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發電企業成本管理的必要性

（一）鞏固“雙碳”進程

現如今，國際普遍面臨氣候變化和能源轉型升級的問題，中國作為負責任的大國，提出了“碳中和、碳達峰”（以下簡稱“雙碳”目標）的目標。構建有利于實現“雙碳”目標的電力結構，是實現推動傳統能源轉型，新型能源發展，促使產業結構調整，從資源依賴型向技術驅動型過渡的必由之路。

在“雙碳”目標的影響下，需要對清潔能源進行不斷探索，借助科學的成本核算方法，在傳統成本核算的基礎上，加入對環境成本概念，將其納入綜合成本的考慮范疇，能夠助力未來我國電力發展邁向“雙碳”時代。

（二）實現傳統發電變革過渡

隨著“雙碳”配套政策實施，中國碳排放交易市場的逐步完善，發電企業需要購買碳排放配額或支付超出配額的罰款。高能耗發電企業通常要購買碳排放權來滿足發電計劃，增加了發電成本。此外，政府出臺的各類節能減排政策和法規，包含限制高耗能企業的排放、提高可再生能源比例等。而我國火電裝機容量占比依然高達近50%，轉型壓力大，落后產能機組存在“生存難、改造難、發展難”的困境。因此，對發電企業進行成本管理，有利于幫助非清潔能源綠色轉型改造實現平穩過渡，幫助企業逐步實現變革。

（三）保障社會發展和人民生活

發電成本關乎了電力的終端定價，是決定電力供給側結構能否適應新時代電力發展需要的重要指標。我國作為電力消費大國，電力消費占全球近三分之一，而電力價格則遠低于全球水平。如何在調整電力結構的同時繼續穩定電力供應價格，從而保障社會生產定價和居民用電成本繼續居于高水平健康發展，破除西方通過環境問題來制約我國發展的意圖。因此我國需要對發電成本進行有效管理，以保證高效的工農業生產和居民工商用電需求。

二、行業發展現狀及成本核算體系

（一）發電行業發展現狀

近年來，中國電力結構發生了顯著變化，以推動實現“雙碳”目標為背景，電力系統正在從高碳向低碳、從以化石能源為主向以清潔能源為主的方向轉型。

1.傳統化石能源占比下降

2021年至2023年，煤電裝機比重從54.58%降至47.61%，發電量比重從65.5%降至58.40% 。盡管煤電的比例有所下降，但目前仍承擔接近60%的發電任務，在電力系統中占據重要地位，承接大部分頂峰任務，是電力系統穩定運行的關鍵。

2.風電和光伏為代表的新能源快速發展

2021-2023年，新增風電裝機容量為11286萬千瓦，新增光伏裝機容量為30293萬千瓦，分別占全國新增裝機容量的比重為20.76%和55.72%。近年來，多個大型風電和光伏基地項目的建設推動了新能源發電的規?；l展。

（二）發電成本核算體系

目前普遍采用平準化度電成本作為發電企業成本核算的核心指標。平準化度電成本LCOE（levelized cost of electricity ）作為一種核算工具，主要用于對比和評估不同區域、不同規模、不同投資額和不同技術的成本核算方法，因其大大增加了對發電成本預測的準確性，在國際上廣泛使用。

全生命周期成本主要包含了初始建設投資成本和總運營成本。對于全生命周期成本的核算，國外將其拆解成固定成本和變動成本，其中變動成本包含了燃料成本、稅務成本和排放成本；而國內主要采用的是對固定資產折舊導致的所得稅和固定資產殘值在成本中的意義，而忽略了環境成本相關指標，顯然無法滿足新時代適應“雙碳”目標的需求。因此，需要通過加入環境成本的核算標準，科學計量發電成本。

三、“雙碳”目標下我國發電企業成本管理分析

（一）發電成本總體情況

從現有發電成本以及對未來的預測來看。首先，天然氣作為現有成本最高的能源種類，其成本遠超其他類型，接近1.5—2.5倍，且預計在未來其成本與非化石能源的差距將進一步擴大至4倍。其次，煤炭同樣作為化石能源，隨著全球有限的煤炭資源開采和消耗伴隨的價格的上漲，其發電成本也將不斷上升，預計2060年將達到非化石能源的2—3倍。另外，水力發電作為非化石清潔能源的代表，未來發電成本降幅最為明顯，預計2040年將成為成本最低的類型。

（二）發電成本結構

發電企業成本采用全生命周期的視角進行分類可以分為初始投資成本、以及后續生產成本；本文通過“雙碳”視角，引入環境成本的概念，主要對相關企業繳納的相關稅費進行分析，主要涉及環保稅、資源稅以及碳排放處理成本。通過對如上成本結構的組合，整理數據如下：

1.發電初始投資成本結構

發電企業的初始投資成本主要由設備購置費用、建設用地費用、建設工程費用和并網費用組成，通過表3可知，水電初始投資成本最高，風電最低，主要原因是建設用地和建設工程費用較高，除此之外，設備購置費用是占比最高的費用，大約達到了總成本的50%。

初始投資成本還會影響生產成本中折舊費用的占比。

表1 不同發電類型工程建設初始投資成本

（來源：中電經緯電力建設決策參考）

2.發電生產、環境成本結構

發電企業的生產成本主要包括了折舊、燃料、維修、工資和福利、利息費用五部分，通過獲取發電上市公司年報信息，來匯總形成各費用金額和占比進行橫向對比；以及通過計算度電成本，比較各發電類型進行縱向對比，以此來分析不同發電類型內部的成本結構。

根據企業披露的年報和ESG報告，獲取資源稅和環保稅的金額，同時使用《中國二氧化碳捕集利用與封存（CCUS）年度報告》預測的數據，通過碳捕集成本與碳排放量相乘，來對碳排放成本進行計算。最后通過其分別在營業成本中的占比來衡量成本水平。

其中，碳捕集成本按239元/噸進行計算，其中清潔能源碳排放成本用負值表示，排放量通過發電量按照1kg/千瓦時進行計算。

（1）火力發電

從生產成本構成來看，燃料成本時火電企業的主要成本來源其占比近80%，是各發電類型中唯一包含燃料費用的發電形式；從環境成本構成來看，火電企業的碳排放成本理論上占比達到了50%。

表2 火電電力生產、環境成本結構

（來源：華能國際、華電國際、國電電力2023年年報及ESG報告）

（2）水力發電

從生產成本構成來看，水力發電成本主要集中在折舊費用，占比約70%，這是由于較高的初始投資成本產生較高的固定資產折舊費用。由于初期建設投入金額壓力大，體現為較高的負債表現，因此相對利息費用同樣較高，占比約10-20%；從環境成本構成來看，水電由于需要消耗水資源，因此資源稅占比相對略高，此外，水電擁有較強的減排優勢，其節省的碳排放成本對于自身成本的覆蓋率達到了接近200%，是十分優秀的清潔能源。

表3 水電電力生產、環保成本結構

（來源：華能水電、三峽水利、長江電力2023年年報及ESG報告）

（3）風力發電

在生產成本結構上，風力發電與水力發電基本一致；在環境成本結構上，風力發電同樣擁有對自身成本高覆蓋的減排能力，達到了100-200%。需要注意的是，在資源稅上，風力發電的代價更低，這是由于風力與水資源不同，其利用本身不會對環境造成額外的影響。

表4 風電電力生產、環保成本結構

（來源：節能風電、協和新能源、2023年年報及ESG報告）

（4）太陽能發電

太陽能發電平均度電成本為0.5元，通過對光伏發電項目成本的分析，可知初始投資成本在總成本的占比約為75%；生產成本占比約為24%，其中利息費用占比約為15%，其他運維成本和工資福利占比為9%；環境成本中，環保稅和資源稅占比低于1%，碳排放成本占比為-209.21%。

（三）現有成本結構和核算體系存在的問題

1.度電成本的衡量標準落后

度電成本目前僅作為生產水平的指標使用，未完全將環境成本相關指標納入。導致原有的核算體系無法接軌以“雙碳”目標為導向的綠色低碳轉型路線，企業的ESG報告僅提供排放當量，沒有考慮排放處理成本，導致其與財務報告的關聯度低。從企業的角度來看，企業未將排放成本計算量化，僅提供排放當量，是否存在忽略排放處理的問題？從投資者角度來看，由于無法掌握發電企業在“雙碳”政策的影響下如何應對日益增大的環境壓力，因此無法準確判斷企業未來的發展方向。

從火電為代表的傳統化石能源來看，全口徑的碳排放成本占比就達到了接近50%，低估了度電成本；對風、光、水電等清潔能源的清潔發電量計算，所得到減排數據來看，其環境成本對總成本的覆蓋率達到了100%-200%，高估了度電成本。

2.環境相關稅收征收標準過低

傳統化石能源與清潔能源企業，其環保和資源稅所占比約1%，過低的環境成本，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企業進行低碳改造的動力，并且帶來一系列諸如公平性、浪費和稅收政策信號失效的問題。首先，環境稅標準低將使一些在環保投入不足的企業在市場上占據優勢，導致競爭的不公平；其次，資源稅標準低將降低企業節省資源的代價，帶來資源的浪費；最后，稅率的不匹配將無法發揮稅收引導市場發展和傳遞市場信號的作用，無法傳遞政府引導低碳發展路線的強烈信號。

3.清潔能源存在債務系統性風險

與傳統化石能源相比，清潔能源的折舊、利息費用較高，主要是因為前期需要巨大投入，而能源基建融資的手段主要是通過國有資本，而隨著近年來政府化債的力度的不斷加大，在一定程度上難以維持清潔能源過去的快速擴張。因此，需要對清潔能源的系統性風險進行有效評估，實現科學、有效、健康的發展。

四、對策與建議

總的來說，在“雙碳”政策的引導下，我國的電力布局結構整體呈現轉型的態勢。從類型上來看，從原有火電占據絕對領導地位，到現在水電、光伏和風能逐漸發展替代了火電的份額，從新增速度和比率均遠遠超過火電；從發展趨勢來看，火電的不可替代性大大削弱，隨著煤炭、天然氣等化石能源的開采耗盡，以及提前布局可再生能源的進程，清潔能源，尤其是風電和光伏，將作為未來強力發展的發電類型，與之配套的工程也將持續發力推進。

其次，發電企業的成本結構，在“雙碳”目標的核算要求下，也將與過去截然不同。從結構組成上來看，可以分為兩種類型，一種是以煤電為代表的高度依賴燃料成本的可變成本主導類型，另一種是以清潔能源為核心的具有依賴前期投資的固定成本主導類型；從核算的方式來看，過去傳統化石能源與清潔能源，其環境成本曾被忽略，通過加入環境成本，能夠還原其真實的成本，適應當前的科學核算體系。

為此，我國的發電企業和政策制定者作為主導電力行業發展方向的重要角色，需要相應進行改進，以下針對不同角色，本文提供了相應的建議：

（一）發電企業

為了促進發電行業健康發展，實現國家“雙碳”目標，發電企業需要對發電結構、成本結構、成本核算體系進行有針對性的改進。

發電結構上，應兼顧成本和效益。結合現有以火電為主，水電和風電光伏為輔的能源結構，在完成“雙碳”目標的前提下，科學逐步推進“去火電”進程，發展風電和光伏，大力支持和投入新能源技術的研發和推廣應用，特別是提升風電、光伏發電的轉換效率，發展虛擬電廠和儲能技術，逐步替代火電調峰任務，解決新能源發展面臨的電力供給穩定性問題。

成本結構上，控制火電燃料成本，對機組運行任務進行科學的分配。針對行業特點計提固定資產折舊，按時及時對資產進行清算。對企業利息相關費用進行深入剖析，制定對負債償還的優先順序。

成本核算體系上，接軌國際，引入環境成本的指標，有機的聯系企業財務報告和ESG報告，使數據可以客觀反應當前“雙碳”目標下的改革進度，有利于投資者判斷以及企業自身可持續發展戰略的改進。同時需要聚焦生產環節中的關鍵核算指標，如燃料費用和折舊費用，

（二）政策制定者

加強政策支持與引導。政府應繼續完善碳排放交易機制，以及提供適當的經濟激勵和補貼，通過市場和計劃調控“兩張手”進行干預，鼓勵發電企業加快向清潔能源轉型。

對涉及環境的稅務進行改革，適應新時代低碳目標。完善市場機制，推動電力市場化改革，建立健全的清潔能源市場體系。

文章來源：  《商業觀察》   http://www.007hgw.com/w/jg/12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