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生態學視角下的《哈利·波特》

《哈利·波特》（Harry Potter）系列小說是英國女作家喬安妮·凱瑟琳·羅琳（Joanne Kathleen Rowling）的成名之作，在問世之后吸引了大量的成年讀者，也啟蒙了許多兒童讀者。在兒童或魔幻題材文學的領域中，稱得上是優秀的作品。它的出版不僅給羅琳帶來了名望與財富，也使得全球都刮起了一場魔法的熱潮，其譯本甚至有海地語、古希臘語等極小的語種版本，可見其受歡迎的程度。中國有著廣大的讀者群，《哈利·波特》系列在中國也吸引了眾多人的目光，豐富了這個背景文化迥然不同國度中青少年和成人們的精神世界，甚至改變了許多孩子的世界觀與價值觀，對于這一結果，譯者是功不可沒的。盡管，《哈利·波特》系列由于在商業上的巨大成功而在主流文化看來仍然是處于某種邊緣的位置，但是就翻譯方面的專門研究而言，它是一個值得注意的典范。

翻譯生態學是一個交叉學科的概念，許建忠在《翻譯生態學》中對其下的定義是：“就是將生態學的研究成果引入翻譯研究，將翻譯及其生態系統相聯系，并以其相互關系及其機理為研究對象進行探究，進而從生態學角度審視翻譯和翻譯研究，力求對翻譯中的多種現象進行剖析和解釋。”從翻譯技巧的角度來說，《哈利·波特》系列小說達到了極好的翻譯效果，不僅照顧到了理解能力和語言能力都處在弱勢地位的兒童，也滿足了想象力匱乏的成人的需要。不僅保留了許多原汁原味的英倫風格，又適應了中國人的語言習慣，是很有從生態學角度來觀照的必要的。

一、翻譯生態學與《哈利·波特》的譯介

二十世紀是一個翻譯理論發展得如火如荼的世紀，出現了林林總總的翻譯理論，翻譯生態學（Translation Ecology）在其中是較為年輕的一個新生學科，它是在生態學中對回歸自然的強調的大環境下產生的。最早是由英國的著名翻譯家米歇爾·克羅尼恩（Michael Cronin）在《翻譯與全球化》中提出來的，此觀點將原本屬于自然科學中的生態學理論引進了人文科學中的翻譯學來，克羅尼恩指出，翻譯是存在一個翻譯生態環境的，而譯者與這個環境產生互相作用，互相影響的過程就是翻譯。該理論一經提出，立即受到了翻譯批評界的重視。中國的許建忠則著有《翻譯生態學》對克羅尼恩的理論進行了進一步的闡釋與擴展，詳細介紹了何為翻譯的生態結構、生態功能等等，翻譯不再是一個主觀的，個別的行為，而是可以被當作自然科學的研究對象來進行統計、檢測、判斷、評估的客觀的，集體的行為，而且是一種可以被矯正，從而達到一種理想的，協調的境界的行為。可以說，克羅尼恩的理論擴大了翻譯者們的研究視野和研究范圍。

翻譯生態學強調的是翻譯的本體，也就是譯者與翻譯生態環境之間的關系。因此環境便是一個極為重要的概念。在《哈利·波特》系列小說的中文譯介中，譯者面臨的環境也有所區別。首先，《哈利·波特》并不是在短時間內寫成的，羅琳從1998年開始發表《哈利·波特與魔法石》，當時她本人并沒有對小說的受眾有清晰的定位，而出版商的計劃則是針對九到十五歲的青少年，而羅琳本人則是有著獻給自己女兒的想法，并且打算隨著小說主人公哈利和自己女兒的成長，在小說中逐漸增加黑暗色彩的描寫。到小說的最后一部《哈利·波特與死亡圣器》發表時，已經過去了整整十一年。對于譯者來說，這十一年中的環境變動也是存在的。譯者的變動是最明顯的影響小說翻譯的因素。例如，在原來的第三部《哈利·波特與阿茲卡班的囚徒》中，譯者是鄭須彌，而其余幾冊的譯者都為馬愛農、馬愛新姐妹，鄭氏較為喜歡用直譯，而馬氏姐妹則更傾向于用兒童更容易理解的方式來表達。后來由于鄭須彌合同到期的緣故，在再版時索性由馬氏姐妹重新翻譯第三部，以取得風格上的統一，順便可以修訂鄭版中不夠準確的地方。而有的地方因為讀者已經形成了習慣，只能將錯就錯。以第三部中的關鍵人物小天狼星布萊克（Sirius Black）為例，布萊克家族是老牌的魔法界貴族，體現在命名上就是喜歡用星座的名字為家庭成員命名，而Sirius正是天狼星之意，也與小天狼星本人喜歡變成大狗相呼應。鄭氏之所以在前面加“小”受的是在第一部《哈利·波特與魔法石》中人們稱他為“Young Sirius Black”（為了區別于小天狼星的太爺，同名的天狼星）的影響，而在第三部中young字實際上已經沒有了，但是鄭版還是將這一稱呼延續了下來。由于讀者都已存在思維定勢，于是馬氏姐妹不再改動。這種對于讀者心理的遷就其實就是適應翻譯生態的具體表現之一。

二、《哈利·波特》與翻譯生態平衡

在翻譯生態學理論中，翻譯活動是和生態環境的具體運動規律和機理息息相關的，那么正如生物圈中，各種生物在生生不息間應該達到一種平衡一樣，在翻譯活動中也要尋找一種翻譯生態平衡，好的翻譯作品就是能達到生態平衡的作品，翻譯中的各類因素都處在一種良好而有序的位置上，并且在翻譯活動結束之后，翻譯生態平衡還處在一個可持續發展的狀態。而最起碼的平衡，便是作者縮寫的原文—譯者—讀者所接受的譯文三者之間的平衡。同樣是將《哈利·波特》翻譯為中文，大陸地區的人民文學出版社譯本（以下簡稱大陸譯本）和臺灣地區的皇冠出版文化有限公司譯本（以下簡稱臺灣譯本）就有一定的區別，這種區別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兩邊的翻譯生態不同造成的。

雖然都是中文，但是各地的語言習慣與意識形態存在些微的差異。以人名翻譯而論，大陸譯本體現了大陸在五千年古國文化中較為保守的一面，幾乎全部采用音譯，中規中矩，但是也失落原文中羅琳想達到的附著在姓名中的暗示效果。而臺灣譯本則顯得更為活潑自由，體現了臺灣地區更為開放的一面。例如在哈利的小對頭德拉科·馬爾福（Draco Malfoy）的名字翻譯中，Draco在拉丁語中有蛇的含義，而德拉科正是以蛇為象征的斯萊特林學院中的代表人物，愿意追隨與蛇有千絲萬縷聯系的伏地魔，對于哈利則處處挑釁。而Malfoy則來自于拉丁語中的“maleficus”，意為邪惡，在古法語中則有背信棄義的含義，而德拉科的父親盧修斯·馬爾福確實是一個背信棄義的人。而在馬爾福一家中，德拉科的父親和母親也都追隨伏地魔，與哈利等正面人物為敵，是頗為邪惡的反面人物。臺灣譯本將他的名字翻譯為“拽哥·馬份”，在臺灣文化中“拽”是一個婦孺皆知的詞匯，用來形容一個人高傲自大，這是充分符合當地的翻譯生態環境的，拽哥無疑是體現了德拉科自恃是貴族富裕家庭，經常瞧不起貧窮的羅恩和麻瓜出身的赫敏這一特點，馬份的姓也充滿了幽默感。但是值得指出的是，臺灣譯本又未免失之輕佻，德拉科并不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反面人物，馬份的姓氏很難讓人聯想到他最引以為傲的貴族血統，實際上也沒將原文中的文化含義表現出來。

三、《哈利·波特》中的譯者主體性

譯者在翻譯活動中居于主導位置，是將作為無機物的原文變成有機物的譯文的人，譯者的主體性在翻譯生態環境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以小說中的重要人物鄧布利多校長第一次出現的時候對他的描寫為例，原文為：“He was tall, thin and very old, judging by the silver of his hair and beard, which were both long enough to tuck into his belt. ”當時并沒交代鄧布利多的身份與和主人公的敵我關系，因此原文只是客觀地介紹了他的老邁。對此大陸版的譯文是：“他個子瘦高，銀發和銀須長到都能夠塞到腰帶里了，憑這一點就可以斷定他年紀已經很大了。”整句較為通順流暢，而臺灣版的譯文是：“他又高又瘦，而且非常老，這是從他那銀白閃亮，長的足以塞進腰帶的頭發和胡須來判斷。”可以看出臺版的翻譯腔較為濃重，無論是個別的字詞，如“and”一定要翻譯成“而且”，還是語序，如將“長的足以……”一句根據英文中的從句順序放到句末一樣。可見對于同樣的一句話，譯者可以發揮自己的主體性，在翻譯時選擇意譯或直譯，選擇更為流暢的中文表達抑或是更接近原文的翻譯腔。

從《哈利·波特》在中國傳播的深度與廣度不難看出，它的翻譯是成功的，這是一個翻譯生態學上的典范。一方面，它證明了這是一本可以在恰當的適應與選擇后，被納入翻譯生態環境中進行翻譯的文本，另一方面，它也證明了翻譯生態學在譯介兒童文學時自身的可行性與適用性。在這個全球化不斷深入的世界，優秀的文學作品之間的交流只會越來越頻繁，而翻譯生態環境的變化也會越來越頻繁，從翻譯生態學的角度來研究和分析譯者的翻譯活動，將為日后翻譯研究者的實踐與理論研究提供新的思路。

【參考文獻】

1. 許建忠．翻譯生態學[M]．北京：中國三峽出版社，2009：288．

2. 劉愛華.生態視角翻譯研究考辨——“生態翻譯學”與“翻譯生態學”面對面[J]. 西安外國語大學學報,2010(1):75-78.

3. 劉國兵.翻譯生態學視角下的譯者主體性研究[J].外語教學,2011(3):97-100.

本文來源：http://www.007hgw.com/w/zw/1534.html  《芒種》