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王安憶對兩性關系的詩意建構

男性和女性是造物主的恩賜，他們共同構成世界、繁衍生命，沒有兩性就沒有這個世界的生生不息。兩性世界的對立，卻是許久以來的社會事實。兩性由男女平等互助的伙伴關系，到男性對女性的極不平等的人身占有關系，帶動了人類各種關系的同質同構變化，出現了以性別等級制(即波伏娃所說的“第一性”、“第二性”)為起始的男權制的各種人際關系的統治等級制。在男性支配，女性從屬的兩性關系下，所有的社會和文明都是男權制的。男權制社會的遮蔽和壓制造成女性處于“他者”地位，喪失了自我意識與自我存在。性別的存在，性別的差異同人類的文明史比肩而立。兩性關系，日積月累年復一年地積淀在人類潛意識里和日常生活的性別觀念中，這種心理化和生活化的特征帶來了它與文學天然的聯系和親和力。女性與男性各自作為一個虛擬整體相對而言的關系狀況，是女性文學批評的核心和基礎，其理論資源是早期的西方女性主義，如何看待和闡釋女性整體與男性整體之間的關系，直接決定著批評話語的立場。
二
從丁玲、張愛玲，蕭紅等作家開始，女性文學就開始將男性設置成了配角，女性取代男性占據了兩性關系中的主導地位，如《莎菲女士的日記》、《金鎖記》等；到后來的張潔、林白、陳染等作家，更是企圖將男性從兩性世界中踢開，如《一個人的戰爭》、《私人生活》等。女性作家從追求兩性平等的良好愿望出發，卻自覺或不自覺闖進兩性對立的死角，暗自舉起女性主義的大旗。王安憶是在對當今女性的生存狀態以及兩性關系的理性關照中,保持著寬容的姿態少數的女性作家之一。她的女性書寫“很少單單從女性角度去考慮東西, 好象并不是想在里面解決一個女性的問題?！盵[[]王安憶．王安憶說[M]．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2003：79． ]]王安憶意識到女性問題的解決既不能用以一方征服另一方，以女性中心代替男性中心的方式去解決，承認“世界是男女共有的, 這是很平衡的生態, 偏哪一方都不行?！盵[[]王安憶．王安憶說[M]．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2003：79 ．]]這并不意味著王安憶是男權社會的維護者和辯護者。而是希望在女性獨立的同時,可與男性相互依靠，兩性可以和諧共存，共同發展。王安憶是一個理智的現實主義者，認為“我們生活在一個男性的世界里,包括語言、規范、制度,都是以男性眼光來設計的。女權主義就是想把這種狀況扭轉過來,而我個人還是順乎潮流的,幾千年歷史發展到這一步,不是某一個人的選擇,一定有其合理性,一男一女的偶合,我承認是合理的。”[[[]王安憶．王安憶說[M]．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2003．79．]]以順應的態度認識生活,認識男女兩性空間，竭力改變以男性為中心的文化和社會制度,從而達到改變男女兩性的社會性別關系,使兩性都能得到和諧全面的發展。
三
在小說《弟兄們》中，王安憶探討了在沒有婚姻、家庭、性愛的幫助和支援下,純粹的女性精神同盟可否維持。三位尋找精神獨立的女性暫時告別家庭，在寬松的校園生活中,互相啟發、彼此鼓勵,將各自真實的自我喚醒。為了突出自我，把自己命名為男性的“老大、老二、老三”，而將丈夫稱呼為“老大家的、老二家的、老三家的”?！八齻円蚰軘[脫男人而感到生存的滿足,并且在同性相處之中獲得了自我認識和肯定的體驗,這種具團結、平等、自由和發展特質的感情關系,是女性主義者極為重視的姊妹情誼。”[[[]陳順馨．中國現當代文學的敘事與性別[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97．]]但隨著畢業的到來,這種女性主體身份的精神歷險被迫中斷, 再熱烈的友誼、再自由的自我都無法側身于夫妻之間、母子之間。最先，老三在愛情和事業發展的兩難兼顧的處境的中，如大多數的女性一樣，選擇了愛情，隨夫去了農村。妻性完成了對女性的第一種解構。其次，老大有了孩子后，把孩子當作一個“全新的自我”。在孩子和女友老二之間，她最終選擇了孩子。母性完成了對女性的第二種解構。小說的結尾，堅守精神獨立的老二一個人痛苦的離去，標志著純粹的女性在現實生活中只能是一個孤獨的失語的存在。小說中看不到男性的主體地位,但他們的影響無處不在。女性同盟的失敗,是女性以自身為武器向男性進攻的失敗，也是女性模仿男性的失敗。也許這正是作者對男女互補的未來社會的暗示。
王安憶在對女性的自我意識和生命探求進行書寫的同時，并沒有否定男性的存在，而是希望雙性同構、同心，實現真正的男女平等。在她那細膩、憂傷、平緩的女性表述中，滲透的不只是對女性心靈的認可、同情、警醒和尊重，還有她對男性的充分理解、對兩性和諧共處理想的追求。在和臺灣作家李昂關于《婦女問題與婦女文學》的對話中，王安憶坦言“我的確沒有和男人作對的意思。在中國，男人的機會很少，他們也很難去發展。又要他們發展得好, 又要他們適應各種情況，要溫和，又要不失男子氣概, 還要滿足女性的各種要求, 那該多難!”[[[]王安憶．王安憶說[M]．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2003：38 ．]]。主張以兩性對話的積極姿態代替單性獨白。《崗上的世紀》中的李小琴與楊緒國開始是互相利用的關系：李小琴想通過楊緒國手中招工的權力得以返城，擺脫困境，而楊緒國看重的是李小琴青春誘人的身體。然而正是這兩人之間產生了愉悅完美的性愛。其中的女主人公一改張愛玲筆下女性的被動的地位, 她們與男性一起成了性活動中的參與者，在參與的過程中一起體驗生命的愉悅，不僅享受生命歡娛，而且成了性的啟蒙者與引導者。
創作于90年代的《香港的情與愛》講述了一對跟李小琴和楊緒國類似的關系，身處繁華都市的老魏與逢佳又是一對互有目的的情人，一個想找到出國的跳板，一個想享受中年之末的溫情。但與張愛玲的《傾城之戀》的流蘇和柳原的相互算計不同，王安憶讓男女雙方互相依賴，甚至于最后兩人之間竟有一絲脈脈溫情縈繞。在男性與女性無法運用語言達到真正溝通的情況下，王安憶選擇另一種方式——語言缺席的精神交流來構建二者之間的平等關系?！渡袷ゼ缐分袘鹂咽强梢院湍行杂型刃闹堑闹黧w，她以平等的姿態，成為項五一精神上的盟友。雖然在王安憶筆下許多女性對男性充滿了失望和怨恨,但從不就此拋棄他們。而是主動關懷男性，從而贏得男性對女性的支持。這一點在王安憶90 年代創作的《長恨歌》、《我愛比爾》等作品中得到了有力體現。人類生存的世界是由男人與女人構成的，陰陽兩性的和諧是人類共生共息的基礎，人類的最高情感也是通過兩性才能建構的。
《逐鹿中街》男女主人公由天作之合到天作之禍，“綿密不盡的日常生活其實早有十面埋伏；炊煙盡處，正是硝煙起時。千萬人家的啼笑因緣，原來是如此讓人哭笑不得?！盵[[]王德威．如此繁華[M]．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6：105．]]從陳傳青與古子銘婚后的控制與逃離，追與逃的悖論中可以看到，王安憶對兩性差別有著清醒的認識，“男人的理想是對外部世界的創造與責任，而女性的理想則是對內部天地的塑造和完善。就在男人依著社會給予的條件全面地發展的時候，女性只有一條心靈的縫隙可供發展。”[[[]王安憶．弟兄們[M]．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2001：263．]]情感對于男女兩性截然不同的人生意義，致使他們圍繞著家庭展開了一場注定要兩敗俱傷的性別之戰。雖然如此，王安憶仍執著于兩性和諧共存的理性思考, 她認為“女人雖然弱小, 卻很柔韌。最好還是男女攜起手來, 互相補充與配合”[[[]王安憶．王安憶說[M]．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2003：39 ．]]。
王安憶在《兩個69屆初中生的即興對話》中說過：“如果寫人不寫性，是不能全面表現人生的，也不能寫到人的核心，如果你真是一個嚴肅的有深度的作家，性這個問題是無法逃避的?！盵[[]王安憶，陳思和．兩個69屆初中生的即興對話[J]．上海文學，1988,（３）：78．]]從性愛的本體出發,王安憶把筆觸直接指向男女間的性愛生活?！叭龖佟敝械乃退?，兩個獨立的個體在尋求融合的過程中，既互為主體也互為客體，沒有哪一方是被動的承受者。在征服的過程中被征服，在統治的過程中被統治，在滿足他人需要的同時也滿足自身的需要，在認識他人的過程中也認識了自我。在智力或者體力斗智斗勇中，男女雙方獲得創造的愉悅。又如《米尼》中米尼與阿康之間的斗嘴說笑；《文革軼事》中的趙志國與大嫂胡迪菁在亭子間的你來我往，《長恨歌》中王琦瑤和康明遜的惺惺相惜，給彼此瑣屑平凡的日常生活帶來多少樂趣。
90年代后期以來，王安憶塑造了一系列質樸健壯，在艱難困頓的生活中有著繁茂旺盛生命力的平民女性形象?！陡黄肌分械母黄迹渡戏N紅菱下種藕》中的秧寶寶，《桃之夭夭》中的郁曉秋，她們是民間鄉土的，單純樸素，有著平民女性的生命力，她們從上海的弄堂和亭子間走出，走進棚戶區，街衢小巷，甚至走出上海，走向小鎮。王安憶的平民化書寫，意味著緊張的性別關系得到緩和，意味著女性寫作對男性形象的重新審視和塑造。《遍地裊雄》塑造的韓燕來是王安憶女性寫作中前所未有的形象，是她作品中“熟悉的陌生人”，這至少表明女性寫作在經歷了最初的激烈性別批判后對男性生存和生命的正視。
四
“上帝造人只有兩種，男人和女人，這決定了他們必須相依相偎才能維系這個世界……只有獲得和諧，這個世界才不至于傾斜，才能維系平衡狀態?！盵[[]遲子建．我的女性觀[M]．廣西民族出版社，2001：85．]]我國傳統文化中的太極圖形，其陰陽互生、化生萬物萬象的特征，體現了兩性關系這一歷史的訴求。莫羅阿說過：“沒有兩性的合作，絕沒有真正的文明。但兩性之間沒有對于異點的互相接受，對于不同的天性的互相尊重，也便沒有真正的兩性的合作。”[[[]張清華.中國新時期女性文學研究資料[Ｇ]．山東文藝出版社，2006：11．]]性別的差異不應該是壓迫和霸權的借口，男性和女性只有在相互欣賞、相互理解、取長補短、求同存異中，才能將人類的生存境遇提升到更完美的層次。兩性和諧是社會理想，同樣也是文學理想——達到兩性精神和心理的文化認同。作為消除性別歧視、結束對女性壓迫的社會運動以及隨之興起的思想文化領域革命的女性主義，其理想應當是建立一種新的、男女平等、和諧相處、自由發展、共同進步的社會關系。而一旦女性寫作把自己禁錮在二元對立的桎桔中，于女性自我主體性的確立，于男女之間性別關系的重建都沒有任何建設性的意義。因此，在承認性別差異、尊重個性的基礎上，尋求兩性與社會的和諧發展，才是建設性的真正可持續發展的女性主義。由此看來，在追尋理想的精神家園苦旅中，王安憶無疑邁出了穩健一步, 對改善人類生存狀態無疑具有重大的思想啟迪價值。無論是為自身解放，還是為追求真理，文學始終表現著最豐富、最精細、最生動的性別意識。伍爾芙在《一間自己的屋子》中反復強調“任何人若想寫作想到自己的性別就無救了”，“只要覺得自己是一個女人在那里說話，那她就無救了”[[[](英)弗吉尼亞·伍爾夫．一間自己的屋子[M]．王懷譯．三聯書店，1992：128．性寫作應該回避單一的性別視角，更多地描繪人類的普遍性——普遍的善、普遍的生存困惑、普遍的生命情感，從而超越性別的精神趨向而達到人類的認同。由此看來，在當下確立新的女性話語理論和模式，使女性不是處于自說自話的孤軍奮戰的狀態，力圖在文學藝術領域和社會文化領域實現陰陽和諧的圖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