦合關系，從而形成“（宏觀）形態——（市民）活動——（微觀）形態”的開放空間服務能力的循環機制。
圍繞城市開放空間“服務能力”的概念，應用“形動”耦合多維度研究方法，可以對城市開放空間進行新視角的整合研究，其中包括以下四個方面：
3.1 建構開放空間服務能力的概念模型 根據演繹法的邏輯分析，在現有理論的基礎上建構開放空間服務能力的“形動”耦合概念模型，并應在現實世界提取典型數據或案例對概念模型進行驗證與修正。該概念模型是本文提出的開放空間“（宏觀）形態——（市民）活動——（微觀）形態”一體化研究的綜合體現。根據對已有研究和現實案例的初步分析，開放空間的宏觀分布對市民活動起誘導作用，同時市民的活動需求對開放空間的微觀形態提出具體的要求。開放空間的服務能力取決于它的空間形態，并支撐、吸引或排斥市民的活動。最終可以得出體現開放空間綜合服務能力的“形動”耦合概念模型（初步模型見圖3）。該概念模型的構建的關鍵，在于厘清形態與活動的各種特征之間的邏輯關系。
3.2 城市開放空間宏觀分布的模式研究 為了驗證概念模型，應從城市開放空間的宏觀布局進行實證研究，歸納總結城市開放空間宏觀分布的模式，并對各種模式對市民活動引導作用進行分析評價。在實證研究中，參考相關已有研究的經驗，根據不同分布形式、區位、面積的開放空間承載的社會活動具有差異的認識，該宏觀層面對開放空間進行城市形態、布局模式、人均面積、交通影響等多因子交叉研究和對比分析。
首先可以采用行進成本分析法，利用地理信息手段（如GIS、空間句法（Space Syntax）等）的工作平臺，對這些區域的可達性因子（如路網、常規公交和大運量公交等）進行疊加分析，得出被研究城市開放空間可達性的初步評價。再對開放空間周邊的用地性質與開發強度進行理論人均面積分析。這些評價應利用城市層面的宏觀數據，如最新的地形圖、公共交通新數據、城市規劃和人口統計數據等，最終得到對研究案例的城市開放空間的理論可達性進行系統的實證分析。
再次，可對典型開放空間進行使用后評價（POE）來得到研究對象的定性可達性評價。建議通過實地調查（城市形態分析、使用后評價、市民意向調查等），了解典型開放空間的具體面積、活動人群的構成、活動類型、出行習慣、市民總體滿意度等，運用語義差異分析（Semantic Differential）、多因子分析等方法，尋找典型開放空間的真實使用情況，并可驗證研究對象的理論可達性與現實可達性之間的關系。
同時，基于被研究城市的實際情況，對開放空間的分布模式進行分類總結。運用對比研究方法，對初步確定的“小而密”和“大而疏”的布局模式（圖2）進行橫向對比，找出該兩種模式的在空間形態和服務能力上的異同。用門檻分析的方法，可對各開放空間的活動內容進行橫向對比，分析不同開放空間中活動內容的差異情況，并與城市形態分析相結合分析原因。
3.3 厘清城市開放空間的微觀形態與市民活動的互動關系 概念模型還包括了城市開放空間微觀層面的形態與市民活動的互動關系探討。這里需要指出的是，該微觀層次研究所選擇的案例，應該與前面宏觀的研究對象有緊密的聯系，并應該是宏觀層面開放空間網絡中的幾個真實節點。只有在對研究對象的不同空間層次進行研究，才能保證該種多空間維度一體化研究的邏輯完整。
微觀層面應以實地調研和對比研究為主，對研究案例的典型開放空間的服務能力進行采樣田野調研，通過揭示實地研究對象的現象、特征和本質，豐富概念模型和理論框架，并對概念模型進行修正和深化。建議通過不同時段的實地調查，了解特定區位開放空間內市民群體的構成、活動類型、活動時長、對面積的需求、出行規律、總體滿意度、對各重要形態指標的期望值、滿意度等。通過環境行為學、環境心理學，運用生態位的分析方法，尋找特定時段、特定區位、特定人群對開放空間的形態要求及喜惡程度，驗證和揭示概念模型中的規律。同時，應找出當地市民喜愛的開放空間的形態特色，市民群體的估測和各群體活動對開放空間的要求，最終得出典型開放空間微觀服務能力的評價。可利用對比分析及門檻分析法，分析不同開放空間中的活動內容、時長及規模的差異情況，總結某些市民活動發生的特定原因（如面積門檻、設施支撐門檻、場地形狀門檻）等。
3.4 驗證概念模型，并提出提升開放空間服務能力的策略及途徑 根據宏觀和微觀兩個層面的實證研究，城市開放空間服務能力的“形動”概念模型隨之而得到修正。同時，根據對開放空間的宏觀、微觀研究結論，可以進一步總結出我國市民對開放空間的形態需求規律（包括宏觀分布模式和微觀布局模式）。根據開放空間服務能力的“形動”耦合概念模型，可以總結出城市開放空間設計的決策流程模型（初步模型見圖4）。
現實中，對既有城市開放空間的服務能力改善提出原則性建議，并對待開發地區的開放空間提出策略性指引。如某些開放空間的使用人群太少，其原因可能是硬質鋪地相對過分供給，可以通過改變硬軟質鋪地比例，適當縮小活動承載領域，或增加支撐活動的設施，以營造活力；某些開放空間過分擁擠，則可改變設施分布情況，以盡量滿足市民的基本需求為主。
4 結語
面對當前開放空間研究兩極分化的現狀，本文提出了一個較為完善的研究框架，在理論上提出城市開放空間服務能力的“形動”耦合模型，以實現邏輯完整的“（宏觀）形態——（市民）活動——（微觀）形態”城市開放空間服務能力的評價體系。本文同時對新的研究框架在研究方法與現實應用層面提出了相關建議。建議采用“自上而下”的實證研究和“自下而上”的實地研究相結合的方法，綜合運用城市形態的宏觀分析與微觀分析方法，定量與定性研究相結合，以實現對城市開放空間進行多維度的分析。
在我國特殊國情的背景下，該研究框架可以總結城市開放空間的形態與我國城市經濟活動、市民日常活動之間的關系，可為創造適合我國國情的開放空間提供重要依據。同時，在城鄉規劃中，該研究框架覆蓋了總體規劃層面的開放空間宏觀分布的內容，同時也關注詳細規劃中的微觀形態，可以為總體規劃與詳細規劃在城市開放空間的體系上取得較為完整銜接。
由于歷史文化、社會經濟、氣候等特征的差異，不同地方的人群對開放空間的需求并不完全一樣，在后續的研究中，本文建議以環境行為學和環境心理學為基礎的開放空間研究也需要尊重這個規律，應對不同經濟發展階段、文化背景、地域特色的研究對象進行類型化的研究，有助于建立基于地方特色的城市開放空間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